我的香港朋友

　　派蒂是我多年前在香港相识的朋友。前些日子听说她患了肺癌，而且病得很重，我心里顿时有种非常痛楚的感觉。
　　我离开中国不久，就进入香港一家英国人的出版社工作，认识了十几个朋友，有秘书、编辑、美术设计、摄影师、广告营业员。做秘书的派蒂就是其中一个。
　　刚到香港，我的英语口语不敷使用。记得有次我在影印文件，老板连纳汉过来，指着其中一份问我，可否帮他做一份拷贝。我一时听不懂，脸红红的请他“再说一遍”。生活中的广东话更加难懂，购物，吃饭都不容易。回想起来，那时我身受的压力远大于自己所能正确感受的程度。
　　我没有灰心、彷徨。因为身边的朋友们对我太好了。我感到的不是压力，而是令人欢喜又激昂的挑战。这麽多年轻、热忱的朋友都真诚地接纳我，指点我，同时也尊重我，倾听我。大家的语言沟通虽然暂时不甚通畅，文化教育背景和家庭出身也各不相同。但是维系其间自有一种纯真的情感。这是弥足珍贵的记忆。
　　时间推移，阅人渐多，我具体而微地感受到了真正的同一祖先、民族的同胞之爱。不经过这样一层经验，字面上的同胞爱是难以理解的。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很快接受了非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启蒙，进入了新的生活状态。工作之余，我听学广东话的录音带，还登广告找了一个美国人帮我补英文，忙忙碌碌挺起劲的。
　　第一次吃饭是在“新世界中心”的“韩苑”。榻榻米上的小桌子堆满了各种小菜的碟子，使我很惊讶。我们去赤柱烧烤、浅水湾游泳、大笪地宵夜、深井吃烧鹅、苏浙同乡会吃江浙菜、香港大酒店的圣诞大餐、大屿山的鲜奶、宝莲寺求签、喜万年饮茶、六国饭店午餐、波士顿锯扒、山顶旋转餐厅自助餐……。我逐渐能开口说话，而且知道游泳要涂防晒油，扒独木舟时脚上要穿旧波鞋，对这样的生活习以为常。
　　我老实不客气地接受过朋友们无数次的款待。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後我才意识到，他们是有意在安排我通过游戏消遣来适应环境。我们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去吃饭、饮茶、游水、烧烤、扒艇、扒独木舟、打壁球。所有开支都由他们合出，我木然无知，只是开怀享受。玩是享受，谈天说地也是享受。
　　在游遍香港、九龙、新界的同时，朋友们开始对我介绍的中国风景发生兴趣。我们决定北上，到北京去。派蒂、雷贝卡、萝云和丹尼、安卡和仙蒂、阿昌，当然还有我，还有我当时留在国内的太太宁娜。我们在杭州会合，游览西湖，然後搭夜船到苏州，再游无锡、南京，接着就到了北京。我们欣赏故宫的奇珍异宝；在长城边排队从一架小梯子轮流爬到一头骆驼的背上拍照片；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之中我们一起徒步走过冰冻的昆明湖，从石舫直达铜牛；吃烤鸭；涮羊肉；放焰火。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在旅馆里玩估（猜）戏名的游戏。
　　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大家分成两边。由一边的人先秘密商定一个电影名，或者书名、人名。然後各人轮流出场，不得开口，仅用动作表达这部电影（或书、人）名称中的某些特别之处。另一边的人则仔细观察，猜测名称。一个一个表演下来，直到猜出为止。
　　虽然大家从小受的教育、用的方（语）言、看的影剧书刊都不同，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游戏我们玩得很成功，也很精彩。所有的戏名都在欢笑之中猜了出来。连语言几乎完全不通，第一次和大家相处的宁娜也玩得很投入。我想，原因就在我们有相同的历史文化根源，使得我们的共同点在游戏中都凸现了出来。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朋友们对于大陆游的兴趣浓厚起来。不久，派蒂、阿珍、雷贝卡、唐娜、芬妮等人都成了大陆通，数次游玩了杭州、南京、黄山。後来还去了张家界、九寨沟等地。他们不但成了我全家的朋友，连我在国内的朋友也领略了我的香港朋友们的热情。好友陈君经港赴美读书，在香港的日子就深为朋友们的招待而感动。那次我们去西贡扒独木舟，照片中站在前排穿三点式泳衣的娇小女孩子就是派蒂。
　　後来我换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不打壁球改打网球，有了新的朋友。但是，来往最多的还是老朋友。我先後写了两本书，出版时都在第一时间请来老朋友们吃饭庆祝。我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把故事讲给大家听，陶醉在大家的赞美中。他们是我在这个公开的世界上第一次结识的朋友。我们自然就成了兄弟姊妹。那些在一起的日子，真是快乐得难以描绘。
　　几年以后，宁娜带着我们的孩子福儿来香港，小家庭终于要去美国了。最後两个星期，朋友们非常仔细地安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何时去何处，三餐何地吃何物都排得清清楚楚。大家都为我们动用了自己的假期。难得的机会，宝贵的时间，一切交给他们安排顺理成章。因为在香港，他们就是我的直系亲属。那两个星期里，福儿和朋友们的孩子们玩得昏天黑地。大人们则在一边谈着说不完的话题，一切都沁润着温馨的情意。
　　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雷贝卡来过美国好几次了。阿珍来过；萝云和丹尼全家移民加拿大，来过纽约两次；莉安娜不但人到了美国，还成了我们的邻居；阿格莎和茱莉安妮也在加拿大，感觉上很近。宁娜和我讲过好几次了：派蒂该来了吧？
　　朋友之中，小小的派蒂不是太引人注目的一个。她有时抽烟，爱去澳门玩，一直是独身。我只知道她家境不是顶宽，老母亲尚健在。为了商量一件什麽事情，我和她单独吃过一餐饭。宁娜记得，我们离港赴美的机票是派蒂买的。有次我们去大屿山玩，下了轮渡等巴士的时候，派蒂和一对外国游客在一边谈得很起劲，眉飞色舞，声线低低的，在我脑中留下了一个很可爱的剪影。
　　朋友的定义太多。我只知道，世界上匆匆来去的人们有接触，就会产生友情，还可以成为清峻高洁的朋友。随着岁月推移，其间自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牵记、依恋存在。到一定的时候，生活就会提醒我们：毋忘老友！
　　数一下我在海外的朋友，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人数几乎相等。我有一种很个人的感觉：来自大陆和台湾的青年身上共性很多，都不及香港青年的容易相交。香港的知识青年见识广，为人相对的平稳宽厚。遇到大事，他们就显露出直率、单纯的另一面来。许多当年对天安门事件处置表示过不满的香港青年，在中国遭受天灾时立即踊跃捐款赈灾；我的朋友陈毓祥（那时他是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为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更不惜以身相殉，就是例子。
　　我出身清寒家庭，从小离开父母，和祖父母相依为命。来到香港，生活骤然变化，我目迷五色。但是过渡得很从容。原因就是我身边有这麽一群恬淡自重的朋友。他们的单纯、慷慨常提醒我毋忘自己的过去，也影响我的未来。
　　大千世界之中，个人渺小得很。渺小的个人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喜乐哀怒。生活中能够得到这麽多朋友的关爱，真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迄今，当年的往事依然在我脑中经常浮现。同理，今天病中的派蒂，你可感受到朋友们对你的关注、思念？
　　在这里，我想告诉派蒂一个小小的秘密。在我写出这行字以前，这个秘密只有宁娜和我两人知道：几年前，我发现自己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小小的瘤。那时我在做生意，全家没有医疗保险，生意初起时特别困难。所以这事我连宁娜也不敢告诉，一个人渡过了一段很黑暗的时期。我不去看医生，怕医生会告诉我不好的消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决心不理它。从书上看到，颈部的瘤一年之内不变，就不会是恶性的。祗有我才知道，一年可以有这麽长。
　　我渡过了黑暗。
　　生命之中苦难太多。我们如何寻找解脱？
　　下围棋有中盘认输；打一场球，如果前面输得太多，眼看赢不回来了，有人会索性放弃，输掉这一盘算了；拿一张纸写信，写了几行，错了个字，涂掉，又错了字。这时，有人会干脆把信纸揉成一团扔掉。
　　球输了还有下一场比赛。信纸揉了可以重写。唯有生命不同。因为生命祗有一次。派蒂，你要听我的话，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和命运搏斗。
　　早几年我在纽约认识一个也是从香港来的女孩子。她突然下肢瘫痪，连给邓朴方治病的医生也治不好她。她并不气馁。果然，旧金山来的一位无名老中医将她的病治好了。方法是人人皆知的气功。她表演给我看，一面深呼吸，一面在地上打滚。据说她眼前不停出现幻象，但是病真的就此好了。
　　我听过画家徐希讲他目睹北京奇人张宝胜的故事。那些意念搬运、隔瓶取物的怪事徐希都亲眼见过。最使我动心的是特异功能的治病。书上、报上的这类报导我从来不信。但是徐希的故事我愿意全信。我想到，这些出世的现象存在，不是使人们在科学的西医和传统的中医间，又多了一些机会？
　　派蒂，人家有机会。你也有机会！
　　你一定看过《鹿鼎记》。韦小宝和康熙皇帝小玄子为了打败满洲第一勇士鳌拜，一面有三十个人拉手搬脚用无赖手段围攻，更有韦小宝对敌人眼睛撒香灰，小玄子在背後偷偷动刀子，终于大功告成。为了治病，可以看中医、西医，也可以求神拜佛，求仙水求特异功能，练瑜珈气功。派蒂，你是在打仗。你的对手是命运。命运既然捉摸不定，你就要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朋友们都在关注着你这个正和命运搏杀的小小女战士。
　　派蒂，你一定要勇敢。战胜了病魔，就来美国玩。我们给你买机票。
　　（按：这封给派蒂写的信曾经在报上发表。派蒂的病情后来得到控制，多年未再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