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印度知识精英刻骨铭心的中国政策

令印度知识精英刻骨铭心的中国政策

环球时报　

90年代初，英国人西格尔最早提出印度将超越中国，他的理由就是---在印度，民主、法制基本是一种宗教式信仰，凡是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在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谈得最多的是印度相对中国具有制度上的优势，印度虽然没有中国已经具备的有利环境，但是印度拥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他们推断的结论是---印度必将会超过中国。

但是十几年之后，印度《商业周刊》记者曼吉特在中国上海呆了两天，这是她的第一次的上海之行。她是这样描写中国上海的：“上海横跨了黄浦江，宛如鸟的翅膀上的闪亮的羽毛。在我所住下的美丽的街道前面，国际会议中心屹立着，还有原来的殖民者的建筑，亮闪闪的玻璃，还有花岗岩的塔立在远处。想象一下纽约、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么景象，上海比这个还漂亮。这是我最持久的印象---一个国家正在腾飞。你不看到这些，你不会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曼吉特就在孟买生活工作，她说：“孟买是破旧、肮脏的”。她希望孟买可以变成上海的模样。


印度国民的感受

一位普通的印度人阿尼尔说：“中国的情况比印度好，我们没有必要吹捧自己的可笑的政治。我们总是在扯淡，我们生活在绝望中”。

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任何一项政策与加速的民主进程不相协调，”

“现在有些人一味强调印度民主制度的优势，说得好听是无知，如果说得不好听是有意误导，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响中国选择某种模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博士说。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更加直白：“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过去50年没有起大的作用，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今后50年会起比较大的作用？今后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能有什么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在中印两国的比较中，我们已经不能回避印度的民主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正优势”还是“负优势”？


开放还是封闭

据说“德里”一词来自波斯文，意为“门槛”之意。德里的标志性建筑是“印度门”，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9万印度士兵而建。“印度门”是印度被殖民统治200年蒙受耻辱的历史见证。常听到有人说外资难入“印度门”，因为“门槛”太高和路上的荆棘令投资者裹足不前。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记者看见两家麦当劳店，有一家在名为安萨尔的购物中心的一层，晚上7点多，正是印度人的吃饭时间，整条街道备拥挤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麦当劳分店生意兴隆。这家麦当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麦当劳从设计到装潢别无两样，但是这里绝无可能买到牛肉汉堡“巨无霸”的。墙壁上“本店不售任何牛肉或牛肉制品”的警示赫然醒目。直到此时才会顿悟：这里是印度！

麦当劳不卖牛肉汉堡卖什么？印度的麦当劳卖羊肉和鸡肉汉堡！麦当劳在世界各地的30000多家分店，唯有印度分店不出售牛肉制品！麦当劳已经本地化了。在印度，印度教人口占总人口的83%，印度教奉牛为神灵；印度还有大约140万穆斯林，所以猪肉食品也只能从食品配料中删除。目前，麦当劳在德里和孟买开设了20多家分店，单从数字上看，似乎与全球第二人口大国这一地位不相称。麦当劳制定了庞大的扩张计划，准备将在印度开设的分店增加到80家！事实上并非容易，在收获利润的同时，麦当劳也承担着风险--民族、宗教、文化的对抗。

2001年5月，约500名示威者分别德里、孟买的几家麦当劳餐厅前举行抗议。示威者抗议麦当劳制作炸薯条的食用油中含有牛肉调味成分，他们包围了麦当劳设在新德里的总部，向麦当劳餐厅投掷牛粪块，并洗劫了孟买一家麦当劳连锁店。他们还要求瓦杰帕伊总理下令关闭印度国内所有的麦当劳连锁店。一个月后，美国麦当劳公司宣布将向印度教徒、素食主义者和其他一些相关组织赔偿 1000万美元。

尽管如此，麦当劳要比他的竞争对手肯德鸡幸运。记者在德里和孟买没有看见一家肯德基。据当地人说，因为肯德基用死鸡制作食品，致使印度法院判决肯德基在停业。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最后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面临着被关闭的厄运。

透过麦当劳和肯德基在印度的境遇，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对外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在印度的投资者中，有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利润算得上可观却知难而退；有执着者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几进几出“印度门”却不肯轻言放弃；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那些干了几年、到头来只落得血本无归者。很多外资投资者抱怨，印度政府对外资企业征收的高额税收、实行的投资限制以及在相关法律方面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再加上各级政府中普遍盛行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印度市场犹如一张梦幻中的大饼，可望而不可及。

对有关印度是一个“不开放的国家”的说法，印度人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如果说十年前印度的经济市场是封闭的我们承认，那是政府采取了措施保护印度的民族工业，对外来产品征收很高的关税。而现在已经降低了关税。


比较中印两国银行

最近，在中印两国比较中，一种被人们不能质疑的观点认为，印度的银行盈利能力强，银行资产优于中国，有力的证据是印度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有中国的一半。据印度《贸易标准报》3月4日报道，1996-2001年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为39%，而世界银行平均年利润增长率为18%，中国只有3%，印度银行的年利润增长率世界最高，更加证明了印度银行的资产质量优于中国的论断。

一次，中国记者在机场等待飞机，看到候机厅有花旗银行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发放招揽广告，就顺手拿了一份印制精美的宣传册。巧的是采访印度之前，这位记者曾向北京花旗银行分行申请信用卡，但被告知必须在银行存有2.5万美元才可以开户申请。（见鬼！随便问一个美国人的账户，有2500美金就不错了！）花旗银行在印度可以经营卢比业务，令人吃惊。花旗银行不仅可以在印度做个人储蓄、卢比贷款以及个人金融服务，还可以对公司做商业贷款以及个人住房分期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为10年。

工作人员说：“我们在说服人们来我们这里开户。我们规定只要有1000卢比（相当于人均月收入1/5），也就是22美元就可以开一个户。我们向用户提供多项银行服务，也可以在自动提款机上提款。”花旗银行认为，发展中的金融市场比已经成熟的市场发展速度至少快一倍，这些市场拥有更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们把宝押在了这些市场上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花旗银行在印度已经开始赢利，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更令人惊讶的是卢比贷款年利率定价13-14%，存款91-180天利率3.50%；366-729天利率为4.00%。贷款和存款利差如此之大远远超出中国。心中不免慨叹，资本的嘴脸暴露无遗，吸血的外资银行！但是，当询问印度朋友才感到并非如此。朋友告知：“要不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竞争的加剧，印度银行的利率更高！”

对印度金融以及银行体系有着深入研究的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文富德教授告诉记者，印度银行坏账少不能不看其历史原因。他介绍说，印度储备银行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对银行实行相当严格的控制。首先是规定各家银行的50%的存款要购买政府债券，由政府发放到指定的领域，比如特定行业以及农业部门等；其次是，长期以来印度银行的准备金率在15%左右；最后，银行所能支配的只剩35%左右的贷款余地，其中的40%还规定了优先发放的领域，比如出口等，规定优惠利率在7%左右。文富德教授说：“它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好处是减少了金融风险；坏处是商业银行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发放贷款，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致使经济增长缓慢。”

印度银行坏账少与其长期高利率是相关的。文富德教授说：“在印度农村，本土银行或者高利贷的利率要达到30-40% 之间”。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许成钢教授认为：“印度银行坏账少的原因是没有人敢贷款，这可能是印度工业化落后的一个原因。所以对印度银行坏账率低和中国的坏账率高的情况不能简单的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银行具有动员资金储蓄、分配资金使用和分散降低金融风险的三大作用，前两者是促进增长和推动发展的关键，是银行的主导性作用。当然，面对信息不对称以及防范风险必须要加强监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找到促进增长、推动发展与降低风险的平衡。他说：“中国在动员资金促进增长与发展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降低风险方面显然是不成功的；印度虽然在降低风险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促进增长和发展方面却远不如中国。

因此，从总体上讲中国要比印度成功，但是金融风险也比印度大得多。在基于市场的有效率的配置资金和减少、分散、降低金融风险成为当务之急。中印两国各有各的优势和长处与短处，所以在改革方向和解决的内容是不相同的。”


让印度精英刻骨铭记的三项中国政策

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利的原因是什么？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在印度，一座桥要修三年，一条路也要修上好几年。究其原因，他们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千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二，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

“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收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