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欧洲是雇佣兵们建功立业的乐园，从三十年战争到波兰共和国镇压哥刹克起义都有雇佣兵的身影出现。要说参予这一行业经营范围最广的民族，可能就是葡萄牙人了。从美洲殖民地到非洲、亚洲满世界都有葡萄牙人在为金钱打仗。1511年，葡萄牙人来到暹罗，成为最早到达暹罗的欧洲人。他们不仅进入了暹罗国王的军队，成为国王的雇佣兵，而且教授暹罗人使用和制造火器，使暹罗"大跃进"成为亚洲较早使用和制造火器的国家。1538年，暹罗巴拉猜王在位时，雇用120名葡萄牙人组成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并让他们教授暹罗人使用欧洲的火器。1545年，暹罗同缅甸东吁王国进行战争时，这120名葡萄牙雇佣兵参加了战斗。不过缅甸王国也曾用葡萄牙雇佣兵和世仇暹罗作战，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曾为柬埔寨国王效力，这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宗主国我大明天朝也不例外,理所当然地也利用过葡萄牙雇佣军。
一. 第一批葡籍军事技术人员
此刻正值明末，明政府内忧外患，国事日非。1619年以后，明与后金进行了几次大战，屡战屡败,明军士气低落，虽有后金军所没有的佛郎机、鸟铳等火器，但粗制滥造，且施放技术不娴熟，火器战术落后与技术的发展，故在八旗军攻击面前往往败北。
其时在通州练兵的徐光启 (公元1562—1633年 )就力主向澳门葡人购炮御敌。徐光启这个人值得一提：字子先,上海人,曾在明王朝中任过不少重要官职.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马窦等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其后,成了天主教徒的他非常热心于中西科学的融合,着力引进西方的数学,天文,火器,水利等方面的先进知识. 萨尔浒明军几乎全部覆没之际，时任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消极怠工几十年的明神宗不胜其烦，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去了。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要人没人,要饷没饷,闲得没事干.后来,好容易领到一点军饷,到了通州,检阅了那儿招来的七千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二千人,更说不上精选了。他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就是短命的明光宗了。光宗泰昌元年 (公元 1620年 )，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派门人张焘、孙学诗到广东又辗转到澳门向西商购买了红夷炮四尊，这是明朝四次向澳门买大炮之举的第一次,其资金实际是徐光启个人出的。徐光启极力向朝廷进言：“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 ,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这四门炮买来后一直迅速广信,大概是徐光启个人资金实在有限,无力北运了.。
朱常洛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明熹宗.徐光启回到京城,此时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天启元年(1621年) 3月，辽东战局急剧恶化，后金军又占领了辽阳、沈阳。徐光启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此，继续购买西式火器的话题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徐光启使朝廷出面取回滞留于江西广信的四门大炮,并要求朝廷查访擅长铸炮的传教士毕方济、阳玛诺的下落,聘请来京“依其图说 ,酌量制造”,以优厚待遇从澳门及闽广招募技师工匠来京设厂铸炮。他还根据后金作战特点和敌我力量对比 ,提出建“铳城”以佐防御。他们的建议主张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年底,四门大炮运抵北京 ,经过试射 ,威力巨大 ,远远超出明军原有的佛郎机及其它旧式火炮之上。于是这年七月，以张焘和孙学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 ,澳门当局为迎合中国皇帝 ,将不久前缴获的 30门英制红夷炮中的一些买给明钦差。二人很快购得了22门红夷炮，打算回京师了。
第2年正月发生的广宁之战中明军又败，明朝丧失山海关外辽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天启三年四月，新购置的二十二门大炮 ,连同被招募来京帮助造炮练兵的二十三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译，终于由张焘解送到京。兵部尚书董汉儒随即奏请派人学习制炮技艺，后来明政府又购买了四门炮。这样到了天启末年,明政府已经先后从澳门引进了30门大炮 ,大大增强了明军的作战能力 ,其中有十一门大炮被调往山海关,防守京城的有十八门 ,还有一门在试炮时炸毁,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亚被当场炸死 ,明政府将其安葬于北京郊外,并下令“从优给恤”。
这23名葡籍炮手应该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批正式被中国政府雇佣的西方军事技术人员。
运往山海关的大炮后来又转运至宁远前线 , 随后出任辽东经略的孙承宗还将经过葡萄牙炮师训练的明管炮官彭簪古调至宁远, 训练明军炮手。
《明熹宗实录 》(卷六八 )云 : (天启六年二月甲戌 )“(正月 )二十四、五两日 ,虏众五六万人 ,力攻宁远 ,城中用红夷大炮 ,奋勇焚击 ,前后伤虏数千 ,内有头目数人 ,酋子一人 ”。此战是后金发动侵明战争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彭簪古因此受到嘉奖，红夷炮也从此威名远扬。明廷随之从 1622年开始仿制。如徐光启于崇祯三年 (公元 1630年 )二月至八月间 ,共仿制红夷炮 400余门。此外 ,广东、福建、云南、山西等地都在仿制西洋大炮 ,至 1644年明朝灭亡时 ,已造出各类红夷炮 1000余门。
但是力主购西洋大炮和招募葡萄牙雇佣军的徐光启，却遭到了朝中重臣极力反对和攻击，有人对徐光启的工作大肆攻击，指责他“一味迁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的目的“无非骗官盗晌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误国欺君其罪大”。从徐光启文集的《辩梳》部分可以看到许多上纲上线的指责，对军事技术什么都不懂的文官们本能的认为堂堂天朝怎么能借用蛮夷的军队打仗呢？特别是兵部尚书崔景荣极力反对徐光启的提议，加上御史邱兆麟弹劾他种种不是，受到排挤的徐光启被迫称疾归乡，回老家上海种田养鸡去了。他一力倡导的购炮雇炮手等事也随之中断，加上试炮炸膛死了人，明官员认为是不吉之兆, “遂断其必有害而无利, 立命返澳, 毫无挽回余地”, 将他们全部遣返澳门。
虽然天启三年徐光启曾经官复原职，后又为礼部右侍郎，但朝廷已为魏忠贤阉党把握，再无人听他说话了。天启五年，他被阉党弹劾，再次落职闲住。
二. 短命的中葡混合雇佣军
转眼间崇祯帝即位，黜斥了天启朝权倾一时的魏忠贤阉党。天启七年十一月，起袁崇焕为都察院 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起徐光启为詹事府詹事。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更升授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徐光启乃于崇祯二年正月又要求练兵，其疏有言：
台乞先与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选士、车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如法制备，再加 训练。择封疆急切之处，惟皇上所使，臣请身居行间，或战或守，必立效以报命。既有成效，然后 计算增添……然马步战锋精兵，终不过三万人……此为用寡节费万全必效之计。
四月，徐氏升授礼部左侍郎，但其自请练兵的建议则未受重视。此时的明朝廷急于摆脱辽东军事危机，练兵这种费事费时又费钱的事崇祯帝没有兴趣。他对立刻可以见效的买大炮一事感兴趣，于是崇祯元年七月，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奉旨至澳门购募炮师和大铳。崇祯二年11月后金军又一次入关，皇帝十分着急的追问买炮的下落，以至徐光启把在京的西洋传教士都动员起来上城墙守城，以安帝心。
原来，李逢节和王尊德在澳门所购募的炮师和大铳，早在这年二月就自广州进发了。有都司孙学诗的督护以及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s, 1561-1633)的伴同，此一队伍包括一名叫贡萨握•德谢拉的澳门葡人 (Goncalvo Teixeira Correa, ?-1632)所率领的三十一名铳师、工匠和傔伴，共携大铁铳七门、大铜铳三门以及鹰嘴铳三十门。这个葡萄牙人是位职业军人，在徐光启《闻风愤激直献疏》中被称作“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
实在是红夷大铳太重了，以致行程屡屡推迟，到这年十月，才到山东济宁，忽闻后金已破北直隶遵化等城入关了，刚好遇到兵部奉旨前来催促的差官，由于漕河水涸，公沙等乃舍舟从陆，昼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队伍在此遭遇了后金军。比时，州城内外士民已经乱成一团，都打算弃城逃避，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孙学诗乃会同知州陆燧及乡宦冯铨（原任大学士）等商议，急将运送的大铳入药装弹，推车登城拒守，并在四门点放试演，声似轰雷，后金军在辽东吃过红夷大炮的苦头，闻声因而不敢南下，随后即北退。
二年十二月，崇祯皇帝因中后金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在愤怒惊惧之极乃率辽兵东返。新授总理关宁兵马的满桂，旋又力战身亡。副总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刘之纶所率领的新军，也先后败没。在此一极为不利的战局下，公沙所率的铳师和大铳，终于三年正月抵京效命。
明朝政府答应支付领队公沙的西劳每年一百五十两的薪水，每月再加十五两的额外花费，其余之人则年支一百两，每月另给十两的伙食钱，此一条件相当优越，要知道明朝卫所军六品百户官每月俸米才为十石，当时相当于20两银子左右；而一般士兵每月只有相当于4两银子左右的俸米。正月四日，这些西洋大炮被安置在都城各要冲，并在京营内精选将士习西洋点放法，并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很快 ,葡萄牙炮手就训练出了二百多名明军炮手。此时 ,关外军情又急 ,徐光启即授意公沙的西劳和陆若汉向明政府表示“奉旨留用，方图报答”“天未远臣 ,愿效愚忠”, 主动提出愿意为明朝提供操作火器的军队助战，葡萄牙人的自告奋勇得到了正在焦头烂额的明朝廷赞赏，徐光启又不失时机同时上疏请求留下葡人“教演制造 ,保护神京”, 努力促成此事；派人前往澳门招募炮手二百、随从二百 ,自带兵器 ,以作先锋。他认为若能得此协助 ,再加上广东将要运至的一批西式铳炮则“不过数月 ,可以廓清畿甸;不过二年 ,可以恢复全辽。”在徐光启等人的全力保举下,朝廷议准此事并派中书姜云龙随陆若汉赴澳门经办，耶酥会神父陆若汉陪同公沙的西劳一起前往。
必须提一下，此时正是天主教来华后的南京教案时期，西洋传教士是不许入内地和在内地传教的，但陆若汉为购炮事宜来回奔波，还有一名耶酥会日本和中国视察员和他一起来京；其后的澳门雇佣军中也混入有五名传教士------明朝廷对西洋火器的倚重并为解救京师危亡之故，禁教令已名存实亡。
按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1章记载，葡萄牙人效率很高的很快招满了400人，其中200士兵，大多是葡人，有的出生在葡萄牙，有的在澳门，还有部分是当地人，也就是说是中国人，只是生在澳门，在葡人当中受教养，据称都是优秀士兵，善于使枪射击。每名士兵有一个青年人随从----这些随从是用明朝皇帝的钱购买来的----由明朝廷付给他们大量的钱，以致士兵穿着华丽，配戴武器，都非常富有。由于当时澳门的总人口不过一万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仅约一千人，故从此一远征军的人数，即可窥知澳门当局对援明之事的积极态度，他们深盼能藉此一天赐良机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建立较密切的关系。
从澳门出发的士兵由两名军官率领，一个叫做科德略，另一个叫罗德里格 ,尚有他们的尉官及其他军校。可以看出这支雇佣军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士兵为中国籍，也有黑人等；各级军官和主要火炮手都是葡萄牙人，算是一支中葡混合的雇佣军。部队应该是和那22门红夷炮一起出发北上的，当他们抵达广州时，很气派地进行检阅，用他们的乐器致敬，使当地中国人十分惊奇。
由明朝地方政府供给他们船只，他们顺利地沿河经过全省，到处都得到地方长官的接见，并都得到供应，如鸡、牛肉、水果、酒、米等等。从葡萄牙人的记载来看，他们是兴高采烈向北京进发的，一路上得到的优待使他们心情很好。
他们穿越江西全省，直达它的省会南昌。《大中国志》的作者传教士曾德昭正住在那里，他带着自己的在当地发展的信徒去参观中葡混合雇佣军队伍，心里一定充满民族自豪感……当地中国人最想了解的是葡人的服装式样，对他们的开叉穿孔的那种西式燕尾服，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破坏一匹完整和崭新的料子，随意剪开作装饰。但是，这支部队在南昌游览城市后就此解散了,大部分人打道回澳门了。
原来，此举遭到朝中以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卢兆龙连续上疏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此三百人者 ,以之助顺则不足 ,以之酿乱则有余 ,奈之何费金钱、骚驿递而致之也?”“何事外招远夷 ,贻忧内地 ,使之窥我虚实 ,熟我情形 ,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 ?”主张“罢止续取之差 ,以杜内衅。” 徐光启随即针对此疏上言，极力分辨红夷（荷兰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卢兆龙因反驳曰：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强？……臣自幼习读孔孟之书，改过迁善、省身克己之事，经文备之矣， 不识世间有天主一教与所谓唐朝景教者……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
崇祯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正当陆若汉带领澳门雇佣军队伍行至江西南昌时,接到了明政府的命令 ,只准陆若汉等少数人运解器械进京，其余人员一律返回澳门。大明朝第一支西方雇佣军还未能正式上战场就已无疾而终了。
在浪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后，崇祯四年(1631) 三月 ,陆若汉等抵京复命。徐光启便将陆若汉等人安排到山东登州,协助自己的学生登莱巡抚孙元化造炮练兵,其时公沙的西劳等葡人已在此。六月 ,又有一批葡人炮手和工匠护送大炮来此 ,这使得登州成为当时中国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中心。葡萄牙雇佣军虽然昙花一显，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事业倒是很有希望了。徐光启在此次葡军遭遣返之后，或心灰意冷，即不再积极过问兵事，惟其门生孙元化则渐成为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