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

      批判这个词，我不太知道它的历史因袭，我用它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历史因袭。在我的印象中，批判要好于批评。批评在很多时候等于谩骂，因为“评”完全是主观的看法。

      立志做了文学批评家的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骂人的艺术》，可见他也是把批评和骂人在某种情况下等同起来的。但梁实秋很聪明，什么人该骂，什么人能骂，已经运用熟练的犹如艺术了，终于让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大家。

    批判的不同在于这个“判”字。 我年小的时候，最喜欢做官兵捉贼的游戏，这个游戏有四个人。其一是贼，其二是判官，其三是打手，其四是观众。大家最喜欢做判官，因为这个判官能操纵这个游戏的娱乐性。如果判官一味地高压，没有人愿意做贼，游戏当然玩不下去；如果判官一味地迁就，作了打手的觉得毫无刺激，游戏也玩不下去。

     儒家文化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判断，或者说中国人把判官的任务交给了皇帝和圣人。这本来也未必大错，但是逐渐圣人们就油起来了，觉得不如让皇帝一个人头疼去得好。

     碰上一个偷懒的皇帝，儒生们惶惶不可终日，除了跺脚骂娘叹气伤心以外，居然竟不知如何是好。真的脾气来了，袖子一甩，“不干这鸟事了，反正这是你皇帝家的事”；碰到一个特勤快的皇帝，儒生们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觉得正是睡大觉的时候；偶然碰到一个比较手狠的皇帝，儒生们居然立刻分出了左中右，自己先斗了一个不亦乐乎。

    总而言之，儒家慢慢忘掉了自己作判断，只学会了唱歌骂人和沉默。话越说越含糊，迷越打越玄虚。到了后来，连文字也没有了准数，似乎写和没写是完全同等的事情。或者说，写这个和“这个”，是完全相反的两回事。

    因为这样耍滑头，我们终于被大大耍了一把， 没有判断就没有命题，也就没有逻辑和原理，一切变成了不可知。

    鲁迅先生因此说，我宁肯看小溪，虽然浅但浅得可爱。这样的毛病也传染给了我。我现在觉得，凡是小学生写的文章，居然还值得一看，至少知道他们想说些什么； 至于那巍巍乎铿锵有声的东西，我总是觉得莫名其妙的不放心，非得去查查老祖宗的薄子，看看是否又是玩了张冠李戴声东击西指桑骂愧指鹿为马的事。

     不幸的是，十有九次我看到中国文人把兵法运用到了文字之中，让我一种草木皆兵的悲哀。

     譬如吧，我有时翻翻老书， 突然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譬如《尚书。夏书》：“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里提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总比孔子早吧？尚书尚且称皇祖有训，没敢说爱民的思想来自自创，为什么儒家总说仁民的思想是他们的思想？ 


     再譬如说吧，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在孔子死了很多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就变成了“儒家思想”了呢？

     盐铁论[1]说到两个人的辩论，前者是大夫，认为现在的官僚制度很不错，实行了贤者的治国方针，“受命转制，宰割潜力，不御与内；善恶在于己，既不能故耳，到何狭哉?”

     这个理论怎么听这也像儒家的主张“仁心在内，善恶由己”。

     后者是贤良的意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指出现在的制度有很大不足之处。为什么呢？“古着贤者进用，不肖者简黜”，怎么听这也象墨家的尚贤思想，为什么科举制度变成儒家思想了？

     事实上，科举制度不但是墨家尚贤思想的演变，而且因为没有继续实行尚贤思想而变成了儒家的“惟读书论”的又一个极端。

     西方确实吸收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优点，但是他们实行的是尚贤思想。也就是说，读完书以后还必须接受一定的考察才能进入政坛，他们实际上把希望和压力都交给了教育制度，教育是否成功，科举是否先进，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到了中国，科举成了惟一的标准，实际上造成了科举制度本身的滞后和腐败。

     更加让我奇怪的是，什么时候民主和科举变成对立的制度了？难道谁提倡民主的时候把中国的高考制度也给否决了？

     可见，儒家思想无时不从黑暗的角落里跳出来捣乱， 混淆是非，打着各种帽子唱各种空城计的戏，无非是为了能够再做“善恶由己”的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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