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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革命小闯将黄帅：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1张图s)

[史海钩沉] 今日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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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步入中年的黄帅不论多忙，每周都要看望年事已高的父母。有时她还会把要编辑的书稿带着给父亲看，依偎在父亲身边，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享受天伦之
乐。

普通日记引发的事件

黄帅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年底。

黄帅那年12岁，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上学。班主任是位二十多岁小伙子，语文课讲得极好。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要写心里话。9月7日，黄帅写了这么一篇日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班主任看后大发雷霆，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几乎是抓住黄帅不放，找茬儿批评她，还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和她划清界线”。

在万般无奈情况下，黄帅提笔给《北京日报》写了封600字的信。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黄帅写信的目的，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让她能安心上学。

谁知，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2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道。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黄帅那年16岁，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哪想，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黄帅的母亲一样被批，写了几十万字检查。黄帅的父亲也被逮捕，投入监狱，被开除党籍、公职。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1979年，她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1979年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

为平反父亲的冤案奔走

黄帅上大学后，虽然开始了新生活，但父亲的问题仍像一块巨石压在黄帅的心头。

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假如没有“黄帅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而今父亲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冤案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同年，黄帅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

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做了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

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回到祖国。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现在，与她的先生和正读小学的天真活泼的儿子过着正常的生活

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别人把我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

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我实在也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沉默30年后，一本《黄帅心语》把她再次带到公众面前，当记者们要求采访的电话此起彼伏的时候，她依然如前言所写的，“惧怕记者”“拒绝记者”。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你的书也许能安慰他们。”黄帅沉默了片刻，不再拒绝。就这样，记者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点也不帅的黄帅----粉色小外套，直直的披肩发，圆圆的眼镜，再加上嘴角浅浅的笑，眼梢淡淡的愁，她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清纯，简直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女性----但是，她的经历提醒我，她不在此列。

“宠辱不惊”，黄帅正在给朋友发邮件，这是邮件的主题，她说，“这是我一生都得修炼的主题，我一步一步在提高，希望读者能在书里看到。”

与痛为伴

正如此书的编辑丁山所言，“在黄帅的书里能看到隐隐的自虐倾向”，她常常诗意地写着亲情、友情，突然就笔锋一转，说起痛苦，说起“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

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对于“文革”，对于政治，书中几乎只字未提。面对记者的追问，她也只说，“离家破人亡，只差半步。”从12岁被捧为“小闯将”，到16岁被骂作“小爬虫”，她的青春期经历了太多宠辱，有些后遗症，比如恐高，注定不会好了。

高考前夕，是她最绝望的时候，那段时间，虽然患有严重的偏头疼和眼疾，但她希望痛苦干脆来得更猛吧，甚至盼着自己脑子出问题，糊涂了就不会感觉有痛苦了。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只有妹妹在，她大喊了一句：“靠边，我要跳楼！”年幼的妹妹“唰”地一下就闪开了。她走到阳台，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姐姐要跳楼妹妹就让你跳啊？于是，她返回身来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顿。然后，紧紧地抱着妹妹痛哭，从此，她落下了恐高症。

给父母造成的伤害则是她的“痛中之痛”。

成名的时候，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领着她走上历史的舞台，但是当黄帅落难后，那些过去推崇她，抬举她的人，批她的口号喊的最响，全部责任一古脑推到了她从事科学工作的父母身上。“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这是黄帅对命运的感叹。

黄帅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父亲。当年，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身陷囹圄，劳动改造。剃光头、挨批斗，人们以“文革”中的语言和方式发泄着对“文革”的怨恨，这个错误直到1981年，黄帅给胡耀邦写信之后，才得到纠正。

“我是一个被时代划伤的人。”年轻时代的她，无心打扮，无空玩耍，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自觉沉重”。

愚女移山

“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我背着这座山长大。”黄帅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

1979年她刚被北工大计算机系录取，第二天，舆论就展开了关于黄帅能不能上大学的争论。

1988年，黄帅随着“留学潮”自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她获得了东京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并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她做了两年安逸的家庭主妇。

1998年，作为长女，黄帅选择了回家，在主动和国内联系后，母校北工大热情地接纳了她。刚回来那会儿，人家跟她聊天，总爱往人生、历史、民族，这些大的话题上扯，而她打心眼里不感兴趣。

2006年她出书了，《黄帅心语》不过是人生感悟的闲适小品，但媒体总要问她对于“文革”的反思。

“别人把我当作为一个符号，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别人期待我去讲历史，但是我脑子里的构成偏不是历史事件，我关心的是亲情，友情，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实在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新书出版后，面对太多关于往事的追问，黄帅无奈地说，“以后有什么话，看来只能写给自己了。”

别人提起旧事，她被迫回忆，殊不知，因为回忆，她可能一周、一天，或者数小时不能自拔。虽然恢复的时间在缩短，但当“过去”回来找她的时候，她只能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躲进“过去”哭泣。

从小学到现在，黄帅一直在写日记，虽然母亲曾经跪着求她不要写，虽然她也曾撕过烧过，但她不能停笔，因为 “写着写着自己就释怀了，写着写着就可以放笔了”，日记是她的心理医生，她在诉说中，治疗了自己。

今天的黄帅，为父母的病焦虑着，为10岁儿子的聪明骄傲着，心甘情愿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儿子、朋友们中，她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她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