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殉道
研究西方思想史的学者总爱拿苏格拉底跟耶稣作比较，例如两人同样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所有生平事迹都是靠同代人的忆述和记录，才得以流传后世；两人都敢于走进人群之中，发表跟主流意见相悖的言论，既赢得不少人的爱戴和景仰，也树立了不计其数的敌人；两人都同样因为执着的性格，被一些人视为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最后都成为了壮烈牺牲的殉道者；云云。
但事实上，两位同被雅士培（Karl Jaspers）誉为“圣哲”的思想巨匠，除了上述表面的共同点外，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可以比较的地方。尽管两人的死同样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不同的是，苏格拉底的死代表希腊文明由辉煌走向衰落，而耶稣的死却象征西方文明中另一股巨流的诞生。
苏格拉底的外表虽然平凡，但正如特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所示，他那超凡卓绝的智慧，在云云众生中无出其右。然而，苏格拉底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反而谦称自己比其它人优胜之处，只是较有自知之明，清楚知道自己无知，所以从不自欺欺人，以非为是，以假为真。苏格拉底相信，人们声称拥有的学识和智慧，其实全都经不起严格考验；故必须唤醒世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因为只有谦卑的人，才会虚心追求知识和真理。“没受过考验，人生就过得没意义。”（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就是苏格拉底要向世人传扬的道理。
与人讨论问题时，苏格拉底总是以诲人不倦的态度，让对方从反思中察觉自己的错失。为了把“另类扫盲”的神圣任务进行到底，他更不惜“单挑”四方高手，舌战群儒。即使面对专门教授说话术和辩论术的智者派诡辩家（Sophists），苏格拉底都能一一指出他们论据中的矛盾和错误，令他们甘拜下风。
不知是生不逢时还是命运捉弄，壮志未酬的苏格拉底，不幸成为了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下的牺牲品。最不幸的是，他的孽徒柏拉图并没有继承他的遗愿（历史学者指二人其实并无师徒关系，只是柏拉图利用苏格拉底的名声，替自己办的“学堂”作招徕），先是抵不住名利诱惑，前赴西西里投靠昏君，险些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而被卖作奴隶；其后又在雅典经营谋利学校，讹称自己是唯一真正哲学家，有特异功能可以看穿事物表象背后的真相。柏拉图这种真理在手的姿态，相较其“恩师”对自我反省的执着，简直是天渊之别。
放下成见，以虚心的态度检讨自身的缺失和不足，无疑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环节。要选这个理念的代表人物，可说非苏格拉底莫属。一代思想巨人的殒落，象征盛极而衰的希腊文明，开始从高峰步入夕阳阶段。讽刺的是，如果不是被柏拉图用来作为专用教科书的“主角”，今天恐怕不会有人记得这位曾经为坚持信念而以身殉道的大思想家。
虽然同样是以身殉道，但耶稣的死对后世带来的影响，比苏格拉底的死要深远得多。受万千信众景仰的耶稣，真正身分至今仍然是个谜。我们只知道约二千年前，在罗马人占领的巴勒斯坦一带，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人，因为在当地的穷乡僻壤宣扬一些跟犹太教主流思想大异其趣的激进言论，而被判处死罪。谁会料到由耶稣的门徒创立、曾经被犹太教主流视为异端、罗马政权视为打压对象的一个小小宗派，竟能凭惊人韧力在逆境中屹立不倒，不但在数百年间席卷中亚细亚、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地，而且在因缘际会下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宗教主流，西方文明的一大支柱？
二、早期基督教
研究宗教史的学者都相信，耶稣在生时向人群传达的信息，都是与“天国”（Kingdom of Heaven）的到临有关，目的是要提醒人们改变固有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作好思想上的准备，迎接行将出现的转变。但从历史角度而言，真正关键的还是在耶稣死后发生的事情。本来已经心灰意冷的信徒们，当发现耶稣的尸首在墓穴里不翼而飞时，无不欣喜若狂，四处奔走相告，并著书立说，传扬耶稣基督死而复生，善良战胜了邪恶，天国即将到临，信者必将得救的福音。
当时有一位替朝廷办事的罗马人，奉命前往大马士革押送被指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基督徒回耶路撒冷受审。途中这位罗马人害了一场大病，在迷糊中听到耶稣的呼唤，所以病愈后便决定皈依基督。这位罗马人不仅积极参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而且还对基本教义作出了不少重要修改，废弃了一些保守的犹太教风俗，例如容许新入教的非犹太人母须行不受欢迎的“割礼”，令基督教由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变成了广义的宗教。这位原名扫罗（Saul）的罗马人，就是基督教中无人不识的使徒保禄（Paul the Apostle），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推销员”。
基督教的福音之所以能够传遍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和商业重镇，除了有赖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外，还要靠一些像使徒保禄一样的虔诚信徒，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踏破铁鞋，费尽唇舌，走遍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向群众传扬道理。据史学家估计，保禄前往地中海一带宣道的四次行程，合共走了一万里路。不过，这位使徒对基督教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走了多少里路，而是在于确立一套清晰而又容易让大众接受的教义。
保禄相信圣经里的上帝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还是全人类的上帝。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祂的降生、死亡和复活，为世人带来了救赎的希望。教会的创立，象征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教会肩负的神圣使命，是要对世人传扬主爱的信息；维护社会公义；消除世上男与女之间的斗争；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把人从奴役之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这一切教会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迎接即将回归的救主和即将来临的天国。
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虽然表面风光，其实内里隐藏着贫富悬殊、道德败坏和种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占少于百分之一人口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每天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可是大部分城市劳动人口的景况却与奴隶无异，穷人更时常因为抢夺富人丢弃的残羹剩饭而大打出手。由于经常目睹打斗、酷刑和杀戮，人们都变得麻木、冷漠和无奈，不再相信生命有任何价值或意义。对抛妻弃子，贩卖人口，以及把刚出生的婴儿弃置于垃圾堆等普遍现象，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宣扬上帝的救恩，提倡信、望、爱的基督徒社群，就是在这种土壤里扎根、生长。早期基督教以仁爱慈悲为本，反对贩卖奴隶，主张男女平等，彼此尊重，信守一夫一妻的婚姻承诺，收养被遗弃的婴孩，以无私的心去关怀他人，尤其是贫穷、病弱和受压迫的人。对救赎的渴望、希冀，让信众们感到活得有价值和意义。纵使在罗马当权者的严厉打压下，不少基督徒成为了壮烈牺牲的殉道者，但怀着“朝闻道，夕死可矣”心态的信众源源不绝地加入，令基督教在恶劣的环境下不断茁壮成长，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宗教力量。
早期的基督徒深信耶稣基督即将重临大地，引领祂的子民到天国永享天福，所以对世间上的痛苦和不幸，他们都处之泰然。现世不过是短暂的过渡阶段，只要死后灵魂能够进入天国，即使要受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之苦，又何所惧哉？可是，苦苦守候了几个世纪，他们等到的不是基督的回归，也不是天国的来临，而是魔鬼的试探。不幸的是，就像当年柏拉图无法抗拒权欲的诱惑，卷入了西西里的政治斗争；庄严神圣的教会，竟也因为尝到权力滋味而越来越世俗化，逐渐跌进堕落的深渊，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三、罗马天主教
公元四世纪初是教会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罗马帝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从梦中得到启示，皈依了基督，不仅宣布停止所有对教会和教徒的镇压，还让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官方宗教。原始基督教摇身一变，成为了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随着神权与皇权合而为一，神职人员便享有可与帝王贵族媲美的地位，部分教士更醉心于争逐世俗权力。从此教会由“出世”的宗教组织，变成了“入世”的官僚机构，甚至动辄对国家内政作出干预。
自从成立以来，教会的神圣使命就是要宣扬神的福音。信众们都相信，只有通过加入教会，才能获得救赎。由于教会对圣经（福音）向来拥有绝对的解释权，当天主教被采用作为统治思想，教士们便顺理成章地晋身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掌管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中世纪时候的天主教教会，不仅是规模庞大的办学团体，肩负教化苍生万民的重责，而且还建立了完善的宣传网络，长期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不断向他们灌输单一化的教条。
教会辖下的修道院大多都设有图书馆，既有专人负责管理和抄写古籍，又资助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可是，教会唯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理性与信仰融合，因此一切文化、学术都要为宗教服务。由于对真理的垄断是教会权力的基础，任何可能动摇宗教权威的思想言论，都必然遭到无情的封杀和镇压。在教会的立场上，信仰比知识更重要，普通信众必须放弃独立思考，不得对教会的权威存有半点怀疑，只有虔诚的神学士才有资格讨论较高层次的问题。
一些教会人士相信，要牢固树立教会的权威，必须用尽所有方法让群众接受，一切事物的善恶好坏、是非对错都要以教会的准则为依归。要达到这个目的，原始教义中信、望和爱等观念并不足够；必须进一步确立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形象，并加入罪与罚等令群众产生恐惧的元素。中世纪的文学和艺术创作经常涉及对魔鬼、地狱、炼狱和七宗罪（骄傲、嗔怒、贪婪、懒惰、淫欲、嫉妒和暴食）的形象描述，不仅反映教会在思想教育工作上不遗余力，还印证了宗教观念的潜移默化作用。
天主教教会引用旧约圣经中“原罪”的观念，指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世间上一切罪恶的祸源，所以世人要对所犯的罪孽承担责任。不肯悔改的人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后灵魂要在地狱里受尽种种酷刑煎熬。只有诚心忏悔的人，才会获得上帝的救赎。在圣堂里由主教或司祭主持的礼拜、弥撒和告解，本质上都是忏悔和赦罪的仪式。本来忏悔可以是一种促进自我意识的反省，可是在上帝的绝对威权下，内省的范围被限制于自己的罪，而“罪”的定义又几近无所不包（严重的、轻微的；蓄意的、非蓄意的；先天的、后天的；行为上的、思想上的），随之而来的便只有自我否定、自我憎恨的内疚感和扭曲的自我形象。
由于教会有赦罪的特权，而且人们要依赖神职人员去判断自己死后魂归何处，以致教士滥用职权敛财，把进入天国享福当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在当时来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人们亦渐渐培养出一种自欺心态，以为犯错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事情过后到神前忏悔，捐献多少给教会，便可万事大吉，得到上帝赦免。
最荒谬的要算是十一世纪开始盛行有关炼狱（purgatory）的说法。当时人们相信，生前犯错的人，死后要到炼狱接受漫长的苦役，直至功德完满，把孽债一一还清，才能得到上帝宽恕，入籍天国。为了让死者可以早登极乐，亲属大多都愿意慷慨解囊，希望教士们会大发慈悲，开坛作法，举行弥撒超渡亡灵，让死者可以得到假释或减刑的优等待遇。直至后来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彻底否定炼狱之说，这种假借神的名义进行了几个世界的诈骗活动，才正式告一段落。
然而，比起假借神的圣名义进行讹诈更可耻百倍的，是假借神的名义去发动战争。十一世纪末，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为了显示个人威望，呼吁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十字军，以武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乌尔班二世声称，只要能够夺回圣城，参军的人的一切罪孽可以得到赦免，英勇战死的更可得到永生。结果反应空前热烈，数以万计的人响应号召参军。既有教皇的特赦，这些“圣战”军人在征战途中，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奸淫掳掠，为历时两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写下血腥的序幕。教会此举不仅播下了仇恨的种籽，也开创了为求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恶劣先例。
叫人惋惜的是，当时知识水平最高的经院哲学家们，都将全部精力放于抽象的哲学思辨和神学理论，对教会里种种腐败现象，不是视若无睹，就是避口不谈。幸而还有一些有良知的宗教人士，如圣方济（St. Francis of Assisi）等，不愿随波逐流，毅然成立自己的修会，以耶稣为榜样，救弱扶贫为己任，吸引不少热心信众加入。虽然被其它教会中人抨击为异端，圣方济及其支持者都能一直坚守原则和信念；奈何到圣方济魂归天国后，他创立的修会便逐渐被腐败侵蚀，最终沦落为建制的一部分。
四、宗教改革
到了十六世纪，天主教教会的腐败已经到达人神共愤的地步。神职人员疏忽职守、贪污敛财和营私诈骗的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迹象。但是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的教会，对自身的问题毫无觉醒，仍然继续企图以售卖“赎罪卷”来筹集经费，修建华丽的圣堂和修道院。结果，一名德国修士率先发难，发表名为《关于赎罪卷效能的辩论》的九十五条纲领，震惊整个西欧，引发势如烈火燎原的连锁反应。
这位敢于挑战教会权威的人，就是声名显赫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教会的方案，包括取消教廷的最高司法权；取消教皇拥有的特权；减少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以及检讨神职人员的操守等等，得到不少群众拥护。当教廷要求路德对自己的言行表示歉意，他便引用圣经为自己抗辩，坚决不肯妥协或退让。其实一些国家的当权者早对教会的所为甚感不满，所以路德的举动得到他们全力支持。最后，路德及其支持者公开与教廷决裂，并触发起一场民众广泛参与的宗教改革运动（the Re????ation）。
以路德为首的新教徒（Protestants）都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对教会的一切弥撒祭献、组织架构、圣人偶像和经院哲学，一律持否定态度。路德从圣经《罗马书》中参悟出反朴归真的道理，彻底否定教会的中介角色，认为人必须直接凭自己的信念去感悟上帝的救恩。信徒要得到上帝的救赎，唯一可以信靠的权威，就只有圣经本身。
由十五世纪起，从中国传入欧洲的活字印刷术屡经改良后出现重大突破，令圣经及其它书刊可以大量印刷发行，为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人们可以直接阅读圣经，母须再依赖教士去解读神的意旨，打破教会长期以来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一些对罗马教廷早存异心的君王权贵，更把握大好机会摆脱教廷的制肘。宗教改革运动挟风雷之势横扫多个西欧国家，一个又一个由新教徒组成的教派陆续在欧洲各处崛起，以致罗马天主教教会最终只剩下半壁江山。
新教徒的其中一个主要信念，就是路德提出的所谓“命定论”（predestination），即一个人是否得救，早在该人出生以前已由上帝注定，非神职人员或弥撒祭献所能扭转。新教主流之一，由加尔文（John Calvin）创立的教派，相信可以从个人的自我纪律和工作操守等判断一个人是否蒙受上帝“恩选”。对他们来说，蒙恩得救的标记包括严守纪律、勤奋工作、省吃俭用、积累财富等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指出，这种由极度关注个人是否被“恩选”所衍生出来的个人主义及工作伦理，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毫无疑问起到积极作用。
宗教改革运动的大前提是信徒拥有自行解读圣经的自由。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光凭自身经验或一己好恶去理解的圣经意思，恐怕难免会在诠释上出现严重分歧。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就说过，圣经本身含糊之处比比皆是，包含着不少自相矛盾的信息；一般人都倾向选择性地演绎神的意旨，将一切与自己想法相违背的部分置之不理。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人可能从圣经中得出上帝慈悲为怀的结论，但另一些人却又可以从圣经中找到发动侵略战争的理据。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不少于一百八十个新的基督教教派。每一个新教派的教义都有显著差异，但全部都有两个共通点：每个教派都声称自己是忠实地按照圣经参悟神的意旨，此其一；每个教派都各持己见，不肯以包容的态度对待持不同意见者，此其二。有些新教教派的教条主义倾向，甚至乎比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教派更完背离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拒绝对穷困潦倒的人施以援手，认为这些人的处境证明他们都是被上帝遗弃的一群，没必要对他们存有任何怜悯之心。
五、反思
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看，原始基督教对信、望、爱的坚持，大可与希腊文明对真、善、美的追求互相辉映。可惜恋栈权力一度令教会走向堕落，即使其后出现宗教改革运动，早期创教者的宗教精神其实早已荡然无存。今天我们所见的教会在道德操守和精神面貌方面虽然有所改进，但这种“进步”并非来自对以往所犯错误的深刻反省，而是在逼不得已下作出的妥协。不禁令人怀疑，是否人类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劣根性，不能像苏格拉底一样时刻不忘反省自己的错误，一定要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教训，才会痛定思痛，洗心革面，反思己过？
我们要谨记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名言：“没有理性的信仰是盲目的。”（Faith without reason is blind.）当人们拒绝理性思考，把信仰视为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一切思想行为的主导原则，就可能出现教条主义、极端主义或宗教狂热主义等种种弊端。政客更可能有机可乘，利用信仰作为控制民意的工具。当政客以上帝代言人的身分出现；以捍卫正义、真理的使命自居；甚至以宗教的名义发动战争，我们是否应该采取理性的批判态度，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加以警惕？
海纳百川
研究西方思想史的学者总爱拿苏格拉底跟耶稣作比较，例如两人同样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所有生平事迹都是靠同代人的忆述和记录，才得以流传后世；两人都敢于走进人群之中，发表跟主流意见相悖的言论，既赢得不少人的爱戴和景仰，也树立了不计其数的敌人；两人都同样因为执着的性格，被一些人视为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最后都成为了壮烈牺牲的殉道者；云云。
但事实上，两位同被雅士培（Karl Jaspers）誉为“圣哲”的思想巨匠，除了上述表面的共同点外，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可以比较的地方。尽管两人的死同样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不同的是，苏格拉底的死代表希腊文明由辉煌走向衰落，而耶稣的死却象征西方文明中另一股巨流的诞生。
苏格拉底的外表虽然平凡，但正如特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所示，他那超凡卓绝的智慧，在云云众生中无出其右。然而，苏格拉底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反而谦称自己比其它人优胜之处，只是较有自知之明，清楚知道自己无知，所以从不自欺欺人，以非为是，以假为真。苏格拉底相信，人们声称拥有的学识和智慧，其实全都经不起严格考验；故必须唤醒世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因为只有谦卑的人，才会虚心追求知识和真理。“没受过考验，人生就过得没意义。”（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就是苏格拉底要向世人传扬的道理。
与人讨论问题时，苏格拉底总是以诲人不倦的态度，让对方从反思中察觉自己的错失。为了把“另类扫盲”的神圣任务进行到底，他更不惜“单挑”四方高手，舌战群儒。即使面对专门教授说话术和辩论术的智者派诡辩家（Sophists），苏格拉底都能一一指出他们论据中的矛盾和错误，令他们甘拜下风。
不知是生不逢时还是命运捉弄，壮志未酬的苏格拉底，不幸成为了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下的牺牲品。最不幸的是，他的孽徒柏拉图并没有继承他的遗愿（历史学者指二人其实并无师徒关系，只是柏拉图利用苏格拉底的名声，替自己办的“学堂”作招徕），先是抵不住名利诱惑，前赴西西里投靠昏君，险些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而被卖作奴隶；其后又在雅典经营谋利学校，讹称自己是唯一真正哲学家，有特异功能可以看穿事物表象背后的真相。柏拉图这种真理在手的姿态，相较其“恩师”对自我反省的执着，简直是天渊之别。
放下成见，以虚心的态度检讨自身的缺失和不足，无疑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环节。要选这个理念的代表人物，可说非苏格拉底莫属。一代思想巨人的殒落，象征盛极而衰的希腊文明，开始从高峰步入夕阳阶段。讽刺的是，如果不是被柏拉图用来作为专用教科书的“主角”，今天恐怕不会有人记得这位曾经为坚持信念而以身殉道的大思想家。
虽然同样是以身殉道，但耶稣的死对后世带来的影响，比苏格拉底的死要深远得多。受万千信众景仰的耶稣，真正身分至今仍然是个谜。我们只知道约二千年前，在罗马人占领的巴勒斯坦一带，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人，因为在当地的穷乡僻壤宣扬一些跟犹太教主流思想大异其趣的激进言论，而被判处死罪。谁会料到由耶稣的门徒创立、曾经被犹太教主流视为异端、罗马政权视为打压对象的一个小小宗派，竟能凭惊人韧力在逆境中屹立不倒，不但在数百年间席卷中亚细亚、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地，而且在因缘际会下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宗教主流，西方文明的一大支柱？
二、早期基督教
研究宗教史的学者都相信，耶稣在生时向人群传达的信息，都是与“天国”（Kingdom of Heaven）的到临有关，目的是要提醒人们改变固有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作好思想上的准备，迎接行将出现的转变。但从历史角度而言，真正关键的还是在耶稣死后发生的事情。本来已经心灰意冷的信徒们，当发现耶稣的尸首在墓穴里不翼而飞时，无不欣喜若狂，四处奔走相告，并著书立说，传扬耶稣基督死而复生，善良战胜了邪恶，天国即将到临，信者必将得救的福音。
当时有一位替朝廷办事的罗马人，奉命前往大马士革押送被指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基督徒回耶路撒冷受审。途中这位罗马人害了一场大病，在迷糊中听到耶稣的呼唤，所以病愈后便决定皈依基督。这位罗马人不仅积极参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而且还对基本教义作出了不少重要修改，废弃了一些保守的犹太教风俗，例如容许新入教的非犹太人母须行不受欢迎的“割礼”，令基督教由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变成了广义的宗教。这位原名扫罗（Saul）的罗马人，就是基督教中无人不识的使徒保禄（Paul the Apostle），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推销员”。
基督教的福音之所以能够传遍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和商业重镇，除了有赖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外，还要靠一些像使徒保禄一样的虔诚信徒，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踏破铁鞋，费尽唇舌，走遍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向群众传扬道理。据史学家估计，保禄前往地中海一带宣道的四次行程，合共走了一万里路。不过，这位使徒对基督教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走了多少里路，而是在于确立一套清晰而又容易让大众接受的教义。
保禄相信圣经里的上帝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还是全人类的上帝。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祂的降生、死亡和复活，为世人带来了救赎的希望。教会的创立，象征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教会肩负的神圣使命，是要对世人传扬主爱的信息；维护社会公义；消除世上男与女之间的斗争；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把人从奴役之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这一切教会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迎接即将回归的救主和即将来临的天国。
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虽然表面风光，其实内里隐藏着贫富悬殊、道德败坏和种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占少于百分之一人口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每天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可是大部分城市劳动人口的景况却与奴隶无异，穷人更时常因为抢夺富人丢弃的残羹剩饭而大打出手。由于经常目睹打斗、酷刑和杀戮，人们都变得麻木、冷漠和无奈，不再相信生命有任何价值或意义。对抛妻弃子，贩卖人口，以及把刚出生的婴儿弃置于垃圾堆等普遍现象，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宣扬上帝的救恩，提倡信、望、爱的基督徒社群，就是在这种土壤里扎根、生长。早期基督教以仁爱慈悲为本，反对贩卖奴隶，主张男女平等，彼此尊重，信守一夫一妻的婚姻承诺，收养被遗弃的婴孩，以无私的心去关怀他人，尤其是贫穷、病弱和受压迫的人。对救赎的渴望、希冀，让信众们感到活得有价值和意义。纵使在罗马当权者的严厉打压下，不少基督徒成为了壮烈牺牲的殉道者，但怀着“朝闻道，夕死可矣”心态的信众源源不绝地加入，令基督教在恶劣的环境下不断茁壮成长，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宗教力量。
早期的基督徒深信耶稣基督即将重临大地，引领祂的子民到天国永享天福，所以对世间上的痛苦和不幸，他们都处之泰然。现世不过是短暂的过渡阶段，只要死后灵魂能够进入天国，即使要受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之苦，又何所惧哉？可是，苦苦守候了几个世纪，他们等到的不是基督的回归，也不是天国的来临，而是魔鬼的试探。不幸的是，就像当年柏拉图无法抗拒权欲的诱惑，卷入了西西里的政治斗争；庄严神圣的教会，竟也因为尝到权力滋味而越来越世俗化，逐渐跌进堕落的深渊，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三、罗马天主教
公元四世纪初是教会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罗马帝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从梦中得到启示，皈依了基督，不仅宣布停止所有对教会和教徒的镇压，还让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官方宗教。原始基督教摇身一变，成为了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随着神权与皇权合而为一，神职人员便享有可与帝王贵族媲美的地位，部分教士更醉心于争逐世俗权力。从此教会由“出世”的宗教组织，变成了“入世”的官僚机构，甚至动辄对国家内政作出干预。
自从成立以来，教会的神圣使命就是要宣扬神的福音。信众们都相信，只有通过加入教会，才能获得救赎。由于教会对圣经（福音）向来拥有绝对的解释权，当天主教被采用作为统治思想，教士们便顺理成章地晋身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掌管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中世纪时候的天主教教会，不仅是规模庞大的办学团体，肩负教化苍生万民的重责，而且还建立了完善的宣传网络，长期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不断向他们灌输单一化的教条。
教会辖下的修道院大多都设有图书馆，既有专人负责管理和抄写古籍，又资助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可是，教会唯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理性与信仰融合，因此一切文化、学术都要为宗教服务。由于对真理的垄断是教会权力的基础，任何可能动摇宗教权威的思想言论，都必然遭到无情的封杀和镇压。在教会的立场上，信仰比知识更重要，普通信众必须放弃独立思考，不得对教会的权威存有半点怀疑，只有虔诚的神学士才有资格讨论较高层次的问题。
一些教会人士相信，要牢固树立教会的权威，必须用尽所有方法让群众接受，一切事物的善恶好坏、是非对错都要以教会的准则为依归。要达到这个目的，原始教义中信、望和爱等观念并不足够；必须进一步确立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形象，并加入罪与罚等令群众产生恐惧的元素。中世纪的文学和艺术创作经常涉及对魔鬼、地狱、炼狱和七宗罪（骄傲、嗔怒、贪婪、懒惰、淫欲、嫉妒和暴食）的形象描述，不仅反映教会在思想教育工作上不遗余力，还印证了宗教观念的潜移默化作用。
天主教教会引用旧约圣经中“原罪”的观念，指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世间上一切罪恶的祸源，所以世人要对所犯的罪孽承担责任。不肯悔改的人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后灵魂要在地狱里受尽种种酷刑煎熬。只有诚心忏悔的人，才会获得上帝的救赎。在圣堂里由主教或司祭主持的礼拜、弥撒和告解，本质上都是忏悔和赦罪的仪式。本来忏悔可以是一种促进自我意识的反省，可是在上帝的绝对威权下，内省的范围被限制于自己的罪，而“罪”的定义又几近无所不包（严重的、轻微的；蓄意的、非蓄意的；先天的、后天的；行为上的、思想上的），随之而来的便只有自我否定、自我憎恨的内疚感和扭曲的自我形象。
由于教会有赦罪的特权，而且人们要依赖神职人员去判断自己死后魂归何处，以致教士滥用职权敛财，把进入天国享福当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在当时来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人们亦渐渐培养出一种自欺心态，以为犯错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事情过后到神前忏悔，捐献多少给教会，便可万事大吉，得到上帝赦免。
最荒谬的要算是十一世纪开始盛行有关炼狱（purgatory）的说法。当时人们相信，生前犯错的人，死后要到炼狱接受漫长的苦役，直至功德完满，把孽债一一还清，才能得到上帝宽恕，入籍天国。为了让死者可以早登极乐，亲属大多都愿意慷慨解囊，希望教士们会大发慈悲，开坛作法，举行弥撒超渡亡灵，让死者可以得到假释或减刑的优等待遇。直至后来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彻底否定炼狱之说，这种假借神的名义进行了几个世界的诈骗活动，才正式告一段落。
然而，比起假借神的圣名义进行讹诈更可耻百倍的，是假借神的名义去发动战争。十一世纪末，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为了显示个人威望，呼吁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十字军，以武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乌尔班二世声称，只要能够夺回圣城，参军的人的一切罪孽可以得到赦免，英勇战死的更可得到永生。结果反应空前热烈，数以万计的人响应号召参军。既有教皇的特赦，这些“圣战”军人在征战途中，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奸淫掳掠，为历时两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写下血腥的序幕。教会此举不仅播下了仇恨的种籽，也开创了为求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恶劣先例。
叫人惋惜的是，当时知识水平最高的经院哲学家们，都将全部精力放于抽象的哲学思辨和神学理论，对教会里种种腐败现象，不是视若无睹，就是避口不谈。幸而还有一些有良知的宗教人士，如圣方济（St. Francis of Assisi）等，不愿随波逐流，毅然成立自己的修会，以耶稣为榜样，救弱扶贫为己任，吸引不少热心信众加入。虽然被其它教会中人抨击为异端，圣方济及其支持者都能一直坚守原则和信念；奈何到圣方济魂归天国后，他创立的修会便逐渐被腐败侵蚀，最终沦落为建制的一部分。
四、宗教改革
到了十六世纪，天主教教会的腐败已经到达人神共愤的地步。神职人员疏忽职守、贪污敛财和营私诈骗的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迹象。但是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的教会，对自身的问题毫无觉醒，仍然继续企图以售卖“赎罪卷”来筹集经费，修建华丽的圣堂和修道院。结果，一名德国修士率先发难，发表名为《关于赎罪卷效能的辩论》的九十五条纲领，震惊整个西欧，引发势如烈火燎原的连锁反应。
这位敢于挑战教会权威的人，就是声名显赫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教会的方案，包括取消教廷的最高司法权；取消教皇拥有的特权；减少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以及检讨神职人员的操守等等，得到不少群众拥护。当教廷要求路德对自己的言行表示歉意，他便引用圣经为自己抗辩，坚决不肯妥协或退让。其实一些国家的当权者早对教会的所为甚感不满，所以路德的举动得到他们全力支持。最后，路德及其支持者公开与教廷决裂，并触发起一场民众广泛参与的宗教改革运动（the Re????ation）。
以路德为首的新教徒（Protestants）都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对教会的一切弥撒祭献、组织架构、圣人偶像和经院哲学，一律持否定态度。路德从圣经《罗马书》中参悟出反朴归真的道理，彻底否定教会的中介角色，认为人必须直接凭自己的信念去感悟上帝的救恩。信徒要得到上帝的救赎，唯一可以信靠的权威，就只有圣经本身。
由十五世纪起，从中国传入欧洲的活字印刷术屡经改良后出现重大突破，令圣经及其它书刊可以大量印刷发行，为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人们可以直接阅读圣经，母须再依赖教士去解读神的意旨，打破教会长期以来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一些对罗马教廷早存异心的君王权贵，更把握大好机会摆脱教廷的制肘。宗教改革运动挟风雷之势横扫多个西欧国家，一个又一个由新教徒组成的教派陆续在欧洲各处崛起，以致罗马天主教教会最终只剩下半壁江山。
新教徒的其中一个主要信念，就是路德提出的所谓“命定论”（predestination），即一个人是否得救，早在该人出生以前已由上帝注定，非神职人员或弥撒祭献所能扭转。新教主流之一，由加尔文（John Calvin）创立的教派，相信可以从个人的自我纪律和工作操守等判断一个人是否蒙受上帝“恩选”。对他们来说，蒙恩得救的标记包括严守纪律、勤奋工作、省吃俭用、积累财富等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指出，这种由极度关注个人是否被“恩选”所衍生出来的个人主义及工作伦理，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毫无疑问起到积极作用。
宗教改革运动的大前提是信徒拥有自行解读圣经的自由。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光凭自身经验或一己好恶去理解的圣经意思，恐怕难免会在诠释上出现严重分歧。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就说过，圣经本身含糊之处比比皆是，包含着不少自相矛盾的信息；一般人都倾向选择性地演绎神的意旨，将一切与自己想法相违背的部分置之不理。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人可能从圣经中得出上帝慈悲为怀的结论，但另一些人却又可以从圣经中找到发动侵略战争的理据。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不少于一百八十个新的基督教教派。每一个新教派的教义都有显著差异，但全部都有两个共通点：每个教派都声称自己是忠实地按照圣经参悟神的意旨，此其一；每个教派都各持己见，不肯以包容的态度对待持不同意见者，此其二。有些新教教派的教条主义倾向，甚至乎比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教派更完背离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拒绝对穷困潦倒的人施以援手，认为这些人的处境证明他们都是被上帝遗弃的一群，没必要对他们存有任何怜悯之心。
五、反思
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看，原始基督教对信、望、爱的坚持，大可与希腊文明对真、善、美的追求互相辉映。可惜恋栈权力一度令教会走向堕落，即使其后出现宗教改革运动，早期创教者的宗教精神其实早已荡然无存。今天我们所见的教会在道德操守和精神面貌方面虽然有所改进，但这种“进步”并非来自对以往所犯错误的深刻反省，而是在逼不得已下作出的妥协。不禁令人怀疑，是否人类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劣根性，不能像苏格拉底一样时刻不忘反省自己的错误，一定要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教训，才会痛定思痛，洗心革面，反思己过？
我们要谨记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名言：“没有理性的信仰是盲目的。”（Faith without reason is blind.）当人们拒绝理性思考，把信仰视为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一切思想行为的主导原则，就可能出现教条主义、极端主义或宗教狂热主义等种种弊端。政客更可能有机可乘，利用信仰作为控制民意的工具。当政客以上帝代言人的身分出现；以捍卫正义、真理的使命自居；甚至以宗教的名义发动战争，我们是否应该采取理性的批判态度，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加以警惕？
海纳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