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郑超麟是陈独秀的扇子，终生都在维护陈独秀的事业。还在1945年的时候，郑超麟就这样说：
“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历届总书记。他是中国的不断革命的活的化身，象征着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迅速过程。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是不待说的。”
“陈独秀同五四运动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了手，走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方面同他合作的，有周佛海，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这些从河上肇，山川均一流入学来的考茨基式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老国民党员，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共产党成立，那些留日学生都参加了，老国民党员则若即若离。不久，陈独秀与这两部分人都分了手，而去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张国焘领导下的一批人合作，以及同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他结交的朋友看得出来。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他不仅从《新青年》起，而且从《甲寅》起，就是陈独秀的朋友了。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除他以外，一切大小领袖都是陈独秀的学生，翻译或顾问”。
郑超麟对陈独秀的认识，颇有戏剧性：“这个人：我第一次识了他的姓名，读了他的文章时，便写长篇日记骂他，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都有道理，现在竟在他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了。”
以至于爱屋及乌，连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郑超麟都给予辩护：“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吴稚晖演说大骂陈独秀兼及他的两个儿子，其中有几句话道：“他的儿子陈延年，还有一个陈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见过他们的都一定说，像他们这样的尊容再丑也没有了。他们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要说他们是小偷”(见文明书局出版的《吴稚晖白话文钞》)。这是胡说。陈独秀并不丑，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看看《实庵自传》单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亚东图书馆出版)。有一个女同志曾说他的眼睛是特别可爱的。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见的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最美的，连顾影自怜的李鹤龄也比他不上。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动作缓慢，表面上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到莫斯科后袁庆云给他一个绰号：“腐败”。但他并没有吴稚晖所形容的那种丑相。总之，我们十二个人中还有比他更丑的哩!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只有同王若飞闹着玩时才有说有笑的，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这两兄弟感情很好。两人一起脱离家庭，不仅脱离他们的旧官僚家庭，而且脱离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已经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几年全国正在宣传他主张“万恶孝为首”，宣传他组织“讨父团”。一九二一年陈炯明问陈独秀关于传说的组织“讨父团”事情。陈独秀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延年死时还是童男子。这一年，延年二十五岁，乔年二十二岁”。
所谓老年丧子，乃人生一大悲哀。大家都知道，以前宣传老人家为了革命失去了六位亲人，其中包括了侄子、兄弟、弃妻等等。陈独秀为革命所做的牺牲，一点都不比毛泽东少。
和小平同志的封妻荫子鸡犬升天比，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
正如毛泽东爱玩女人和邓小平爱打桥牌一样，中共第一代领袖陈独秀也并不是完人，喜欢搓麻将：
“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自己。每有重大的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同开会议决定的。常开会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开会。有一夜，向警予说，很深才开完会出来；弄堂里，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至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我们出去之后，他才不谈牌经了”。
“老头子自己反对进行小组织。在武汉时代，他毫无意思团结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实行抵抗。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他有很好的政治经验，有很敏锐的政治嗅觉，可是缺乏根本的系统的理论分析”。
“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恢复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干部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有兴趣。有人去找他，说了几句话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为了研究江浙读音，他还请我带他到沈雁冰家里去。我们对于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汉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确实用了许多工夫。一年多后，他写成了一本书，其中创立了三十多个中文字母，大多数是罗马字母，有几个是希腊字母，还有一个和二个是他新造的字母。拼音规则颇复杂。分成北京语，吴语，粤语，闽语四种方言。这稿子写好，交付于他的几位北大老友，语言学专家赵元任似乎见过这书。如果不毁于“一二八”炮火，这部稿子定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过去著的《字义类例》和入狱后写的关于文字学的文章，可知他对于文字学本有兴趣”。
看来对陈独秀知之甚深者，郑超麟也算是第一人了。
独秀之为独秀，是那个时代的呼唤，也是那个时代知识份子的典范和领袖人物：忧国与民，以天下为己任。假若独秀不介入政治，在文字学上也许会有更大的作为，可是中国的政治，迟早也会找上独秀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