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羌族記憶與羌族認同的本質
羌族的村寨，多處於相當封閉而獨立的地理環境(溝)之中，這一特點，使我們得以探索最基本的族群認同問題。住在同一溝中的羌族，對本地各村寨的由來常有「兄弟起源故事」的社會記憶。在這缺乏文字，社會記憶依賴口傳的社會中，藉著「從前有幾個兄弟」諸如此類的社會記憶，溝中各人群以最有力、最簡潔的方式宣稱彼此的「血緣關係」。它最有力，是因為它直接訴諸同胞手足之情；它最簡潔，使得這種起源記憶可藉由族群中任何成員，無論男女老少，來維持與傳遞。
在羌族中，我們見到另一種較複雜的族群起源說法，如「木姐珠與熱比娃」或「羌戈大戰」等故事。這類的共同起源故事，解釋更大範圍族群如瑪或爾瑪的由來。同樣的，它強調成員的共同祖先與彼此的血緣連繫。但這類神話故事與「兄弟起源」故事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它較複雜，而且作為一種社會記憶它只由該族群中部分的人來傳述。這些人通常是男人、老年人、巫師，或是被認為較聰明的人。「木姐珠與熱比娃」或「羌戈大戰」等故事的最「正確」版本是在端公經典中。端公雖在許多儀式中唱出這些故事，但這種典雅的羌語不是一般人所能聽懂的。因此，端公或長者必需經常講述這些故事。在每次講述中，他們不是「重述」這些故事，而是「重新銓釋」這些故事。在詮釋中，可以經常增添或改變故事的內容，而在「族群認同」上予以新的意義。
流傳於羌族中第三種關於羌族起源的社會記憶，便是在我們的知識體系中被當作是「歷史」的那些。「歷史」是人類以文字保存對過去的記憶。因此，掌握文字書寫的漢族對於「羌族」有豐富的歷史記憶。城鎮中與公路沿線村寨中的羌族，由於普遍使用漢族語言、文字，因此容易獲得漢族歷史記憶。這些以漢語文傳遞的歷史知識，以及漢人觀點的族群分類知識，造就了一些．羌族知識分子厂於是，這種羌族起源或羌族歷史知識的傳遞與詮釋，便掌握在羌族知識分子手中：他們詮釋過去的力量，來自於他們對漢族歷史知識的掌握，也來自於他們在漢族所建立的社會體系中的地位(如老師或領導幹部)。
以上三種族源或族群歷史記憶，在我們的知識系統中有些是傳說，有些是神話故事，有些是「歷史」，無論如何，它們由內向外，由小到大，讓一個羌族與不同範疇的人群(本寨的人、本溝的人、本地人、羌族等等)凝聚在一起。這些羌族的社會記憶中所呈現的羌族認同本質，可由幾個方面來說。
首先，在許多村寨中流傳的兄弟起源故事，是在岷江上游人群中最普遍的一種起源記憶。這種記憶，以一種宣稱的血緣關係造成人群間根基性的情感聯繫(Drimordialattachments)。溝中或村寨的地理封閉性，以及傳統經濟的自足性，以及資源競爭中各村寨、各溝之間的衝突與對立，都是造成這種記憶與人群認同的背景。在第二章中我們曾提及，族群成員間的情感聯繫模擬同胞手足之情，因此人們經常以許多「歷史」來證明本民族的人皆是「同胞」。在羌族村寨或溝中，「民族史」被簡化為兄弟起源故事。或者，我們可以說，這種兄弟起源故事是造成族群認同最基本的一種集體記憶，也是所有與人群認同有關的「歷史」的原型。
其次，在國家主導的民族調查與識別之下，「羌族」成為包含各溝各寨人群的共同族稱，而且也被接受為一種主觀認同。這時，對於被稱為羌族的人群而言，相關的歷史記憶必須被重新選擇、建立與銓釋。但是，不是每一個被稱作羌族的人都能夠獲得、講述或詮釋各種歷史記憶。在新的社會體制下，熟悉漢人知識的羌族知識分子得到詮釋過去的權力。於是，在羌、漢與羌、藏的族群關係中，在國家所強調、傳播的歷史架構中，他們謹慎的選擇歷史記憶，並給予適當的詮釋。在這些歷史記憶中，羌族將自己定義為古華夏的一支，漢人長久的兄弟民族。而且，他們將自己描述為對國家民族(指整個華夏)有極大貢獻，或有救危存亡之功的民族。在另一方面，羌族又以「羌不秩A娃」來設立他們與藏族(好作亂者)的邊界：以「住在山上的老實人」來設立他們與漢族(山下那些狡滑的人)之間的區分。這樣的族群邊界，對於茂縣、理縣一帶的羌族來說，就是將他們舊有的「赤部」(上游的野蠻人)、「瑪」(我們)、「而」(下游狡猾的漢人)的概念擴大及固定化。
第三，在羌族內部，並非所有被稱作羌族的人，都同意彼此對「過去」的記憶與詮釋。在各地羌族的社會歷史記憶中，我們知道，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羌族社會歷史記憶」。不同地區的羌族、教育程度不同的羌族、居城與居鄉的羌族，都有他們自己銓釋「過去」的方式。有些「過去」成為一種記憶結構，如被打散的強大羌族、拯救國家危難的羌族、受漢人欺騙而住在山上的羌族等等，被不同背景的羌族填入不同的歷史記憶，但其結構性意義是一樣的。有些，如「大禹故里」，成為北川與汶川兩地羌族知識分子爭論的焦點。作為大禹後代，他們所爭的主要是誰在本族群的核心，誰在本族群的邊緣。兩地羌族都希望自己是「主體」是嫡系大宗，別人是「分支」是小宗，以此確定自己的優越地位。
在他們的爭論中，無疑北川目前較佔上風。大禹故里幾乎成了北川的招牌：大部分的中國學者或一般民眾，都認為大禹出於北川。北川在這場關於「過去」的戰爭中得勝的原因，或這種大禹故里「集體記憶」的創造過程，是相當清楚的。招開全國性大禹學術研討會，出版觀點偏向北川為大禹故里的會議論文集；出版各種有關大禹的史料，加上有利「大禹生於北川之說」的詮釋；製作、發行錄影片、書籍，以宣揚北川有關大禹的地理古蹟：舉行各種大禹紀念會。如此，透過地理標誌、影象、文字等「記憶媒介」，及各種會議與紀念會等強化記憶的集體活動，一些選擇性的記憶成為普遍的集體記憶。凡此種種，都因北川能夠從綿陽地區得到大量的經濟與行政支持而能順利推行。
因此，「羌族認同」的產生及其本質便是：當一些村寨，溝或地區人群被稱作羌族時，一方面在現實的羌漢、羌藏關係中，他們藉著各種歷史記憶強調本民族在整個華夏及其邊緣族群中的優越地位，來建立一種我族意象，並以相關記憶設定羌漢、羌藏的族群邊界。另一方面在族群內部，許多個人、次群體都在述說自己的「過去」，以此定義「我們是誰」，以及「我們中誰最優越」。兩性間、城鄉間、地方群體間、社會階層間不對等的經濟、文化與政治關係，使得這些述說過去的聲音有強有弱，如此「共同的羌族歷史文化」被優勢者定義或創造出來。因此，造成並強化羌族認同的「共同起源」，並不是他們間自然產生的社會歷史記憶，也不是優勢族群(漢族)強加諸他們身上的記憶，而是他們與漢族之間，他們中各次群體之間，在現實族群關係的利益抉擇下對於「過去」的選擇、爭辯與妥協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