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上吊前痛斥士大夫负国家!---我为崇祯辩护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崇祯皇帝，中国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十八岁即位后，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天启七年(1628年)十一月，崇祯皇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1627年）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又杀客氏，崔呈秀自尽，其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为剿流寇，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一。史学家对崇祯的评价：明朝灭亡因为天灾瘟疫和崇祯多疑，和士大夫无关
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
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企图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明史》评价思宗：“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二。崇祯死前斥责士大夫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大臣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说：“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因协民艰，廉通者又迁疏无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
崇祯皇帝死时，只有一个太监陪同，“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李自成的大顺进京后如何呢？
三。明朝的儒教仕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群
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
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
大顺军占领北京时，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
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集》卷二，“为时事万分难支，中兴一无胜著”等事疏】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
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张正声《二素纪事》】。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九十二页】
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文人如此，军官也好不了多少：
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纪事》】。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四。康熙说了公道话
清康熙帝第三集卷十九有,摘引如下: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雠，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雠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孟子曰：“寡众弱强不敌也。”若论讲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因祖之雠，戊午起兵，战必胜，克必取，所向无敌，有往必成。神威圣武，深仁厚泽，犹念中国涂炭，数次议和。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高宗赵构）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雠，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雠，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陈新甲（？－1642年），明末崇祯帝的重臣。万历年间举人，任定州、知州知县。崇祯元年（1628年），入刑部员外郎。崇祯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三年官至兵部尚书。有魄力，起用傅宗龙、孙传庭等人。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大败，洪承畴降清，言官皆弹劾新甲之失，新甲乞罢不许。崇祯密召他主持议和，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塘报》，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群臣哗然，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将陈新甲下狱，九月二十二日斩于市。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塘报，又称《提塘报》、《驿报》，明朝的新闻传播工具，类似于宋代的《省探》，可用于向内阁反映战情，另外就是向朝廷传达捷报，并请求增援。明代朱国祯在《涌潼小品》卷12解释：“今军情紧急走报者。”，“国初有刻期百户所，后该称塘报。塘之取义，未解所谓，其说亦不著。阅马塍《艺花记》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欤？”例如“东江塘报”即由当年的援辽都司毛文龙撰写，用来提供皮岛军情，后由其子毛钰收集。近代学者戈公振最早注意到塘报的存在，他说：“兵部车驾司，于东华门左近，设两机关：一曰马馆，专司夫马；一曰捷报处，收发来去文移，兵部另派武职16员，驻扎各省会，归按察使司管辖，经管该处直接寄京之文报，名曰‘提塘’。此‘塘报’名称之所由来也”。关于晚明的塘报，可参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书。
东江塘报的真实性还表现在它不光报捷，也报败，还报误。例如：
1.“……行至火阴沟，冲遇大队要往江来达贼，遂将王一登围砍许久，……并阵亡守备将士王守羔等官兵200余名。……”（天启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塘报）
2.“……参将王辅身先士卒，往起突围，奔救官兵，三换战马，身被重伤，与红旗有机李良梅、都司石成玉等，千总李友柏等，把总张可新等，并官兵康守义等2400余员名，俱皆阵亡。又有阵内突出溃散官兵3000余员名，俱各回营。……”（天启六年五月十九日塘报）
3.“……本月十一日夜将二更，人皆未睡，忽听巡卒叫唤，黄都司房上火起，随即奔救，草房火大，飓风骤至，火毯乱滚，工落处随烧，势难近救。其府前各囤米粮，烧毁一空，当查被烧客店兵房500余间，前山下草房两间，内贮铁盔137顶，铁甲201领，牛皮46张，弓角面164副，箭杆9大捆，翎毛1包，白藤1捆，尽毁无存。……”（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塘报）
但是，塘报并非完全准确，陈新甲就是被其害死的。
金国无意灭南宋，更不希望和南宋战争，于是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扶持了刘豫的伪齐政权，作为缓冲。后来，金国对刘豫不满，伪齐消失。伪齐政权的版图怎么办呢？金国有个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主张把伪齐政权的版图送给南宋，以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友好，顽颜昌真的这样做了，于是，金宋缔结友好条约，河南等地划归了南宋。顽颜昌的行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出格的，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罕见的。金国当然有反对这种“金”奸卖国行为，此人就是金兀术，他杀了顽颜昌这个“金”奸，向宋朝开战，要把送出的土地夺回来。宋金之战开始。古代，北方军队野战强于南方，南方最好的办法是守城，据城而战。宋高宗当然不希望把吃进去的便宜肥肉吐出去，宋高宗的战略就是防守战，无疑，高宗是正确的。但是，岳飞向来我行我素，先是不听命令援助友军，之后，不顾高宗命令要孤军北伐，结果失败。南宋把河南等地又还给了金国。也就是说，整个战争是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惹起来的，战争的结局南宋并没有吃亏，把便宜土地还给了金国，如此而已。但是，儒教学者们却歪曲历史，把岳飞无限夸大神话，把高宗说成个卖国贼似的，儒教学者们也鲜有人赞美一下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朱仙镇大捷，大破金兀术，差点就攻陷开封汴梁；经邓广铭考证，根本不存在。在岳飞一生的战绩中，有无朱仙镇一役是多少年来史学界所困扰的一个问题，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对此作了详尽考证，他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添出朱仙镇的这次大捷的故事，这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因此，邓广铭在写《岳飞传》时就没有采用这条材料。什么500破10万，什么12道金牌(实际只有两道)，都是编造的。朱仙镇大捷是假的，岳飞北伐的最大战斗就剩下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但这里面也有水分，可以证明的战绩：岳飞军杀金军只有500人，而金兵总人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岳飞军自己损失多少却没有提，扣除岳飞军队占领各个空城的兵力，岳飞实际北伐的军力只有几万人，而且，岳飞的粮草被金军截断，又没有友军支援，只是岳飞在后撤的时候，友军刘琦救了岳飞一命。
金国不想消灭宋朝，蒙古也没有要灭宋的意图，但因为南宋狂热的爱国者不顾自己的实力，多次俘虏和杀害蒙古的外交使臣，蒙古震怒，才导致南宋的灭亡。北宋的灭亡也类似，北宋先是违背和辽的和约，与金联合灭辽，后来，北宋再次违背和约，收留辽国的大将，还要和辽联合灭金，金震怒，北宋灭亡。
后金和明朝的关系类似宋朝。本来后金不想入中原的，希望建立和约，但是因为塘报把，陈新甲害死了，再加上一些不知兵而言兵事，唱高调支持战争的大臣反对议和，明朝被李自成消灭。如果明朝和后金议和，明朝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创王李自成，如此，很可能明朝会持续下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狂热反对议和的大臣们，后来却争相投降清朝，儒教的舍生取义的信条是多么的虚伪，可怜的崇祯只好孤独上吊。
五。袁崇焕被杀不冤枉
介绍一下主要人物。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桑园客家人，广西梧州府藤县籍。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1622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1626年升至辽东巡抚，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贤见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1628年（崇祯元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崇焕。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毛文龙，1579-1629年，字镇南，中国明朝武将。浙江仁和人（今浙江省杭州）。文龙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替人测字看相谋生，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1605年武科及第。后以朝鲜为根据地与清军对抗，保障了与明朝的水路交通，同时在清朝后方出击，牵制其西进犯明。
清太宗，1592─1643年，姓爱新觉罗，名皇太极（亦作皇太子、黄台吉），军事家、政治家。满族，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在世时期，保护汉族人、减轻农民负担，并迁都渖阳。1636年皇太极控制漠南蒙古后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建立者和开国皇帝。他还诱使多疑的明思宗凌迟处死袁崇焕，为后来清朝灭明统一天下立下基础。皇太极病逝于1643年，年52岁。葬于渖阳昭陵（今渖阳市北陵公园北）。
崇祯是杀了袁崇焕，但袁崇焕该杀，范文程使用离间计导致崇祯凌迟袁崇焕，并不是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袁的对手太强了，皇太极有不逊色于其父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有政治手腕和战略眼光。 只是崇祯不该处袁崇焕以磔刑，千刀万剐，这有损皇帝的宽容仁慈形象，而京师百姓争抢着去嚼食他身上割下的肉以发泄愤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百姓并非不知道真相，实在是袁崇焕当真可恨。历史上真实的袁崇焕是什么样的呢？起初，崇祯重用他，“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帅蓟辽”。但袁崇焕犯下了很多大错。
丧失消灭后金的最佳战机：皇太极兵力并不雄厚，根本无法和明朝对抗，在皇太极攻击明朝的附属国朝鲜的时候，袁崇焕可以攻击皇太极的东北老家，或者和朝鲜联合攻击皇太极的侵朝军队。但袁崇焕什么都没做，白白丢失了朝鲜，从此，朝鲜成了皇太极的一个基地。当时的朝鲜刚经历过内乱，无法单独抵挡皇太极的狂攻,向明朝求救。“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朝廷下旨，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而袁崇焕不听命令，没有出兵自西线攻沈阳以救朝鲜。朝廷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崇焕再次违反命令，而且给自己不出兵找理由说，“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袁崇焕的满族兵十万守沈阳，完全是瞎扯，满族的全部兵力也不过八万多人，几次和与满族打仗的袁崇焕是清楚这些的，1635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270，总计兵力为81000人； 1642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319，总计兵力为95700人，之前的军队人数更少。最后，袁崇焕还是出兵了，但只从他的七万兵力中，只出了九千兵，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消极避战。袁崇焕十分天真，在在皇太极攻击朝鲜的时候，他不积极出兵帮忙，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 袁崇焕的想法是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想趁后金攻击朝鲜的时候抓紧时间修防御工事。实在缺乏远见，最终，朝鲜被征服了，明朝对后金的经济封锁破产了。而且，后金对明朝的进攻也多了选择，就是从海上进攻，不一定非要经过山海关。当年，在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举国之力相斗，而在后金进攻朝鲜的时候，因为袁崇焕的失误，导致朝鲜的丢失，以及后金的突然增大。就凭这一条，袁崇焕就该杀。
袁崇焕被皇太极的议和之计耍弄： 在皇太极的兵力有限，无法多线作战，于是假装和明朝议和，袁崇焕上了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正暗中准备攻击朝鲜，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对于袁崇焕或皇太极来说都是为赢得时间而采取的计谋。皇太极开出的条件：每年十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一百万匹布作为和好之礼；又以每年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换取大明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缎，三十万匹布的互市条件，皇太极的苛刻条件证明了其毫无诚意可言。
同室操戈，擅杀毛文龙： 毛文龙遣总下陈忠策反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文龙与一宁自率新旧家丁屯民，”“遂薄城下”，与陈良策“内外夹攻”，生擒镇江满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收降兵数千，杀满兵八百，是为镇江大捷。 毛文龙据皮岛不停侵扰辽东诸地,并派人潜入满金,策反降满汉官,煸动辽民起事。巡视过东江军务的姜曰广说：“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袁崇焕也说过：“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而两年后袁杀毛之时，袁又说毛开镇八年，未立寸功。兵部尚书王在晋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有预谋的，杀毛后说：“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生无死矣！”袁崇焕策划了一个圈套，为了麻弊毛文龙，他一边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一边以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赴三岔、旅顺间。据日后袁崇焕自己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中声称：“凡此，皆愚之也，(毛)文龙果堕彀中。”对大明忠心耿耿的毛文龙，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圈套，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于顶头上司的礼节。袁崇焕杀毛文龙，先改贡道，再禁海路，后断饷道，以发粮饷为名招毛文龙于双岛而杀之，明末吴国华说：“饷断于海路，谤满于中朝，即非崇焕，毛帅身其余几耶？”明朝政治上党争太残酷了。
袁崇焕不过是个不知兵的文人,狂修碉堡,等敌来攻.又不知敌从何处来攻.什么时候来攻.只好每处都分兵防御.造成敌暗我明的战争状态.供手放弃战场主动权.那有不吃败仗的道理？白白浪费有大明国力.自古文人带兵,都是不敢奋勇向前,寻找有利自己的战机.怕冒流矢之险.不敢运动歼敌.放弃全军的机动能力.退守石墙之后. 说白了,就是少个"胆"字. 要说明末辽东军事人物.首推毛人龙. 东江镇越战越强.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 在战争中发展自己,还不停的削弱敌人. 如果东江不崩溃,如果袁崇焕不乱修碉堡浪费国力.明朝本来可以有修养生息的机会.只要对后金保持这种战略态势,后金国力必然被拖垮. 就算后金不垮,也不至于要抽调全国军力去巩固处处都被动挨打的宁锦防线. 流寇也就不会成事. 等明朝修养十年之后.必然可以灭了后金.
《啸亭杂录》下 卷十 （ 清杨涟 着 ）
毛文龙之杀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或曰毛文龙尝求陈眉公继儒作文，陈邀以重价，毛靳不与，陈深恨之，乃备告董文敏，言毛不法专擅诸状。董信之，崇焕为董门生；任辽抚时尝往谒董，董以陈语告袁，袁故决意为之。然则明代之亡，亡于善书者手也。
有人说袁崇焕 不过是清朝搞出来的一个英雄而已，这种逻辑实在可笑，洪承畴被乾隆评为奸臣，按此逻辑，洪承畴是汉民族英雄么？杨靖宇和李舜臣被日本人称为"战神",按此逻辑，他们也就成了卖国贼么。皇汉纳粹的思维逻辑，常常是很搞笑的。
说毛人龙跟满族私下谈判，袁崇焕就没干过这种事？说毛人龙闹响,袁崇焕就没闹过? 说毛人龙死后军队反叛,他袁崇焕手下就没反叛? 说毛人龙没收复失地,他袁崇焕收复那些失地? 说毛人龙在困守皮岛,他袁崇焕就在积极进攻? 说毛人龙部队没战斗力,这恐怕是历史已经给出答案的诬陷吧，最少毛人龙还没有诬陷过袁崇焕吧。本来两人是一正一奇.结果正不容奇.也就自然失去了兵法上的"以奇胜" 剩个"以正合"在那里苦撑.被人家出奇兵掠京城. 这责任自然要人来背,他袁崇焕都不背,谁该来背? 皇帝来背?凭什么?人家出钱出兵,放权放心.你还要人家怎么样?
依靠城墙和火炮防御后金的正面进攻，不是袁一个人才做得到，袁死后，后金也没有正面攻进来过。可毛文龙死后，后金就可以远征了，而且皮岛东江镇是在袁手里丢的，就是平时没战事的时候，后金还不是要留下一万人防御毛文龙可能发起的骚扰。战时后金被牵制的部队会只多不少。袁用尚方剑杀了另一个有尚方剑的将军。先斩后奏。兵部敢克扣他？ 别忘了他还是兵部尚书，有７万军马的关宁军就不可以出击一下么？
袁崇焕凌迟的罪名，《崇祯长编》说：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袁夸口五年平辽，过了一年多反而给清兵直逼京城了，崇祯上任初期心气极高，辛辛苦苦筹措一年多结果得到了最坏的结果，他气得七窍生烟。 说明崇祯看不惯袁在辽东的作风。杀了毛文龙后，袁的确无人能制了，这个让崇祯暗自担心。欺隐可能是崇祯认为袁在粮饷上跟他玩花样，东江兵减饷粮反增。 私自和后金议和加私杀毛文龙。袁崇焕得警后入关回援，十一月初十到蓟州，上疏说“严备拔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然而还是给清兵直打到北京城下。袁在城下打了一仗后便休养生息，崇祯以为袁是在蹑后纵敌，存心不战，以此要挟。 刘策等领兵回防，袁令其还守密云。这个是战略部署，崇祯认为袁存心遣散援兵。 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以为袁要入城逼宫。
最后，为什么袁崇焕如此的该杀，反而在多数人眼里成了英雄了呢？这个和神化诸葛亮而贬低曹操一样的道理，也和狂捧唐朝而贬低其他朝代类似。因为袁崇焕是个进士出身，知识分子带兵啊，了不起啊，诸葛亮被人三请才出山的大儒，为知识分子争了多少面子啊，唐朝的诗词谁能比呢？于是，在知识分子控制舆论的情况下，毛人龙死有余辜，曹操成了奸贼，隋朝荒淫无道，李世民的爹爹也逃不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李渊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当然，这些历史学家基本在扯谎，详细的见我相关的帖子。
六。明朝的儒教仕大夫纷纷投降清朝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钧孙。明思宗堂弟，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而世子朱由崧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杀以后，他世袭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杀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在位2年，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将田维乘出卖，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弘光帝是一个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当清军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败，内讧不断发生，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一些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灭亡。而弘光帝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宪之，又字道邻，祥符人（今河南开封），溧阳侯史崇第49世裔孙。崇祯年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9年），随卢象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十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兵入关后，曾主张与之议和，共讨李自成的农民军。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于是督师淮扬，竭力协调江北四镇将领，以抵御清兵。 顺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诎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良玉呕血死，全军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兵。
清朝将领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直趋扬州，其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三月间，多铎奏报：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马抵达河南，“招降流贼镇守河南伪平南伯刘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同月二十五日又报：“三月初七日，臣统兵出虎牢关口，固山额真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兵部尚书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侍郎尼堪等统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三路兵同趋归德。” 四月初五日，多铎统大军从归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附。十三日清军至泗州（今安徽泗县），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遂在这天晚上渡过淮河。
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严词拒绝。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说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棲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他，但史可法不从，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
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
扬州战役，史可法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
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顺治十年（1653）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于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
关于史可法，有几个奇怪的地方，他指挥错乱，无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制止，他身为一个武将自刎怎么会不死？难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么？如果是这样，他的目的达到了。后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会做秀，亲自给史可法题词，以拉拢儒教信徒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继续作秀，历史就象是一个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为了满足儒教信徒的虚荣心，乾隆皇御笔表彰史可法。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高杰部官军在其子兴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总兵李成栋等带领下先后降清；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东平侯刘泽清在清军南下时，“将原管淮阳十四州县土地、人民、兵马、钱粮留交总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东总督王永吉、总漕都御史田仰等带着一批文武官员乘船逃往海上。这时南京已经陷落，清固山额真准塔统偏师由山东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领徐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迁、睢宁、沭阳、桃源、清河等县，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抚赵福星派人持书信往海上招降刘泽清等人。刘泽清即在闰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
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何况还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的叛变投降。弘光五大藩镇这样望风而降，并不是兵将不堪一战，而是他们凭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集团，有挟制朝廷之心，无忠贞报国之志。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后来展开的历史场面表明这五藩下的总兵李成栋、李本深、金声桓、李国英、田雄、马得功、徐勇等人都拥有相当的战斗力，他们为清廷征战时往往发挥出超越满军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实在很五奈，如果崇祯当年不顾儒教大臣的反对，如南宋的高宗一样南下，明朝不会败亡的如此之快。也因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将，明清易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个，至于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上说的杀80万，完全是谎言，因为扬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张德芳的“《扬州十日记》辨误 ”等书驳斥，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注：本文参考了顾诚的《南明史》
七。崇祯的错误：贪财，爱面子，缺乏宋高宗果决气度
1.调吴三桂部进关
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覆没后，朱由检感到手头可以用来抵挡农民军东进的兵力十分单薄，除了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异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落入满洲贵族手里。为了避免使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五千名精兵随吴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说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蒋德璟：《愨书》卷十一。蒋德璟当时任大学士，书中抄录了阁贴原文，是准确可靠的。一般史籍记载明廷策划抽调吴三桂部入关，都失之过晚例。如谈迁《国榷》卷一○○记，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检“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三桂忠勇，可倚以办寇。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这种叙述不能说是误记，而是不知道在这以前，朝廷业已就撤辽东兵马入关防堵大顺军进行过计议。】
然而，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竿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州军队。大臣们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闻警求去》】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检恭维一番，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笔锋一转：“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 蒋德璟：《愨书》卷十一】兵部尚书张缙彦乾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 蒋德璟：《愨书》卷十一】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总算确定了下来，实际上仍然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具揭以为外边督抚未必来，亦当佥同”【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春明梦余录》卷二四】朱由检被弄得心烦意乱，只好下“圣谕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践。
三月初，大顺军已经逼近畿辅。明廷才在初四日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刘渌清为平东伯）；同时命令吴三桂、唐通等统兵入卫京师。吴三桂部因为距离较远，直到大顺军占领了大同、宣化，兵锋直指京师时，才在三月十三日进关【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说: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进关，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遂无及矣。”】。首辅陈演眼看大厦将倾，就告病回家，陛辞时口称“赞理无效，臣罪当死。”朱由检明知正是陈演等人的油滑才使自己吃了大亏，不禁火冒三丈，大骂道：“汝一死不足尽其辜。”【 《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就这样，原来策划调吴三桂部入晋抵挡大顺军的计划由于上下推诿，终于全部落空。
2.南迁
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却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吴三桂的军队移作抵御农民军之后，关外的满洲军队乘虚而入，京师也同样难保。早在这年正月，朱由检就秘密地多次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顾无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里腹地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平寇志》卷八。朱由检说“朕有此志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畿辅，明京师数次处于危急的背景有关。】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然而，连这样一件并不难抉择的事情，也因为朝廷内部的纷争而搁浅了。崇祯一要大臣勷赞，二要顾全面子。李明睿在奏疏里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亲征”，就是摸准了朱由检的这种心理。左都御史李邦华，竟然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李邦华明知当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京师“内备外援，一无足恃”，“恃者惟都城祟墉耳”。可是，他却主张“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说什么“方今国势杌陧，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兆民；为陵庙主鬯，则当卫陵庙;而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他先建议让太子早日抚军南京，过了几天不见动静，形势却越来越急，又再次上疏请分封定王和永王于东南太平、宁国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便北京被农民军占领，朱由检的儿子还可以在南京继统(见《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 给事中先时亨又跑出来奏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朱由检气急败坏地当面斥责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蒋德璟：《愨书》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一语。蒋德璟的记载是当时正式回奏的原文，应当说比较准确。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内，力辨光时亨上疏谏阻南迁一事为妄，失之武断。】 南迁之议就在这样一片纷争当中拖延了下来。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朱由检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以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小了。只有在内心追悔之余，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准备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条云:“当李贼之围京师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塵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也说：“上御勤政殿，独召都尉(指驸马都尉巩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间路已梗塞。”】。
3.令勋戚、太监和百官助饷。朱由检搜括兵员，碰到了军饷困难。明王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而无法运来。皇宫里的内帑虽然还很多，朱由检却舍不得拿出来【明亡前夕，朱由检仍说:“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成德传》)然而，就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华在疏中说:“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即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窃恐尽捐内帑尚无及于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贫者，特恐有力者负之而趋耳。”(见李邦华：《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朱由检不予批答。】。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饷的命令，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効，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皇帝自己有钱不出，达官贵人们也相顾不动。朱由检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万两。朱由检认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万两。周奎派人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两应命。不久大顺军进城，从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勋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过几十两、几百两不等，聊以应景。朱由检见所得甚微，干脆实行摊派。先是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来又按官员籍贯，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数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广五千、陕西四千、山东四千之类。“缙绅纷纷告免”【赵士锦:《甲申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中记作“陕西五千”。】。朱由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许多官僚贪污致富，乃命大臣推举“各省堪输者”，由政府勒逼出银。内官也奉命捐银助饷。太监王之心最有钱，传说他家中藏银一项就多达三十万两。朱由检当面叫他慷慨输将，王之心却推诿道：“连年家计消乏”，仅献银一万两。后来，他被大顺军刑夹追赃，吐银十五万两，金银器物价值与此相当。其他的太监一个个也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摆出一副破家纾难的样子【《国榷》卷一○○。】。朱由检的大搞捐助，所得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对比大顺军进城之后，没收皇家内帑和对勋戚、太监、百官追赃助饷，一共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明朝统治集团的贪婪鄙吝可想而知。
八。李自成最后失败：不是因为领导集团腐化变质
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以为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又见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雍正八年《高阳县志》卷六，《杂志·兵事》】。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七，《孝义》；又见同书卷一，《地里》附《纪事》】。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纪事》】。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康熙三十年《临城县志》卷八，《述考志·事迹》】。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卷四十一，列传七，《忠烈》】。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乾隆二十四年《阳信县志》卷三，《灾祥》】。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又见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
】。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官绅，一方面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这个阶层。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赀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郑廉《豫变纪略》卷六】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王度《伪官据城记》，见《荆驼逸史》】。有一种记载说庶吉士周钟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视，他积极参加大顺政权的活动，常说“江南不难平也”。一些明朝官员私下对他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钱《甲申传信录》卷五】其实，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时是“礼贤下士”的，对官员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以后。周钟的比拟并不适当，只是反映了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少数官员的一种希望。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当人们津津乐道“闯王进京”后如何如何腐化变质终于导致“群众”不满，归于失败的时候，本书作者却认为正是由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
总之，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瘟疫，有崇祯的决策失误，有强人皇太极和多尔衮，也有儒教信徒的大量变节。如果崇祯不理睬儒教信徒的反对，和清朝达成议和，明朝可以专心对付农民起义，如果崇祯如宋高宗一样毅然南迁，明朝和清朝并立于世。但是，后世的儒教信徒却歪曲历史，痛骂清朝，指责崇祯，歌颂袁崇焕和史可法，就是不提儒教应该担负的责任。如此，儒教就可以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继续成为中国的国教，万世辉煌。
附1：
辽金两朝都曾哀求过宋朝，宋朝真的很强么？
摘要：本文是关于岳飞和秦桧的争论，帖子比较长，主要内容有宋金农民起义的性质，金太祖也是个国际和平主义者，宋金冲突的几个史料，北宋亡于“战”而非“和”，南宋也是亡于“战”而非“和”，关于岳飞北伐的神话。
一。金太祖也是个国际和平主义者
金太祖（1068年—1123年）名阿骨打。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金的建立者，善射骑，力大过人。辽天庆四年，率2500人起兵叛辽，破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萧嗣先率7000精兵集结于出河店，阿骨打率兵3700乘夜奔袭，渡混同江（今松花江），大败辽军。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阿骨打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称帝，建立大金，年号收国，改名完颜旻。是年九月攻占黄龙府城（今吉林农安）。天辅四年（1120年），与宋朝订攻辽计划，攻陷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天辅六年（1122年），取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是年年底，攻陷燕京（今北京）。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返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附近）途中病逝。 2003年9月5日，北京市文物局发表：1980年代在北京市西南郊外的九龙山的金朝陵墓，证实是完颜阿骨打的石棺、遗骨及装饰物。
阿骨打对宋相当和善。《靖康稗史笺证》中记录其二子完颜宗望曾说过：“太祖止我伐宋，言犹在耳”。《靖康稗史笺证》之四：‘皇子谓：“太祖止我伐宋，言犹在耳，皇帝仰体此意，故令我懑自便。”’ 当宋以“海上之盟”求燕京（今北京西南）及西京（今山西大同）地，金国大臣左企弓（张觉叛金时被杀）曾劝阿骨打不要归还“燕云十六州”，但阿骨打还是如约归还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其中景州虽在长城之内，但并不属于石敬瑭割给辽的燕云十六州之一。易州是辽统和七年（989年）夺自宋，也不算作十六州之一。莫、瀛两州早已收复，为北宋河间府所治。《金史·左企弓传》：‘太祖既定燕，从初约，以与宋人。企弓献诗，略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听。’ 今河北遵化，此为金之景州，并非宋之同名景州，宋之景州在今衡水市景县,今河北保定市易县. 《辽史·地理志四》：‘统和七年攻克之，升高阳军。’ 这样一来，山西、河北太行山（后明在此建内长城）以内的燕、涿、檀、顺、蓟、莫、瀛七州都已经归还宋，而太行山以外的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云九州当时辽金尚在争夺，金太祖也无法归还。
和阿骨打生前相处时间较长的几个年长儿子，如长子完颜宗干、二子完颜宗望、四子完颜宗弼都积极推行儒家文化，这对以后金国的影响很大，金出了大量的诗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阿骨打的喜好。阿骨打也满有趣的，又是一个国际和平主义者。实际上，亚洲都是儒家文化圈。金的文明水平不比宋差的，只是人们总是吹捧宋朝，金似乎不属于中国的朝代一样。金宋两朝对比，非常有意思，都不完美。金对外强横，内部却争夺皇位而乱；宋对外软弱，内部却超级稳定。南宋错就错在后来不应该联合蒙古攻击金，毕竟，金的文化和宋更加类似，两者更加和谐。
二。宋金冲突的几个史料
《金史·列传第八》 挞懒、宗隽唱议以齐地与宋，完颜宗宪（1108年—大定六年1166年）， 廷争折之，当时不用其言，其后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如宗宪策。熙宗从容谓之曰：“响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人，卿以为不当与，今复取之，是犹用卿言也。卿识虑深远，自今以往，其尽言无隐。”宗宪拜谢，遂摄门下侍郎。
《金史·列传第十五》 天眷元年，挞懒、宗磐执议以河南之地割赐宋，诏遣张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学士韩肖胄奉表谢，遣王伦等乞归父丧及母韦氏兄弟。 宗弼兼总其事，遂议南伐。太师宗干以下皆曰：“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上曰：“彼将谓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帅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举兵讨之。”遂命元帅府复河南疆土，诏中外。 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时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劳问宗弼以下将士，凡有功军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攻岚、石、保德皆克之。
《金史·列传第十五》(完颜)昌，本名挞懒，穆宗子。天会四年八月，复伐宋。闰月，宗翰、宗望军皆至汴州。挞懒、阿里刮破宋兵二万于杞，覆其三营，获京东路都总管胡直孺及其二子与南路都统制隋师元及其三将，遂克拱州，降宁陵，破睢阳，下亳州。 宋二帝已降，大军北还，挞懒为元帅左监军，徇地山东，取密州。 初，宋人既诛张邦昌，太宗诏诸将复求如邦昌者立之，或举折可求，挞懒力举刘豫。豫立为帝，号大齐。豫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遂废豫为蜀王。挞懒与右副元帅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伦求河南、陕西地于挞懒。明年，挞懒朝京师，倡议以废齐旧地与宋，熙宗命群臣议，会东京留守宗隽来朝，与挞懒合力，宗干等争之不能得。宗隽曰：“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宗宪折之日：“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复资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与便。”挞懒弟勖亦以为不可。既退，挞懒责勖曰：“他人尚有从我者，汝乃异议乎。”勖曰：“苟利国家，岂敢私邪。”是时，太宗长子宗磐为宰相，位在宗干上，挞懒、宗隽附之，竟执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 宗弼为都元帅，再定河南、陕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称臣，画淮为界，乃罢兵。
这些史料提供了北宋灭亡的线索，此外，也谈到了岳飞的北伐，岳飞说自己北伐有多少多少战果，而金国也声称自己胜利，还大大的赏赐了参战的将士，非常有趣。但是，却有两个疑团，为什么金还给了宋土地，后来又收回，甚至把北宋消灭？为什么完颜昌(挞懒)参加了讨伐北宋的战争？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
三。北宋亡于“战”而非“和”
宋金对辽国夹攻密约，金国攻陷辽国的中京（内蒙古宁城），童贯急统军北上，分两路进攻。宋军突然采取军事行动，对燕京是一个晴天霹雳，他们再没有想到一向卑躬屈膝的宋国，会在朋友背上插上刀子。耶律淳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他派人晋见童贯说：“女真叛变作乱，贵国也应对它厌恶。如果贪图眼前小利，捐弃百年友谊，去交结豺狼，只会种下将来无穷祸根，尚请贵国考虑。” 童贯不听辽的劝告，继续督军前进。辽军只好迎战，宋兵团两路大军，同时溃败。 辽国“怨军”司令官郭药师，向宋国投降，献上两州土地。这对宋是一个鼓励，宋徽宗（1082年10月─1135年）赵佶命童贯作第二次北伐。萧皇后(辽穆宗皇后)派遣使节韩昉晋见童贯，奉上降表，请求念及119年敦睦的邦交，不再进攻，辽国愿降为臣属，永为屏藩。童贯一口拒绝，把韩昉叱出帐外，韩昉在庭院中哀号说：“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字字俱在。你能欺国，不能欺天。”痛哭而去。童贯在叱走韩昉后，即对燕京奇袭，在辽军迎战下几乎全军覆没，被辽军追击到芦沟桥， 宋军将近二十万人，被敌人的铁骑冲刺，死伤殆尽，死体盈路。辽军作歌传唱。讥刺宋国的无心与无能。以如此使人失笑的兵力，竟敢毁盟挑战，再一次说明世界上确实有不自量力这回事。
金国接到宋军溃败的消息，也大吃一惊，他们固然知道宋军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这种地步，皇帝完颜阿骨打既知宋军不能在古北口（北京密云东北）会师，放弃古北口，径从居庸关（北京昌平）南下，进攻燕京。那些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契丹兵团，跟金军一经接战， 即被击溃，燕京陷落。 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宋依然派遣使者向金索取燕云十六州， 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不顾众大臣的反对，还给五州给宋朝。两国遂于1123年签订友好和约。 无论如何，宋总算站在胜利的一边， 收复了丧失188年之久的领土。赵佶成为宋的救星，童贯被封为王爵， 全国狂欢庆祝。
但是，宋朝贪心不足，1123年，南京（即平州，河北卢龙）留守长官张觉举州向宋帝国归降。马植再度提出警告说：“盟约刚刚签定，不准招降纳叛，绝不可以不遵守。”赵佶立即把马植贬官五级。 金国一举手之间，就把南京夺回，张觉逃入宋帝国，请求庇护。在金帝国严厉压力下，赵佶虎头蛇尾，只好杀掉张觉，把人头送还。而金军不久就在张觉档案中，搜查出赵佶的诏书。恰好金军向宋军华北军区司令官（河北燕山府路兼河东路宣抚使）潭稹，按和约索取二十万石军粮。谭稹拒绝 说：“马植算什么东西，他承诺的，怎么能算数。”这样，宋朝两次违背宋金和约，先是宋朝收留反叛的将领张觉，现在又有谭稹违背和约。，金对宋的战争开始，原来得到的土地丢了。
赵佶不甘心，企图耍阴谋诡计引起金国的覆亡。第一、赵桓写了一封密函给金国大将耶律余，耶律余原是辽国大将，被耶律延禧所逼，于1121年降金，请耶律余发动兵变。第二、赵桓再写一封密函给远在西方天涯的辽帝耶律大石，对过去叛盟的事表示歉意，要求恢复百年来的传统友谊，对金帝国夹击。最精彩的是，赵桓竟把如此重要，能引起千万人死亡的秘密文件，交给金帝国派到开封催缴欠款的使节萧仲恭，用重贿请他转交给耶律余。在意料中的， 萧仲恭回国后立刻就把密函呈出。而派往西方辽国的使节也在边界被金国的巡逻队捉住。金国震怒，对宋开战，北宋灭亡。本来，宋金联合灭辽，之后，金给了宋部分国土，结局很完美。但是，宋的皇帝和爱国贼们自不量力，收留辽的残余将领，又联合辽打金，北宋灭亡在爱国贼手里。宋对辽和金数次背信，而现在儒教信徒却嘲笑人家是蛮夷，野蛮，儒教信徒只会通过这种手法来掩饰自己的罪恶。
四 。农民起义
金有农民起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一定心向南宋，就如同南宋的众多起义并非一定是农民要反宋投金一样。古代是家天下，宋朝是赵家的，金是完颜家的，并没有明确的国或者民族观念。国家和民族都是近代从西方哪里学来的玩意。宋朝士大夫和地主阶层的贪婪，宋朝的主要收入都跑到这些人手里了，而百姓却苦不堪言。加上严重的土地兼并，宋朝的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个。两宋期间有记载的农民起义，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著名的起义有：993年，王小波、李顺在四川青城起义，提出“均贫富”口号；第二年，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控制四川部分地区，坚持斗争到995年春，最后失败。 李顺 993年（太宗淳化四年）12月 青城 。1119年，宋江在北方领导人民起义，起义军在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沉重打击了北宋军队，由于北宋统治阶级残酷镇压，1121年夏，起义军失败。 1120年，方腊在浙江睦州起义。起义连破浙江、安徽、江西一带六州五十二县，杀死贪官污吏。后由于粮食和武器缺乏，退到睦州青溪县的岩洞，最后失败。 以上是北宋的，再看南宋 。 钟相、杨肷1130年2月在湖南洞庭湖一带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建立“大楚”政权，1135年6月杨肷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岳飞的主要战绩就是通过镇压农民起义获得的。
五 。岳飞北伐的神话
整个事件是这样的，金国无意灭南宋，更不希望和南宋战争，于是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扶持了刘豫的伪齐政权，作为缓冲。后来，金国对刘豫不满，伪齐消失。 伪齐政权的版图怎么办呢？金国有个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主张把伪齐政权的版图送给南宋，以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友好，顽颜昌真的这样做了，于是，金宋缔结友好条约，河南等地划归了南宋。顽颜昌的行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出格的，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罕见的。金国当然有反对这种“金”奸卖国行为，此人就是金兀术，他杀了顽颜昌这个“金”奸，向宋朝开战，要把送出的土地夺回来。宋金之战开始。 古代，北方军队野战强于南方，南方最好的办法是守城，据城而战。宋高宗当然不希望把吃进去的便宜肥肉吐出去，宋高宗的战略就是防守战，无疑，高宗是正确的。但是，岳飞向来我行我素，先是不听命令援助友军，之后，不顾高宗命令要孤军北伐，结果失败。 南宋把河南等地又还给了金国。也就是说，整个战争是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惹起来的，战争的结局南宋并没有吃亏，把便宜土地还给了金国，如此而已。但是，儒教学者们却歪曲历史，把岳飞无限夸大神话，把高宗说成个卖国贼似的，儒教学者们也鲜有人赞美一下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
(一)。朱仙镇大捷
朱仙镇大捷，大破金兀术，差点就攻陷开封汴梁；经邓广铭考证，根本不存在。在岳飞一生的战绩中，有无朱仙镇一役是多少年来史学界所困扰的一个问题，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对此作了详尽考证，他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添出朱仙镇的这次大捷的故事，这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因此，邓广铭在写《岳飞传》时就没有采用这条材料。什么500破10万，什么12道金牌(实际只有两道)，都是编造的。
朱仙镇大捷是假的，岳飞北伐的最大战斗就剩下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但这里面也有水分，可以证明的战绩：岳飞军杀金军只有500人，而金兵总人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岳飞军自己损失多少却没有提，扣除岳飞军队占领各个空城的兵力，岳飞实际北伐的军力只有几万人，而且，岳飞的粮草被金军截断，又没有友军支援，只是岳飞在后撤的时候，友军刘琦救了岳飞一命。
(二)。岳飞不救淮西
王次翁的《叙纪》中说： 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 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 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
(三)。郾城大捷
郾城之战发生在七月八日。《鄂国金佗稡编》卷16岳飞捷奏：
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
疑点：此战没有例入中兴著名战役中。岳飞没提自己的伤亡数字，杀金兵无数却只得到马二百余匹。也就是说，岳飞军最多也是小胜。
(四)。颍昌大捷
岳飞报王贵颍昌捷奏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月十五日，据本司中军统制、提举一行事务王贵申：“依准指挥，统率诸军人马，於颍昌府屯驻。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穎昌府西门外摆列。 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联系到颍昌的后路（临颍）被断，史称“后断不得合”，和郑州的联系也被切断（长葛），王贵已经被金军从岳飞集团中分割出来了。在郾城的一面岳飞慌不迭地叫淮宁的张宪赶回来打通和王贵的联系（十三日杨再兴也想打通和颍昌的联系，不幸阵亡），一面急递顺昌的刘锜请求支援。 这几天岳飞的日子绝对不好过，绝对不是大家吹嘘的从胜利走向胜利。颍昌之战，王贵杀敌五百，自己伤亡多少，没有任何战报说明，应当是有刻意隐瞒之嫌。从“人成血人、马成血马”看，王贵所部伤亡也应该不会小了。 王贵的胜利，就是金军暂时撤兵了, 金军本来就没有攻城的打算，只是列阵城外，这就叫击退敌军，当然，也可以说是胜利了。尤其是张宪把临颖收复了，给王贵军留下了撤退的通道。可是，张宪再也不敢离开临颖了，一旦临颖，被金军占领，王贵军怕撤都撤不回来了。
岳飞在郾城的兵力本不弱于宗弼，可是他已经飞章向刘奇告急了，这又如何解释呢？这充分说明了一点，就是岳飞对金军的部署并不清楚，也不知道宗弼有多少兵力. 相反，宗弼对敌我形势了如指掌，他很清楚岳飞的主力在颍昌，突袭郾城不克后，他在临颍驻扎，割断了郾城与颍昌之间的联系，这样就把张宪主力从颍昌调出来了，然后他歼灭杨再兴的小部队后，再乘虚奔袭颍昌，妙招!张宪已从颖昌南下赶到临颖，如果宗弼再去攻打郾城的岳飞，这不明摆着要腹背受敌吗？宗弼没那么弱智，他选择了抄张宪的老巢颖昌，这才是避实击虚的妙招啊！
郾城和颖昌两番大战，张宪的主力都没赶上，光在路上瞎跑，这就是宗弼的用兵之妙. 就这样，王贵－颍昌，张宪－临颖，岳飞－郾城，三兄弟丫成前后一百里的一条线上了。 这样好，保证了大家能够撤退。 可韩昌还蹲在长葛，郑州的刘政已经是回不来了，给金军活活地捉住了，他的部队哪去了?不是全歼了，就是逃散了。反正岳家军史书上是不能留污点的。
张宪离开淮宁，淮宁的部队少了，淮宁的长官，防守也不要了，吓得抹腿跑了回来，岳飞肚子都气破了。 岳飞的日子不好过。 岳飞之所以要杀王贵，是王贵有畏敌之罪，同时，岳飞一肚子火。 更有趣的是，岳飞说十四日颍昌打胜了，可《金史》说十四日宗弼也向金庭报捷。
(五)。岳飞无力再战，险遭覆灭
《宋史》卷高宗本纪中有如下记载：（岳飞）“奉诏班师，遂自郾城还，军皆溃，金人追之不及。颖昌、蔡、郑诸州皆复为金有。”
《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时张俊克毫州，王胜克海州，岳飞克郾城，几获兀术，（王俊）战胜于长安，韩世忠胜于咖口镇，诸将所向皆奏捷，而桧力主班师。 九月，诏飞还行在，存中还镇江，光世还池州，琦还太平。飞军闻诏，旗靡辙乱，飞口×不能合，于是淮宁、蔡、郑复为金人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亦载：「(壬戊）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 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乡，旃靡辙乱，飞望之，口怯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金人闻飞弃颖昌去，遣骑 追之。时飞之将梁兴渡河，趋绛州，统制官赵秉渊知淮宁府，飞还至蔡州，命统制官李山、史贵以兵援之，遂遣诸将还武昌。飞以亲兵二千，自顺昌渡惟，赴行在。 于是颖昌、淮宁、蔡、郑诸州皆复为金人所取，议者惜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说：
飞方至陈州，而俊已定宿、毫，遂还寿春，引兵南渡而归。金人探知，于是并力以御，飞兵不能支，几败，告急于锜。锜为出兵牵制，抵太康，金人乃退，飞军得还。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载：
（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初，岳飞以重兵驻颍昌，欲为久驻之计。会张俊自毫州南归，金人谍知飞军孤无援，于是并兵以御飞。飞不能支吾，告急于淮北宣抚判官刘锜。锜遣统制官雷仲出兵牵制，抵太康县。是役也，飞将官杨再兴、王兰、高林皆战死。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镞二升。会天大雨，溪涧皆溢，敌骑不得前，官军乃还。
《金史.王伯龙传》中就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
《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
自闰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毫州、宿州，飞取蔡州、陈州，京东、西响应。岳飞军屯颍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锜，或言：“当言于朝，而后发兵。”锜曰：“皆王事也，待报则无及矣。”遂往助之，即遣别将雷仲、柳倪直趋太康县。诸将曰：“贼在沙河，而诣太康，非路也。”锜曰：“第如言，我军至太康，彼必退矣。”其夜，军至太康，虏果解去。
上述记载说明，当时的岳飞军队处境险恶之极，粮草被断，根本不是岳飞孙子所说的岳飞差点打到黄龙府，被高宗昭回而功亏一篑。岳飞撤兵是因为自己认为不得不撤退，“飞亦以为不可留”，刘琦救了岳飞，高宗和秦桧救了岳飞.
六。金国对宋朝的哀求
金哀宗，姓名完颜守绪（1198年－1234年），金国第九位皇帝（1224年—1234年在位），女真名宁甲速。哀宗在位10年，国破后自缢而死，终年36岁。哀宗本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鼓励农业生产，与西夏修好，进行内部改革，铲除奸佞，重用抗蒙名将，收复了不少土地，使金国呈现出一片全新的景象。可是此时的蒙古势不可当，正大四年（1227年）灭西夏后即全力伐金，在天兴元年（1232年）的三峰山之战中，金军主力溃败，金国灭亡之势已不可免。蒙军进围汴京，守军奋力抵抗，当年“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哀宗在十二月离开汴京，北渡黄河，后奔归德（今河南商丘），最后来到蔡州（今河南汝南），然蒙古大将史天泽一路紧追不舍，在蒲城歼灭了完颜白撒的八万精兵。
如同北宋背叛辽国一样，南宋也背叛了金国，和蒙古联合消灭金国。天兴二年（1233年）八月，蒙古召宋兵攻破唐州（今河南唐河），哀宗欲派使者向宋人说：“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宋人不许。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哀宗不愿做亡国之君，便把皇位传给统帅完颜承麟，自己在蔡州幽兰轩上吊自尽。末帝完颜承麟闻知哀宗死讯，“率群臣入哭，谥曰哀宗”，“哭奠未毕，城溃。”末帝同日死于乱军中，金亡。宋人找到哀宗遗骨，带回首都临安告太庙。历史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玩，辽金都曾经苦求过背叛的宋朝，宋朝都是不肯，结果，儒家程度很高的辽金没了，北宋和南宋也随之消失，莫非上天要宋朝成全蒙古族人统一中国？
七。南宋也是亡于“战”而非“和”
南宋的灭亡和北宋灭亡类似，不是因为“和”，而是因为“战”，谢太后直接派人向蒙古伯颜乞和，愿降为属国。谢太后直接派人向蒙古的伯颜乞和，愿降为属国。怕颜接受了，蒙古最初的目的并不一定要消灭宋朝，只不过要求宋帝国像安南王国和高丽王国一样，作一个臣服的外藩。可是，当蒙古使节廉希贤一行前往临安（浙江杭州）谈判，走到独松关（浙江安吉南）时，却被一位爱国心强烈的守将杀掉。这已经使事态恶化，谢太后在惊恐中，急再第二次派特使，向伯颜解释误会，保证严惩那个守将。伯颜于是第二次派出使节张羽，走到平江（江苏苏州）， 又被另一位爱国心强烈的守将杀掉。伯颜怒不可遏，他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理喻而又狡狯凶恶的野蛮部落，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他的军队前进。蒙古兵团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进抵临安（浙江杭州）。宋政府已经瓦解，包括宰相在内的当权官员，以及日夜都在思念忠君爱国的道学家士大夫群，大都逃走， 谢太后和不懂事的孩子皇帝赵显，只有投降，南宋灭亡。如果狂热一旦到了靠着流别人的血来表达自己忠贞的地步，这种狂热便成为两头尖的剑，固然伤害别人，也同样伤害自己。强烈的爱国心是可敬的，但只用别人的生命表达它，这个爱国心就不纯洁，有邪恶的成分在内。儒教信徒士大夫群大都逃走，而没有舍身取义，儒教确实虚伪邪恶。南宋灭亡后，儒教信徒为了证明儒教的先进正义和伟大，高声咒骂蒙古野蛮，痛哭流涕的说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国，而他们却从来不会反省或者承认宋朝中国的灭亡正是儒教鼓动的爱国贼，正是不顾实力冒进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岳飞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儒教精神，岳飞精神在某些情况下是误国误民的毒药，就如儒教遗害中国一个道理。
总之，给我戴上美化侵略者的帽子是不合适的，因为宋朝自不量力又屡次背信，金国反击是理所当然，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无可指责。如果以现在的观点，金宋同是中国的朝代，二者之间的战争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我不过是试图还历史原貌而已。
附2：
岳飞吃人肉与宋高宗被逼退位
----------高宗PK 崇祯, 伟大的宋高宗万岁
由于历史学家的误导，人们通常认为，南宋军队很强，可以北伐收复故土迎回二帝，都是因为宋高宗软弱怕事，或者说怕南宋北伐胜利迎回二帝，而让高宗丢了皇位。不止如此，儒教史学家们还编造了秦桧害死岳飞的神化。这些完全是儒教信徒的谎言。
宋高宗（1107年─1187年）赵构，南宋开国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皇帝，活到80岁，但他却并不贪恋皇位，1162年，就以“倦勤”想多休养为由，禅位于宋孝宗。
南宋初年和崇祯末期类似，如果当时崇祯南下，而不理睬说大话的儒教信徒，明朝不会那么快灭亡。在对待这个类似的问题上，显示出宋高宗的伟大和英明，高宗不理睬儒教信徒的大话连连，毅然把首都南迁，伟栽，高宗！
宋屡次背信弃义，贪心不足，又自不量力，宋挨打是自找的。至于吞并一个势力，有借口才好打，所谓出师有名，而宋正好给了别人出兵充分理由，这和日本侵略中国是两回事。所谓的宋强，不过是守城或者水战利害，更主要的是，大多数人知道的都是宋夸大的战功，而宋的败仗没所少人知道。
岳飞北伐初期是恢复了几个城市，或者说大片领土，似乎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 岳飞军队消灭了多少金兵？根本就没有动了金兵的主力，反而是岳飞军队因此分散了，而且粮草被劫，其后果很严重。在平原上，岳飞军打不过金兵的。这好比国共之战， 初期，国民党占领了多少多少城市，但却没有消灭gcd有生力量，最后败的还是国军，如同岳飞的最后失败一样。
岳飞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主战将领，与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一代抗战将领们比起来，岳飞只能算是晚辈之中的后起之秀。就算在后起中，一直坚持在陕西抗金前线的著名将领吴玠、吴璘兄弟及刘锜、扬沂中等将领。在高宗十四年（绍兴十年）的宋金大战中，最先抗命不退的并不是岳飞，而是刘锜；没有刘锜等战将的拼死坚守，岳飞等人能否顺利渡江还真是个未知数。刘锜、扬沂中与岳飞一样，均有武将最高的“太尉”头衔，吴玠则与岳飞同享“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都是当时后起中资历比岳飞老，而身份仅次于岳飞的名将。所以，杀掉一个岳飞，根本不可能达到为所欲为的卖国目的。
坚持议和的是宋高宗。“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 皇帝卖了国能换到什么？ 秦桧当时已身居相位，卖了南宋，大金难道还能让他做皇帝？
赵构不是胆小鬼。 靖康元年，兵临城下，金人要一亲王至军中谈判，赵构请行，与张邦昌亲赴敌营，被留十余日，意气自若。会宋军偷袭金营失利，敌帅恼怒责叱，赵构却神色超然，毫不为动。
当时，宋朝大臣李纲反对迁都，宗泽三呼过河，宗泽把屡遭战火毁坏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修复得"铁桶"一般，但是，高宗依旧南迁。上面已经说明，高宗不是胆小鬼，为什么高宗却坚持首都南迁呢？因为高宗看穿了宋朝当时的真正实力。
一。宋朝的通病
宋朝是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治理的朝代，对士大夫优厚，而对百姓却残酷剥削。优待文官，严防武将。下面资料来自《宋史》 。
(一)。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
王禹偁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宋史禹称传）
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祇以惠泽而序迁。」（见宋史职官志）
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宋史祁传）
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宋史坦传）
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后、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
徽宗时，卢策疏言「皇佑（仁宗）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纔三之一；治平（英宗）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神宗）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
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
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
以此类推，宋朝国力再强也难以持久。
(二)。对百姓残酷剥削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淳，尚无甚病民之事。
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
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
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
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粜本钱。（亦见蔡幼学传）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
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
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
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伯尝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于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干道中（孝宗），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
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曹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
淳熙五年（孝宗），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朘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
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真宗），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先支钱而后输绢，民本便之。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于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后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
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曲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于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
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
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三)。宋军队纪律弛废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
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
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
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于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于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
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纔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于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
兵凶战危，非重赏诱于前，严诛迫于后，谁肯奋恐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二。南宋初年的恶劣形势
宗泽守东京时，上书曰：“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敌，杨进等兵百万，亦愿渡河，同致死力。臣闻‘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xī）然，何敌国之足忧乎？”
就是这个丁进，身为都城巡检使，却于高宗元年底，拥兵叛乱围寿春（今安徽寿县），在宗泽死后，丁进因叛乱为韩世忠诛杀；
身为河北、京东捉杀使的李成，则于高宗二年八月，也就是宗泽死后仅一个月，便拥兵叛乱围宿州（今安徽宿县），此后拥兵数十万，一直为南宋心腹大患；
扬进不是乱军，而是趁机而起的乱民，虽时归宗泽，但也在宗泽死后三个月的十月份叛乱，倘若其手中真有百万兵，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声势了
宗泽“修复得铁桶一般”的东京，并不可信，伟大的高宗预感到了这些。此外，
青州（今山东临淄）军校王定，拥兵叛乱，杀主帅曾孝序；
建州（今福建建瓯）军校张员，拥军叛乱，杀守臣张动；
杭州军贼陈通，拥军叛乱，执帅臣叶梦得，杀漕臣吴昉；
真定（今河北正定）军贼张遇，拥军叛乱，入池州（今安徽贵池），陷镇江；
军贼赵万入常州，执守臣何衮（gǔn），再陷镇江；
秀州（今浙江嘉兴）军卒徐明，拥军叛乱，执守臣朱芾（fú）；
博州（今山东聊城）军卒宫仪拥军叛乱，攻莱州（今山东掖县）；
建州军卒叶浓拥军叛乱，攻福州；
军贼杜用拥军叛乱，占陈州（今河南淮阳）；
溃兵宋进拥兵叛乱，犯泰州（江苏）；
关中乱贼史斌犯兴州（今陕西略阳），僭号称帝；
淮南乱贼刘忠犯蕲州（今湖北蕲春），入舒州（今安徽潜山），杀通判孙知微；
京东乱贼李昱陷兖州；
京西乱贼贵仲正陷岳州（今湖南岳阳）；
淮南乱贼靳赛犯通州（江苏）
韩世忠的小校李在，占据高邮（江苏）闹割据
在高宗大本营向扬州转移途中，韩世忠属下的统制孙琦，只因左正言（谏官名称）卢臣中斥责御营护军擅行无军纪，就在高宗眼皮子底下将其追打得堕水而死，随后率本部兵叛乱而去，时任御史的张浚立即奏夺韩世忠观察使，以示惩诫，“上下始知有国法”。
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东平引兵至寿春，其部兵竟擅杀守臣邓绍密。
江西曹成、湖南扬么等反贼，均拥贼众不下二十万
万人上下的反叛武装，草头司令，不可胜数。
高宗三年三月，高宗亲手提拨的扈从统制苗傅，御营右军副统制刘正彦，因对人事不满，在金兵陷鹿州，水贼邵青陷泗州（江苏淮安西部，毁于清康熙年，后没于湖泽湖中）的严峻形势下，发动兵变，杀大臣及内侍百余人，逼高宗退位，拥立其兄钦宗尚在吃奶的幼子，请隆佑太后（高宗嫂，钦宗妻）垂帘听政
韩世忠、刘光世、吕颐浩、张俊等主要将领从前线撤下宋军本就不多的主力，回兵勤王，使人心离乱，金兵趁机大举进攻
东京留守杜充畏战，亦假借勤王名义放弃东京，退至建康（今江苏南京）
山东主官知济南府刘豫降金，河南、山东尽失。
隆佑还政高宗，但苗、刘拥兵拒战，加据了内乱，牵制了大量抗金兵力，更使金兀术十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举占领建康，随即兵临南宋大本营明州（今宁波）城下，迫使高宗避敌海上。
担负保卫大本营重任的张俊，为保存实力，擅自引兵避战，得使金兵趁高宗不备，借大雷雨的当夜入海偷袭帝船。
在隆佑太后避难的虔州（今江西赣州），卫兵与民兵互相攻击，纵火肆掠三日，民兵数万围城，叛将胡友亦来凑热闹，各方混战，无分敌我，直杀得浑天黑地。
同时，金兵陷潭州（今湖南长沙）。
金兵退，鼎州（今湖南常德）乱民钟相乘机而起，自称楚王陷澧州（lǐ，今澧县）；
江、淮宣抚司溃卒李选陷镇江；
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则在江西拥兵叛乱，攻占永丰县，杀知县赵训之
南宋初年比明朝末年还乱，高宗曾经被逼退位，但是南宋没有灭亡，因为，有伟大的高宗。高宗南迁的策略英明无比，高宗的见识比手下大臣强多了，明朝的崇祯皇帝拍马也赶不上伟大的高宗。
三。吃人的岳飞军队
岳飞嫡孙岳珂所著的《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二十五·吁天辨诬卷之五·承楚辨》记载:
“先臣（即岳飞）还师保泰，虏骑二十万披城而阵。先臣独以扶伤饥羸之卒，贾其勇于累战之余，柴墟再捷，河流为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两枪，犹乘胜逐北。虏既退遁入栅，先臣尽护数十万之生聚保柴墟……饷道无所从出。先臣乃刲尸继廪”
刲，音亏，割杀，割取；割者，分解。
廪，储存粮食的仓库，代指存粮。
上述记载说明，在泰州保卫战时，岳飞军队被金兵追赶，曾经拿人当粮食，古代的战争残酷。人吃人在南宋初年并非罕见，南宋抗金劲旅“八字军”，也是靠着腌人肉坚持作战的。至于百姓相食，更是不胜言记，当时把人称作“两脚羊”，已和猪狗牛马完全没有分别了。南宋初年的局势，没有那么富有，可以说的上内忧外患，高宗和秦主和，整顿内部根本没有错，更不是投降派。如果和金拼命，就会有岳飞军队吃尸体，甚至南宋会因此灭亡。而儒教信徒不顾当时的情形，只会高喊“战战战”，战败了，再把责任推卸开，最后找个替死鬼，同时树立岳飞一个神，儒教就可以继续意淫了。
四。“绍兴和议”----赵构誓表
对“绍兴和议”记载最为详细的，是南宋方面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但是《要录》极力回避南宋向金奉表称臣一事。例如它把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出使金国的何铸称作“（充）大金报谢使”，其实他的准确称呼是“（充）金国报谢进誓表使”；《要录》还将南宋向金所进的“誓表”篡改成“誓书”。
问题的关键在于，“表”与“书”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表”只用于下对上，而“书”则既可用于上对下，又可用于下对上，或者用于对等之间。“表”的开头有固定的格式，即“臣某言”。其他南宋方面的史料也多有取舍、回避。 好在《金史》（宗弼传）却如实地透露了这个信息，他抄录了赵构“誓表”。 为尊者讳，为君王讳，后人所能够学习到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
誓表 “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誓表的内容揭示，南宋的地位相当于金的附属国，但我不认为是耻辱，总比灭亡好。崇祯为了面子而最后上吊，有人竟然说明朝因此最有骨气，实在是搞笑。皇帝的本质是什么？皇帝是政客，政客就是卑鄙无耻，政客的最高境界是保持或者得到更高的地位。政客不是愤情，逞一时之快就完了。高宗比崇祯高明多了。
总之，宋高宗不是胆小鬼，相反，他有大智大勇，在南宋初年数路狼烟，遍地烽火，内外夹攻，百孔千疮的情况下，成功的建立了“南北朝”，南宋经济和文化繁荣。而当时和现在高叫北伐北伐的，是无知之辈，其水平也就如明朝的崇祯一样，结果也必定悲惨，正如明朝灭亡在崇祯手里一样。爱国没错，但要考虑当时的形式，否则，爱国者就变成了爱国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