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安排在春末的圣诞，歌诗班用合声赞美着无限的咏叹。用心底寂静的虔诚仰望十字架上受难者那尊抽象，是感戴还是牵动？犹如烁烁泪滴垂下自己的心情。
窗外，开花的日子过去了，长长的风似乎不想再抚摸发梢的柔软，心灵也就等待，等待不期而遇的雷电撞击和暴雨凄厉。
三十年前，父亲带回家一套旧书。端详书名后暗窃何人如此傲慢，“文存”不行还要“独秀”，狂也。细辨顿觉惶恐，大托派头子，革命的叛徒，还还还……“文存”。也就是从那时起，自己才更有着一种关注，这个人，他的生平他的浪漫和他的执著，以后才真正看懂曾经闪过的那道灿烂。
不大懂戏剧，也就很少看，但是依旧反复看了不少次“八个样板”，所以非常熟悉杨子荣唱腔那还没上台的亮相。把它和历史联系起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五四的喝声之所以在我们心目中震响，是不是恰恰在于日后的统领正在悄悄走上轰隆隆的舞台？
火烧赵家楼，大概是中国书生们的第一次暴力。“爱国运动”，不错，可依旧是反政府的，所以政府通常以动乱或者风波来谴责。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仅导火索而已，地雷已然埋下。然后张国焘呢？许德衡呢？所有的旗帜性人物都未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想，那些燎燎身影都褪迹成可疑或者黯淡的残痕。
“启蒙”？究竟谁在启蒙？“打倒孔家店”，在枪杆子林立的时代，更应该是袁世凯和北洋军政府的代词，说的好像是康有为的满腹经纶。说“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谁又是谁？又从哪里请来的呢？日本么？“帝国”和“早稻田” 大学么？就是那个启蒙吗？那个时代的口袋里潜藏这那么一大堆毕业和肄业证书，这是被后人轻轻忽略的锈色。
老佛爷的改革和今天“学院”们摘牌儿叫“大学”相差不远，私塾统统改名叫学堂或者学校。所以半生不熟的先生也就成为稀缺，各类人等纷纷蹽到东洋去镀金。这些文言者八股者当然看得懂汉字累累的日本文章，也就有了速成的便捷和吞吞吐吐的方便。相比他们，孙中山也是医学的文凭，可是长期走行帮会，革命也就有了下三道的气派。
当时代的轮声向我们扑来，永远呼啸着尖锐的撕裂，当它渐渐远离而去，却沉重着低徊的伤感，拉动几许多普勒的伧然。陈独秀给出另外一种感慨另外一种思索。
1903年的陈独秀打理起《安徽俗话报》，承袭明清小说潜盎的直白却开始讲述着社会和人生的由缘，向平朴的大众做起呼唤，让今天的正统传教士都意外。那时节同盟会在哪了？革命者在哪了？当我们不经意地接过被打了包的五四，纵然自以为还能诠解出新文化的精彩，又有谁能想着扬起这束长长的飘带？
除了自由主义者，很少有人破解民主追究的就是人权，所谓科学即便今天朗朗上口，其实讲的就是一种客观辨细本质的理性。但是陈独秀看到了，说到了，反而五四运动的学生们懒得理解背后的深奥，匆匆忙忙做起了革命。后人们也就有了口头禅，用作巫术的前导。
“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作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是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
这是谁的透彻？这是什么时候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不由心头一动，比照“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又是什么样的思想境界？这就是1904年陈独秀，而此时的孙中山刚刚组建同盟会。
所以，今天我们应当还是回去读读陈独秀，读读还在孤寂在文存中的灵光。撕下两张扉页的张狂，即便就是五四，也不可能有着思想。在这个高度上，不仅我们，连鲁迅看起来都象在逃荒。
五四后的陈独秀，买错了车票。当意识形态的快车颠簸起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跳车而逃。这个头破血流的英雄再一次返回到孤独，而且更坚定。直到我们今天重新回到他打制的路标前，他那被我们遗忘的沉静给我们心灵一次次震撼，今天的每一个发现都可能需要用“重新”来使形容历史的错乱。
张开手掌，才知道抓住的是一场空梦，看不到血淋林的温热，也就不知道被凝固在执迷中的矫情。呻吟的，是我还是你？是搁浅在瑟瑟的浅滩还是触礁在大河的彼岸。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日本，兰学已经盛行过两百多年，同样的过程在我们这里叫做“西化”，而被拒绝了。所以如此众多的青年少年，用白话的心态孜孜不倦地读取日本汉化的西方语言。为我们今天带来如此众多的现代词、现代语甚至现代的语法。
“字”已经成为精神世界的甲骨文，在故宫的皇舆上才能让那种心绪动情。“字”文化的儒雅今天只是一种笔端，如果用来做言语，唾腺都会厌倦成阑尾。
所以我们今天生存在“词”的精神世界，没有这些抽象的名词，我们的思想又如何承载在摇动的舌头上或者吸附在毛茸茸的耳道里呢？
“词话”不单纯是白话，明清的白话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后人留下认知世界的思想，也就永远不要指望能把《肉蒲团》改编成《羊脂球》。
无论总结为“救亡葬送了启蒙”还是破题为“革命终结了民主”，都没有道明那个时代所有的思想意识以及归结出来的词汇，都还不足以对新世界有一种真正明澈的认知，甚至补上个“至今为止”都不为过。今天的辞典还不可能收编“卡拉OK”、“DVD”的时候，或许是流行的快乐，或许是时髦的哭泣。
从陈独秀开始独自点燃新文化的烛灯到今天，整整一百年。再早五年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避难日本，也适逢严复的《天演论》首次刊行。康有为沉陷在皇权主义中至死不悔，梁启超被后人公推中国民族主义滥殇之宗源，而此前严复留学英国海军学院后长期参与清廷的北洋水师的建设，竟难逃甲午海战一败，可见严复倾力译著之所在。
没有白话文的严复又何如？精功于文言的严复又何如？严复是一张永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标准像，在今天唯一值得赞许的也就是“信达雅”的训言，他的思想呢？有人赞许“图腾”是严复最精湛的名词创造，其实是文化上的无能为力，听说过什么叫“格致”，呵呵，这才是严复的经典。
中国，所有的思想波动是在上个世纪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但是西方的文化却是在第三个十年和以后勉强挤进。五四时代对西方文化精神的认识是残疾的，这是为什么如此快捷地吸纳了来自俄国的暴力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而且特别是面对日本军阀的虎视眈眈，暴力和专制对于蒙昧的精神有着直觉上的吸引力。
是袁世凯断送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吗？辛亥的意志是与宋教仁一同在龙华倒下的吗？孙中山断然想不到武昌的猝变成功也就注定了缺少思想上的指导。这就造就了袁世凯的丑剧，也造就了军阀林立和自身的分裂与哗变。现象的根底就是社会精神对新文化的残缺认知。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河上肇送来的，“十月革命”送来的是列宁的暴力的专制主义。
陈独秀早年在日本时即与邹容、张继甚熟，也就断定和孙中山相隔不远。可是为什么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权威一直擦肩而过，直至一同错登上了通向俄国的革命快车。当共和为暴力所一统，也就注定了为专制所聚合。也就解答了今天依旧对外在世界的恐惧和焦虑。
党史的、五四的、学术的和悼念的陈独秀，靠宽容而同情的陈独秀，靠托洛斯基光复而平反的陈独秀，这样的陈独秀再多也不能使这个时代重新启蒙，也就回避了民主的人权和科学的理性。可是这个时代终究要逃向哪里。
只有政治意义上的五四，文化意义上的五四时不存在的。只有学术意义上的新文化，精神意义上的新文化是禁口的。
今天的新儒们在用“文革”和专政暴力向五四追债，一只手张开，说讨要欠下的租子，另一只手其实拿着的是与暴君分红的股票。“外圣内王”的心念，念叨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向专制者做出“为万世开太平”的鼓励。
新文化为什么批判儒教？因为儒教不仅为君权张目也为袁世凯登基举纲，不仅反对民主也蔑视科学。今天他们把历史的账册掩藏起来，满脸无辜地在责难谁啊？政治上他们追捧新权威，在精神上直接勾结晚清的保皇党。
鲁迅抨击的是儒教的道德，逼迫的是礼教的吃人，批判的是国民性的卑劣，破题到奴性而已。陈独秀撩开的是忠孝的面纱，追究的是与人权（民主）的不合、与理性（科学）的对峙。都是想抽干那一潭混沌，谁更见底儿？
抽倒了陈独秀，抽倒了胡适之，为了让新文化时代有个交待也就必须留下一个鲁迅，真名叫树人，曾经何尝不是一尊偶像。
“中庸”？并非仅仅是一种暧昧，拒绝和淘汰的是理性的精确。对俗人，钝化直觉上的判断能力；对高人，是集权社会的逢官场做戏的谋术。
不是每一个分子的存在状态，所以成为大海，不是每一个分子状态所以成高山，也不是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所以成社会，也不是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所以成发展。这是科学给我们的认知，也是民主给出的要义。所以胡适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合上这一百多年历程的精神书卷，无语良久。或是卖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烽烟弥漫，或是饱受屈辱的灾难和坚强不屈的奋争。当一切似乎沉寂下来，我们兀然发现所有的人文精神都是权力斗争的表演。把心境中这扇窗扉豁然推开，尘雾褪尽留下的是满眼苍凉。
（作者：李大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