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圣人--李教授
第一部分
自序（1）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开了《论语》课。课分三个班，我教其中一个班。２００４年的下半年和２００５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一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述而》７．３４）。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９．６）。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４９２年，６０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前往郑国，和他的学生走散。他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等候。有个郑人跟子贡说，东门外站着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上半身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子贡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孔子，孔子不以为忤，反而平静地说，形象，并不重要，但说我像丧家狗，很对很对。
在这个故事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嘛，非常简单。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二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不读《论语》也能直探孔子心曲的人，不在此列）。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待过一年，没印象），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书，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１９１２年），我不及见；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１９３４年），我没赶上；新儒家的书，几乎没读；尊孔教育，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近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既跟政治斗争有关，也跟意识形态有关，还有民族心理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什么对，什么错，都得阅读原典。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慢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８０后”，有程度差异，无本质不同。我看他们看不惯，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谁也别吹，自己比别人更传统。你说传统是宝贝，有些东西，处于濒危要保护，我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如贪污腐化、制售假药、卖红心鸭蛋者流），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但南怀瑾老前辈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我不能苟同。
三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事情哪有这么巧？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
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您别忘了，那时道德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这些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他还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大家常说，我背不下来。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既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工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毛泽东本人，天马行空。广大党员的修养，交刘少奇讲。现在倒好，连刘主席的书都没人读了。
我讨厌道德说教，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
用《论语》代《修养》，可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但我不需要。
四
说起读古书，港台人常说，大陆人，不读古书，不重传统，除了考古，一无是处，这是中了“五四”的毒，“文革”的毒。大陆的人听了，也跟着起哄，说是呀是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台湾、香港，我去过，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研究水平怎么样？我心里清楚，没必要这么吹。更何况，这条对我不适用。古书，我一直在读，现在也是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
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当时对孔子，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都没有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你们不妨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台大是怎么来的？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新学旧学，孰优孰劣？一切都清清楚楚。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就是感情用事。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他的心情，我理解。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大陆不是传统文化，台湾、香港也不是。两岸三地，彼此彼此。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１．６）。过去，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孤立无援，基础薄弱，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西化不强，保古不力，乃环境使然，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资本主义是个全球化的体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世界，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传统”（过去叫“封建”）的尾巴就算割不断，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
１９８０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太封建”也“太专制”），现在又骂中国太不传统（“太不民族”也“太不世界”），到底哪个说法对？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两种危言耸听，都高估了传统文化。
传统就是过去，没必要当祖宗供着，不分好坏，闻之必拜，谁敢说个不字，就跟当年的“反革命”一样。
五
“文革”批孔（１９７４年），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一介农夫，哪有资格？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孔子不是孔子，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卒于１９６９年），第二是刚刚摔死的林彪（卒于１９７１年），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卒于１９７６年），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２０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巅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说变就变，非常无耻。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六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１９１７年１１月，他还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师生员工向国旗、孔圣行三鞠躬礼。次年８月到北京，在红楼工作，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转而批孔。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
孔子办教育、讲学问，这方面的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他想听这种话，孔子太少。还有，他是农村来的，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也看不起。“文革”前，他对孔子，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自相矛盾。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他是政治家。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现代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白天吵架，晚上在一个被窝里睡。
１９４２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
毛泽东，史学百家，独取范（文澜）、郭（沫若）。二老之中，更重郭。郭沫若，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１９２９年），说商周是奴隶社会；作《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１９４５年），说孔子是革命党（秦汉之际的儒者多投身革命）。革命，难道要回到奴隶社会？两个方面，自相矛盾。郭沫若以孔子比共产党，秦始皇比蒋介石，史学著作、历史剧，到处充满暗示。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就是根据郭沫若。但１９５８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都喜欢儒家，使他很生气。江青还批周恩来。郭沫若和范文澜，他本来很喜欢，但他们都是尊孔派，他就转而支持批孔派：杨荣国和赵纪彬。杨荣国，文字清通，简洁明白；赵纪彬，对《论语》下过几十年工夫，考证细密，观点犀利，更对他的胃口。新民学会，他就检讨过，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晚年更突出。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政治，好恶深，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比。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连教书育人做学问，他都批；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架，挨毛泽东骂，挨周恩来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周恩来也是少有的完人，真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
七
最后，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读《论语》，我是怎样读《论语》。
最近几年，有三个刺激，逼我重读《论语》。
第一是竹简热。１９９０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都是以儒籍为主，内容涉及孔子，涉及他的主要弟子，不但和《论语》有关，也和大小戴《记》有关，为古代儒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线索。过去研究儒家，主要是读孔、孟、荀，孔、孟之间的七十子，反而不讲，漏洞太大。我虽不同意，以儒家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但儒家出现早，地位高，影响大，不容怀疑。我们要把这些新材料吃透，还要返回来读《论语》。此课不补，没有发言权。比如宋儒讲道统，有人说，出土发现证明了这个道统，这不是瞎说吗？孔孟之间，明明有很多人，不只子思和曾子，怎么证明的就是宋明道统？我们只要认真读古书，就会发现，古书和这些发现并无矛盾，真正有矛盾，反而是“圣化”的曲解。
第二是孔子热。现在，和１９８０年代不同。什么叫８０年代？我还记得很清楚，想不到，如今已成老宫娥坐谈开元天宝年间事。８０年代，主要气氛是痛批传统，怨天尤人骂祖宗。现在，风气陡变，传统又成香饽饽。向左转，向右转，谁都拿孔子说事（连监狱都在读《论语》）。孔子真是左右逢源。从骂祖宗到卖祖宗，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前因后果，值得深思。美国学者史嘉柏（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ａｂｅｒｇ）有篇书评，是介绍西方的《论语》译本，文章的题目是《沽之哉，沽之哉》。用在我们这边，也合适。传统和孔子都在热卖之中。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全都向右看齐，保守主义浪潮和复古风席卷全球。作为文化现象，我们要想弄清，孔子热的含义是什么，也要重读《论语》（它本身就是复古经典）。
第三是读经热。现在鼓吹“少儿读经”，不是读《五经》，而是读蒙学课本，也是甚嚣尘上，我是不以为然，但怎么读古书，确实是问题。现在，我在北大讲“四大经典”，《论语》是其中之一。我想认真思考一下古书的经典化，以及现在如何选经典、读经典的问题。
说实话，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古代思想史，有很多争论，我是像看戏一样，坐在台下看，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
马克思说，青年黑格尔派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语》也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治统），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道统），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或准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挑战这套咒语。
我的读法是：
（１）查考词语，通读全书。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细读《论语》。先参合旧注（以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主），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
（２）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孔门弟子，第三是《论语》中的其他人物。借这种考察，为各章定年，能定的定，不能定的阙如，把《论语》当孔子的传记读。
（３）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横读《论语》。我把全书，归纳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按主题摘录，看这本书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样，与《墨子》、《老子》有什么区别。
（４）最后，是我的总结。我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
孔子这本书，有不少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有些一般般。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下》）。
我于《论语》，也是如此。
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
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
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５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第一部分
学习的快乐、孔子的“血统论”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是孔子说。《论语》全书的“子曰”都是孔子说。古代子书，是以“子”称老师。如《孙子》十三篇，每篇开头多作“孙子曰”；《墨子》的《尚贤》等十篇，每篇开头也作“子墨子曰”。这样的“子”是对老师的尊称。研究《论语》，我们要知道，中国最早的老师怎么叫，学生称孔子为“子”，这个“子”是什么意思。
“子”本来是贵族子弟的称呼。西周时期，贵族子弟多被称为“小子”，就连王，在神祖面前也自称“小子”。春秋时期，人们以“夫子”或“子”称呼卿大夫，即当时的贵族官僚。“夫子”是第三人称，相当他老人家。“子”是第二人称，相当您老人家。“夫子”也可简称为“子”。“夫子”和“子”都是尊称。孔子当过鲁大夫，很短，只有三年，但他的学生是用这个头衔称他们的老师。这里的“子”是“夫子”的省略。古代最初只有一门学问，即做官的学问，长官就是老师，这叫官师之学。孔子强调，读书要做官，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官师之学的传统。“诸子”的“子”是来源于官师，称呼老师和称呼首长是一样的。
“时习”，一说是“学者以时诵习之”（《集解》引王肃），即按时复习；一说是“既学而又时时习之”（《集注》），即时时复习。杨伯峻说，前说才是周秦古书的用法，后说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不可取。《国语?鲁语下》：“士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复习是在晚上。
“朋”，古人把同学、同事、同僚等同辈人叫“朋”、“友”或“朋友”，这里指同学。东周的编钟铭文，常以“父兄”（或“兄弟”）、“婚媾”、“朋友”并说，父兄（或兄弟）是血缘关系，婚媾是婚姻关系，朋友是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
这一章好像研究生入学，导师给他们训话，主要是讲学习的快乐。
第一乐是个人的快乐，你们来到我的门下，听我传道，按时复习，乐在其中。
第二乐是和同学在一起，你们不光自己学，还不断有人慕名而来，成为你们的同学，弦歌一堂，岂不快哉？
第三乐是师门以外，别人不了解，千万别生气，因为你学习的目标，是成为君子，学习是为自己学，别人不知道，照样是君子，你有君子的快乐，内心的快乐，不也很好吗？
孔子好学，把学习当快乐，认为求知的快乐比求知本身还重要（《雍也》６．２０）。这几句话，共同点是快乐。“说”即悦，是愉悦，“乐”是快乐，“不愠”也还是愉悦或快乐。
《论语》以此为第一章，很好。
这一章提到“君子”，“君子”是孔子的重要概念。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后面会反复提到。孔子说的君子、小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身份，贵族和有地位的人是君子，奴隶和没有地位的人是小人；一种是道德，道德高尚的人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是小人。
君子、小人之辨，本来是血统论的概念。贵族社会的特点，就是讲血统论。
“文革”初期，辩论对联，我参加过，有刻骨铭心的体会。所谓对联，是干部子弟的发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就是血统论。中学生起哄，上面没人管，谭立夫是大学生，也跟着瞎讲，居然为对联辩护，说“混蛋”怎么了？不过是“糊涂小子”之谓也。我写过一个传单，反对血统论，但不彻底，还是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可怜的遇罗克就死在了他的《出身论》之下。阶级仇，可遗传，作用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即使今天也没稀释完。“文革”后，干部的孩子还是当干部，演员的孩子还是当演员，知识分子的孩子，领导出国新潮流。最近，时光倒转，还有“贵族热”，互相比阔。我是谁？少爷。有形资产没了，比无形资产，看谁能吃会喝，精通美食。什么都拉扯上贵族，哪怕是有钱人家的厨子。“地富反坏右”，除了“坏”，什么都往自己脸上贴，官越大越好，北洋的，国民党的，伪满的，都行，最好是皇亲国戚。
孔子，祖上也光荣，但本人早已平民化，吃过民间疾苦，遭过贵族白眼，这是很好的教育。他对贵族的骄奢淫逸，非常看不惯。
孔子反对血统论，不够彻底，当时不容易彻底。他的态度，也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老贵族，他欣赏，奉为榜样，但他更重的还是当时怎么样，看谁更有道德，更有学问。这特别反映在他用的“君子”一词上。
孔子说的“君子”，是用旧名词装新概念。在他看来，过去的贵族，不但血统高贵，有身份地位，也有道德学问和君子风度。但当时的贵族不一样，往往只有身份地位，没有道德学问和君子风度。因此，他为“君子”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有道德学问，却不一定有身份地位。这种人，有点像日本的浪人，是游离分子。一部分像他，出身高贵，但家道中衰，在家当老二老三，属于庶子或余子，没有继承资格；一部分是经过学习而知书达礼的乡巴佬，如子路、颜回。这种游离分子，就是孔门施教的对象，后来“士文化”的主体。
中国的贵族制度，崩溃特别早，除皇亲国戚，早就没什么像样的贵族，欧洲那样的贵族。科举制下的大富大贵之人，很多都来自穷乡僻壤。但每一时代，都有一批有身份地位没道德学问或有道德学问没身份地位的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还是问题。
读书做官是孔夫子的理想和遗产，我不喜欢。我更喜欢没官做的孔夫子。
吴敬梓讽刺读书人，讽刺为做官读书的人。写完这类人，作为理想，小说结尾，他特意写了四个奇人，“琴”、“棋”、“书”、“画”各一位，没有一个是大富大贵之人，全是隐于市井的平民。他说，“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最后一位，叫荆元，奏一曲高山流水，令于老者凄然泪下，语极伤心。
这是吴敬梓笔下的“君子”。（学习的快乐、孔子的“血统论”）
巧言令色，孔子最讨厌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言令色”，孔子最讨厌。孔子认为，这种人最缺乏“仁”。“巧言”，言是言语。巧舌如簧、能说会道、善于用言辞讨别人喜欢，孔子叫“佞”。孔子对“佞”是骂不绝口（后面多次提到）。“令色”，色是脸色（古人叫颜色）、外表的样子。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女人才会以色相动人，男人也有深通此道者。他们挤眉弄眼，打躬作揖，很会调动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巧言令色的人是擅长拍马逢迎的人。
巧言令色是假，孔子深恶痛绝，但真也不一定讨他喜欢。嘴上没把门的人，情绪激动的人，如仲由，心直口快，和巧言令色有区别，孔子也不喜欢。他更喜欢的是不说话或少说话的人———闷葫芦式的人。“巧言”的反面是“讷”，“讷”是言语迟钝，话都说不利索；“令色”的反面是“木”，“木”是面无表情，好像木头疙瘩。他喜欢的是木讷之人，认为木讷之人才近于仁。（巧言令色，孔子最讨厌）
与其指东道西，不如反省自己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是孔门的再传弟子尊称曾参。曾参，字子舆，是有名的道德先生。孔子死后，卜商等人推有若代孔子，受弟子拜，他不服气。孔门十哲无曾子，但宋儒立道统，把他捧得极高，明代封曾子为“复圣”，曾子的名气，反而比有若大，甚至超过颜回。这是宋儒的创造。
“身”，不是身体，而是自己。
这里讲的三条，都是属于自律，不是太高的要求。道德有高尚道德，有一般道德，还有作为道德底线的起码要求。高尚道德，常人做不到，或很难做到，做到了令人佩服，做不到也无可指责。在道德问题上，与其“高大全”，到处讲用，举国若狂，还不如劝大家尽职守责，少干点坏事。人为拔高，适得其反，北京话叫矫情。比如见义勇为，谈何容易。一帮歹徒，有枪有刀，手无寸铁，干黄枯瘦，无拳无勇，怎么挺身而出？警察的责任，交普通人去担，就过了。我看，一般道德、起码的道德，比这更重要。
“忠”，和“中”、“衷”等字有关。什么叫“忠”？古人拆字为解，有“中心为忠”之训。简单说，就是替人谋事，要真心真意、全心全意，绝不糊弄人。现在，我们的很多同胞，满嘴抹蜜，甭说尽心尽力，钱花光，事没干，人都跑了，这就是“为人谋而不忠”。
“信”，从言，和说话有关，古人拆字为解，有“人言不欺”之训。简单说，就是说话算话，恪守诺言，讲信用。现在的中国人，说话不算话，爽约迟到，和玩儿似的，事前乱许愿，事后乱道歉甚至不道歉，一点不脸红，这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
还有一条，“传不习”，这条更简单，就是老师讲了，回去不复习，当学生的，糊弄老师。
三大毛病，领导、同事、朋友、老师，谁都敢糊弄，这些都是很不道德的事。
我们中国人，特爱糊弄，连鬼神都敢糊弄，何况人乎？
在守信守时这一点上，中国不如西方。西方也不都是好人，但耍心眼儿，抖机灵，逮空子就钻，偷奸耍滑，平均水平，绝对赶不上中国。
道德的供求规律是，生活中越缺什么，它才越吆喝什么。春秋战国，大讲忠信，正是因为没有忠信战国“忠信”印最多。故《老子》第三十八章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本书引用《老子》都是根据马王堆帛书本，下不再说明。宋以来，大讲关关公、岳岳飞，也是因为汉奸太多。
这里的“三省”很有名，比如陈省身、于省吾，就是据此取名。
我们要注意，学《论语》从哪儿学起，“三省吾身”，省是反省，身是自己。我们与其指东道西，给人家当老师，还不如先反省一下自己。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弟子”，指乡里的子弟或学生，古代的师生关系是仿父子关系，学生把老师当爸爸，老师把学生当儿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有“师父”一类叫法。师父的师父，是“祖师爷”。后世，师道尊严，一直保留着这一传统。当老师的要给学生找工作，得意门生，连媳妇都包办，当学生的也要尽弟子之劳，弘扬师教，捍卫师说，光大师门，义不容辞，就像我生活过的农村，当爹的要给儿子盖房娶妻，当儿的要给老人担水拾柴、准备棺材。现如今的学校，有培养子弟兵说，术语叫“组建学术梯队”，里面就有这种父慈子孝。北大门户深，老师是大树。我从社科院到北大，对此深有体会。师道尊严要讲，但这种关系不好。老师不是爸爸，学生不是儿子。
“谨”，是寡言。
“泛爱众而亲仁”，“众”指民，“仁”读人。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是动词，这里指行事为人，它是践行道德，而不是道德本身。“行”是相对于“学”。道德好了，还有余力，干什么？孔子说，“学文”。“文”是什么？是文化，特别是与礼乐有关的人文学术，古人也叫“文学”。道德是质，礼乐是文。文、质是相辅而行。孔门读书，是学礼乐。礼乐是文化，不是公文档案，不是程文墨卷，更不是风花雪月、娱情写物的诗文。古人不像后人，靠文章名世，靠文章传世，看重写下来的东西。孔子强调，提高道德修养之后，还要提高文化修养。第一，别当坏蛋。第二，别当笨蛋。即先当好人，再当知书达理的人。
以德代色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卜商的字。他是孔门三期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长于文学。
“贤贤易色”，前一个“贤”字是动词，即以贤为贤，尊重贤人，推崇贤人。前人对“易”字有三种理解，代替、改易、轻视。我认为，第一说最好，第三说最坏。“贤贤易色”就是孔子两次提到的“好德如好色”《子罕》９．１８、《卫灵公》１５．１３。它的意思是，要像“好色”一样“好德”。可见色是可以好的。
色是性感的外貌，主要指女人在男人眼中的性感外貌，即女色。男色不太有人提。喜欢漂亮女人，没什么不对。不对的是心里好之，嘴上又贱之，说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不拿妻子当衣裳，就是重色轻友。
用“好德”代替“好色”，不是戒色，而是像男人好女人那么来劲儿，有内在冲动，情不能已。女人又不是什么坏东西，非戒不可。子夏移好色之心以好贤，完全符合老师的教导。
交友也讲经济学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重”是老成持重的重，北京话说，端着点。人不端着点，就“不威”，看上去，没有威风凛凛的那么股劲儿。
这和学习有啥关系？我想，孔子说的“学”，不光是读书，更重要的，还是修行习礼学道德。修行习礼学道德，目标之一，就是有君子风度，如果没有君子风度，庄重不足，轻浮有余，当然说明，他没学到家，“学”自然“不固”。
这一章的后三句，也见于《子罕》９．２５，“无”作“毋”，“过则”作“过者”。
“主忠信”，就是谋事必忠，说话算话，上面已经谈到。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犯了错误不要害怕改正。
“无友不如己者”，是此篇的大问题。因为从字面理解，原文是说，你千万别跟不如你的人交朋友。鲁迅说，这是势利眼。孔子怎么这么牛？不可能吧？很多人都认为，这有损孔子的形象，所以曲说很多。他们说，这话的本意不是这个意思，完全相反，“无友不如己者”，其实是说，没有哪个朋友不如你，个个都有长处，全值得你学习，不但没有一点骄傲，还透着满肚子的谦虚。比如南怀瑾、李泽厚，他们就这样解释。
后面这种解释，对保护孔子的形象很有利，可惜并不对。刘宝楠、程树德从古书中找到几段话，完全可以证明，孔子的说法，其实很有根据，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怕跟不如己者交朋友：
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诩赫叽ΑＯ驼咧?傻糜氪σ玻?裰?病！堵朗洗呵?#8226;观世》
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须己而植也。然则扶人不暇，将谁相我哉？吾之偾也，亦无日矣。《中论?贵验》。《群书治要》卷五六引，“须己而植也”作“须己慎者也”
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者，自进之阶。比于恶者，自退之原也，且《诗》不云乎？”《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有类似的话，“假子”作“南瑕子”
交朋友，怎么才划算？汉代有一种传说，“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悦不如己者”《说苑?杂言》。子夏爱跟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每天都长进；子贡爱跟不如己者相处，每天都退步。看来子夏才深得老师的真传，最划算；子贡是偏离了老师的教导，最吃亏。
孔子的意思，其实很清楚，用不着拐弯抹角。他老人家说，要向道德高、本事大的人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４．１７，这没什么不对。问题只是在于，“友”是一种对等概念，而人的贤与不肖却千差万别，至少有胜己、如己、不如己三大类，如果不如己者不配交朋友，那胜己者也不应该和你交朋友，顺推行，反推不行。
孔子不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是古代的聪明人早就想到的，现在的聪明人也一样想得到。咱们设身处地替他考虑一下，他的想法倒也简单，主要是怕吃亏受累。现在的星呀腕呀，都特需要崇拜者，粉丝越多越好，港台说法，是人气旺。但每手必握，嘘寒问暖，每信必回，耐心解答，累不累？名人也有名人的苦恼。孔子的时代，倒没这么累，但吃亏是肯定的。和不如己者交朋友，光让人家跟你学，自己什么也学不到，时间长了，肯定退步。这就像职业棋手陪业余棋手下棋，下着下着，自己都业余了。我的经验之谈是，千万别把自己当名人，群众来信，一律不回回是例外。
可是这话，我讲可以，孔子讲不行。孔子的错误，是他把这种话都讲出来了。因为你要这么讲，人家就要问了，如果大学校长只跟教育部长交朋友，教育部长也这么想，你不是也交不成朋友吗？比如南怀瑾就是这么打比方。当然，他是绝不相信孔子有这种坏思想，他认为，这是理解歪了。
其实，对孔子的说法，苏东坡正是这样提问题。他说，“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这种问题，挺刁，但有合理性。我在一篇杂文中说，“同‘不如己者’交朋友，坏处多，一是吃亏，朱熹说‘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二是丢面子，古人说，‘礼闻来学，不闻往交’。杨伯峻先生觉得孔子不会这么牛，故将此句译为‘不要〔主动地〕向不及自己的人去交朋友’《论语译注》，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不交也罢。但只同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恐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那强者也像他一样拿糖和端谱，他的做不成‘友’也是明摆着的事。更何况圣人是‘绝顶聪明’的人，在他上面已经没有人了”。我的玩笑就是来源于苏东坡的疑问。
这里，我提到杨伯峻先生的译文。他的翻译，见于他的《论语译注》旧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６月第一版。在这个版本中，他有意调停旧说。他说，“古今人对这一句发生不少怀疑，因而有一些解释。译文加‘主动地’三字来说明它”。我猜，杨先生的意思是说，古人特自尊，好面子，不如己者如果找上门，还可以交朋友，但决不能主动去交６页。可是，后来的本子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第二版改了，译文是“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６页。杨先生说，“译文只就字面译出”，“主动地”三字没有了。看来，杨先生也觉得加字不妥。
元陈天祥有一种解释，说“如”乃“似”义，而不是“胜”，“不如己”是说对方和我不对等，人分不如己、如己、胜己三等，胜己者当师之，如己者当友之，不如己者既不是师也不是友，所以无法交朋友《四书辨疑》。这也是保护孔老夫子。他说孔子分不清师、友和不可交者，他替孔子分。
这句话很简单，但解释起来，却一套一套，真让我们其乐无穷。
礼之用，和为贵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有点绕，如何标点是问题。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是一层。有子的意思是说，礼的功用主要是调和，先王之道是以和谐为美，即俗话说的“和为贵”。
“小大由之”，是总结上文。这里的“由之”是顺道而行的意思。《泰伯》８．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之”也是这个意思。上文说，礼是为了和，和最重要，所以小事大事都要依照和的原则来办。
“有所不行”，是另一层意思，和前面相反。前面说，小事大事都要依和而行，这是基本原则，通常要这么办。这里是说，情况也有例外。什么是例外？我在这句话的下面点了冒号，冒号的下面是说明。它的意思是说，和当然很好，但也不能太过分，为和而和；即使是和，不以礼节之，也不可行。
礼是处理差别的，通过差别，建立秩序，秩序就是和。和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或曰以不平等求平等。真正的平等只是理想，古人叫“大同”《礼记?礼运》。孔子也梦想大同，但他知道，礼是大同讲不成了才讲。所以他讲“君子和而不同”《子路》１３．２３。和谐社会是小康，不是大同。
商周社会，好比一个大村子，里面有宗族祠堂，王就是族长，定下家规家法，管这个村子，协调村里的各种关系，长幼尊卑，井然有序，这就是和。人是生下来就不自由，也不平等，和卢梭的说法相反。礼，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和稀泥，想方设法，把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闹出乱子。礼和德不同，不是个人修养，而是习惯和传统，约束人的行为规范。
穷开心，富好礼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诸”，犹之。
钱对人是个大考验。守道过日子，难免饿肚子。当君子，就要准备挨饿———不当官，吃什么？总不能种地。孔子可不主张自食其力。他论贫富，着眼点是贫。孔子说，枕着胳膊喝凉水，乐在其中；富，往往是不义之财，“于我如浮云”《述而》７．１６。
子贡是买卖人，孔门最阔的学生。司马迁讲古代大商人，子贡是其中之一，“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史记?货殖列传》。现在时兴讲儒商。企业家，不仅会做买卖，还有文化、道德，多好。难怪有学生说，要做学术界里最有钱的人和有钱人里最有学问的人。如果说，真有儒商，子贡就是祖师爷。但可惜的是，全国老百姓，只知关老爷，不知子贡为何许人也。
孔子跟子贡论贫富，是找对了人，因为子贡和其他学生不一样，他们多是寒门，不足论贫富。子贡有钱，孔子周游列国，有人猜测，就是由他赞助。有钱，才能看透钱。但有多少才看得透，不知道，恐怕因人而异。反正没钱，往往看不透，见钱眼红，穷凶极恶，一点办法都没有。历史上，农民造反，到头来总是失败，多半都栽在这上头。
对钱，子贡的态度是：穷，不低声下气，巴结阔人；阔，不趾高气扬，欺负穷人。孔子赞同他的态度，但补充说，更好的态度是，穷要开心，阔要好礼怎么叫好礼？不知道，没准是当慈善家吧，即在贫富问题上，该怎么样比不怎么样更重要，自己该怎么样比对别人怎么样更重要。子贡引《诗》为喻，问孔子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这个意思吗？他想说，砥砺德行，就像工匠加工骨、牙象牙、玉、石，也是精益求精呀。孔子认为，他的理解很对，我跟他讲穷开心，阔好礼，就是这个意思。“往”是第一步，“来”是第二步。孔子教学，最重启发，他喜欢的是举一反三的学生，所以跟子贡说，从此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你有这个资格了。
子贡引用的《诗》，出自《卫风?淇奥》。“如切如磋”，是加工骨、牙象牙类的制品，“如琢如磨”是加工玉、石类的制品。
第二部分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政治家，德重要还是能重要，历来有争论。一般认为，最好是德才兼备，不行，宁肯舍才弃能。没人说，缺德有本事，也可以为政。千百年来，大家一直相信，当政者必为有德之人。
“为政以德”，是靠道德施政。孔子是个热衷政治的人，《论语》经常提到“从政”和“为政”。从政是当官，为政是施政。这里，我们要注意，从政、为政的人，不一定是君主，也可以是官员，比如下文２．２１的“子奚不为政”，《颜渊》１２．１９的“子为政”，《子路》１３．３的“卫君待子而为政”，都是讲孔子为政。
“北辰”，《尔雅?释天》把北辰列入星名，说“北极谓之北辰”。《春秋繁露?奉本》也说，“星莫大于北辰”。或说北辰只是北极，有位无星，不对。下文“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居其所”的“所”才是北极，“居”的主语是北辰，肯定是北极附近的星。如果说北辰不是星，而是北极，那等于说，北极位于北极，完全是废话。
“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是说北辰位于宇宙的中心，天上的星星都环绕着它。北斗，斗勺前端有两颗星，是大熊座的α、β二星，这两颗星的连线，向上延伸五倍，是现在的北极星，即小熊座的α星，但古代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β星，极星可变，位置不变，古人是以北极星代表北极。“共”，同拱，象两手合围，这里指拱卫，环绕北极星而朝向北极星。
孔子提倡以德治国，他希望，当政者都是道德模范，以身作则，为全民树榜样，“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这个愿望，当然很好，但当时行不通，后来也没多大用。
好人政治还是能人政治，曹操的看法和孔子相反，他也生逢乱世，但看重的却是能。他才不管出身高贵不高贵，品德高尚不高尚，只要有本事就行。他说，哪怕“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是举荐的对象《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
当代政治家，西方政治家，只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很多都是学政治、经济、法律什么的，不是人文，不是理工。１９８０年代末，知识分子翻身，我国流行知识分子治国论，特别是技术专家治国论，至今有人迷信。其实，政治家就是政治家，不是道德楷模，不是智慧化身，再好的愿望也是愿望，大家要想明白了。
西方最早的乌托邦，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我国最早的乌托邦，是孔子的道德王。它们都是幻想，人类最古老的人文幻想。
怎么消灭无耻
子曰：“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法治国。“政”是政令，“刑”是刑罚。按福柯的说法，就是训练和惩罚。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听话，给草吃；不听话，拿鞭子抽。
孔子认为，这些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把老百姓弄得“免而无耻”，政刑虽在，但心存侥幸，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把不守规矩当自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不一样，它是以德治国。“德”是自律，自己有道德标准在心里管着自己；“礼”是他律，对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有种种规定，比如摩西十诫的十诫、猪八戒的八戒、孔子的“非礼勿”《颜渊》１２．１就是这种约束。这种考虑，古人很普遍，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心目中的头等国家，也是以德治国，政刑无所用之。但后来，他明白了，现实世界，还得交法律管。
“有耻且格”，“有耻”是有羞耻感，有内心约束，和“无耻”相反；“格”是严格遵守规定，外面有规矩管着，和“免”相反。
孔子是道德中心主义。他认为，社会应以亲情作核心，没有小，焉有大，似乎有理。但德礼是小道理，政刑是大道理，小道理管大道理，这是说反了。政刑有政刑之弊，孔子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德礼也非万能，以德治国真管用，就不会有礼坏乐崩。
春秋战国是礼坏乐崩。礼坏乐崩，结果是政刑繁苛。秦代政刑繁苛，结果是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造反。秦政之失，是只讲硬道理，不讲软道理，硬梆梆、赤裸裸。汉代尊孔，不是牌?驳览恚??浅?擞驳览恚?步踩淼览恚??萌绾斡萌淼览戆?坝驳览恚?谋湫蜗蟆Ｑ羧逡醴ǎ?碛布媸??怯苍谇埃?碓诤螅挥苍诶铮?碓谕猓?荒芊垂?唇病Ｓ驳览砘故钦?蹋?ㄈ裟??Ｈ淼览矸炙闹郑?皇抢窭郑??堑赖拢??茄?剩?氖亲诮獭；始矣欣褚牵?奈浒俟倏康赖卵?恃。?习傩眨?障憧耐罚?灿械胤桨荨：阂岳吹娜迨酰?褂泻罄吹氖汀⒌溃?际怯美疵植拐?讨?蛔恪?
光有政刑，不能消灭无耻，没有政刑，更不能。
两千年来，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或曰兵法，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软硬不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始终做不到。
“民免而无耻”，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早就如此，并非现在才开始。宋明以来的中国，文化发达，社会腐化，那时最爱讲道德，道德如何？小说、笔记讲得很清楚，坏透了。
我的看法是，以德治德，可以。以国治国，也可以。以国治德，六亲不认，一个朋友都没有，太没人情味，这是误用，但误德未必误国。最糟糕的，就是光讲以德治国。光讲以德治国，德必伪，国必亡，两样都误。
当然，古人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其臭而已。
孔子的一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段话很有名，谁都用它讲自己，以为是人生的指导原则。读它，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这是孔子讲自己，话的头一个字是“吾”。既然是“吾”，可见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第二，孔子从１５岁讲到７０岁。他这一辈子，总共活了７３岁，我们可以断定，此章的年代是前４８２—前４７９年之间。比前４８２年早，不可能；比前４７９年晚，也不可能。他是在７０岁以后，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了这几句话。每句话，都是他生命的一个片断。前人说，它是孔子的“一生年谱”明顾宪成《四书讲义》，或“一生学历”程树德《论语集释》， 有道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１５岁，古人叫“成童”，是小学毕业该升大学的年龄。我国古代，只有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孔子少年老成，在这个年龄上，立志要做学问。现在的孩子不一样，１５岁，正值青春期躁动，最闹，俗话说，“十五六，狗都嫌”。但毛泽东，他不嫌。“文革”的火，就是从这帮孩子点起。红卫兵的诞生地是圆明园，发起者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破四旧、打流氓、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打架斗殴、拍婆子、上山下乡，“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这个年龄。这个年龄，西方叫ｔｅｅｎａｇｅｒ一般指１３—１９岁的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他们打架、泡妞、吸毒、听摇滚，邻居怕，家里操心。美国法律规定，１６岁以上可以开车、喝酒，脱离父母，搬出去住，这是他们的“成童”。
“三十而立”，中国古代，１５岁是一大坎。比它晚，２０岁也是一个坎。２０岁，古人要为男孩举行冠礼戴帽子礼，即成丁礼，表示他已长大成人，但孔子没讲。他看重的是３０岁。３０岁，为什么说“而立”，清宋翔凤说，是“壮而有室”《论语发微》，即我们常说，有了老婆孩子，才有社会责任感的年龄。但孔子早婚以现在的标准讲，有点早，１９岁娶媳妇，２０岁有孩子，照此说，该是“二十而立”，可见不对。另一种解释，是孔子自己的说法，即“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２０．３，明顾宪成说，立不立，关键是知礼，只有知书达理懂人事，才叫成人《四书讲义》。这种说法更合理。孔子出名早，２７岁跟郯子学礼，３０岁以知礼名。齐景公和晏婴向他问礼，就在这一年。可见“三十而立”是这个意思。
“四十而不惑”，孔子在鲁国出名后，开始出国游学找工作。３４岁，他到周都洛阳，向在王室图书馆当差的老子问礼。３５岁，他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说，不好安排。前一事，有人怀疑，但后一事，毫无问题。孔子短暂出国，回到鲁国后，没官可做，只好死心塌地做学问。３５岁以后，５０岁以前，他一直在家读书习礼，教书育人。４０来岁这阵儿，他全力治学，越学越明白，当然也就“不惑”了。
“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到底能干点什么，命中注定该干点什么。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２０．３。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是造就君子，君子的使命是做官；读书一定要做官，没商量，但什么时候出山，在谁手下干事，全看天命如何。鲁昭公时，机会未到，孔子只能埋头读书，自娱自乐。鲁定公即位四年后，孔子４７岁，阳货请他出山，他没答应，一直等阳货出亡，才肯出山。他出来做官是５１岁，正好在他“知天命”后。孔子“知天命”，据说和学《易》有关。如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晚”是多少岁？司马迁没直接说，但他引用的孔子语，是出于《论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７．１７。皇疏说，这是从４５或４６岁，加上几年，到５０岁。邢疏说，这是从４７岁，加上几岁，到５０岁。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学《易》，知道自己该出来做官，才出来做官。所以第二年，他才出来做官。这是汉代的说法。
“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比较费解。我把我的猜测说一下。第一，我们要注意，古人所谓聪明，聪是听力好，明是视力好。尽管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耳朵比眼睛受时空限制小，古人认为，耳朵比眼睛更重要。比如圣人，圣人都是绝顶聪明、天生聪明。圣，古文字，与听字和声字同源，主要就是指耳朵好，善于倾听民间疾苦，善于接受贤达劝谏。第二，我们看孔子年表，６０岁前后，他在干什么？原来，５５岁到６８岁，他正在周游列国，到外国找工作。孔子一路颠簸，很不顺心，但他很虚心，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什么挖苦话，他都听得进去，就连郑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他也点头称是《史记?孔子世家》。我想，６０来岁的人，阅世既久，毁誉置之度外，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可能就是“耳顺”吧？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高境界，分寸最难拿。小孩倒是从心所欲，但大了，就不许撒泼打滚。孙悟空大闹天宫，也是从心所欲，但大闹，还有什么规矩？受戒出家后，规矩倒是有了，不听话，还有紧箍咒，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从心所欲？两全其美，太难。人活着，就有规矩管着；死了，才彻底自由。孔子活了７３岁，和今天中国的平均寿命比，好像算不了什么现在的平均寿命是７２岁，但按过去的标准，已经活过梭儿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抽象标准，人之将死，离自由最近，或许近之。豁达的人，活明白的人，不只耳顺，心也顺了，物我两忘，没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这叫“从心所欲”。“从”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读如本字，指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一种是读为纵，什么都放得开，放胆放言，想干啥干啥，意思差不多。“不逾矩”，是无法中有法，怎么干怎么对头，处处合乎规矩，虽有规矩，不碍自由。人，只有活到头，才能活明白，但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
孔子志在天下，但命途多舛。他这一辈子，从“志于学”到“而立”到“不惑”，主要是学习；从“知天命”到“耳顺”，主要是求仕。然而结果怎么样？晚境孤独而凄凉。孔子以６８岁高龄回到鲁国，几乎每年都有伤心事：６９岁，儿子死了；７１岁，绝笔《春秋》，颜回病逝；７２岁，仲由死于卫。然而，最奇怪的是，过了７０岁，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他，却说他已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死亡是最大的解放。
大家读这一段，不妨对比一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讲“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寻找目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穷追不舍；“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是如愿以偿。
孔子是赍志而殁，并非如愿以偿。王国维更惨，跳了湖。
前些年，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人生借鉴译丛》，就是按孔子的话编译，外国的名人在３０岁、４０岁、５０岁、６０岁、７０岁上有什么感受，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子曰：“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也是“因材施教”。
“由”是子路的名，字亦作繇，他和颜回的爸爸颜无繇名字相同。古人往往重名，和今天一样。子路是孔门一期的学生，大师兄。他的优点是直率，缺点是莽撞。孔子呵斥他，意思是说，什么叫“知之”，我不是讲过了吗？你难道忘了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叫知道。话有点像绕口令。我估计，子路肯定是说了什么冒失话，所以孔子才这么讲。
治学之难在于，我们常常分不清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特别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庄子?齐物论》有一段问答，啮缺问王倪，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万物是不是有一样的标准？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三个问题，万物不能互相理解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三问三不知。他说，我也想试着讲一讲，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的就一定不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就一定不是我知道的呢？孔子也喜欢说“不知”，但并非真的不知道，而是知道也不告诉你，借以表示不满参看《八佾》３．１１。
老师是干什么的？他要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知”与“不知”，界限在哪里。他常常不能告诉你最终答案是什么，却往往可以告诉你这个结果肯定不是什么，有经验和没经验，就是不一样。美藏在石头里，砍去多余，就是美丽，这是雕刻家的话。但我们常常无法知道什么是多余。
见义勇为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这两句指什么？前人有不少猜测，他们认为，这是孔子在骂当时的事。
古代祭祀，本来都是祭自己信奉的神祇和祖先，不是，绝对不能祭。他们相信，鬼神对献祭的食物，不是用嘴吃，而是用鼻子闻。如果不是自己的祖先，祖先不接受，连闻都不会闻，这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但《左传》之所以强调这类原则，正是因为，春秋战国以来，例外的事越来越多。前人举过很多例子，如郑、鲁易田，鲁国替郑国祭泰山，郑国替鲁国祭周公《左传》隐公八年，等等。还有反映民族同化趋势的禘祫之礼，也是把不同族姓的祖先搁在一块儿祭。这种祭非其鬼的现象，孔子看不惯，认为是拍马屁。“非鬼而祭”，后来是拍马屁的代名词。
“见义不为”，“义”是宜的意思，即该做的事。该做的做是勇，不该做的做，胆再大，连命都不要，也算不上勇。比如古人说，如果胆大妄为，危害君主，这种人的灵位，不准摆到明堂里。相反，该挺身而出，不挺身而出，也不对。孔子认为，这是缺乏勇气。他老人家认为，当时的世界太不像话，怎么就没人出来，都死绝了吗？
溥仪当伪满皇帝时，曾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和祭杀害中国人的日本官兵，就是属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很愤怒，但日本有日本的解释，军人的天职就是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都是勇士、烈士，你们的冤魂孽鬼，算账算不到军人头上；算到天皇头上吗，美国又不让算。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韩战、越战，死了的都是勇士、烈士，他们说，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ｎｏｔ ｆｒｅｅ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响应国家号召，为保卫自己从不知道的国家和为从不认识的人民打仗，是死得其所，和日本人的烈士观大同小异。我们的观念是，不义而死，就是再勇敢日本的士兵很勇敢，也不配叫“勇”。
现在，治安太坏，警力不足，怎么办？有人说，还等什么？见义勇为呀，赶紧。这就像假货太多，没人管，也管不过来，就劝大家多学点商品知识、法律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是一个道理。可是执法人员靠群众，群众靠自己，行吗？
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君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解释对文本有再创造，这一章是很好的例子。
历史上，讲华夷之辨，大家经常引这段话，使它大出其名。但这段话该怎么讲，历来有争论。
前人的解释，可以分成以下几种：
一诸夏不如夷狄。
它是说，你看，就连人家夷狄都有君，不像咱们诸夏反而无君目无君长，这也太不像话了吧。推其意，主要是嫌诸夏不争气。
二夷狄不如诸夏。
它又分两种：
１就算夷狄有君，也比不上诸夏无君，因为他们太野蛮，不懂什么叫礼仪，有君无礼，还不如有礼无君。这是看不起。
２如果夷狄有君，竟敢对诸夏发号施令，那还不如咱们无君。这是赌气。
这三种解释，我看，第二类的第一种可能最符合原文。但历史上，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需要，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解释。
钱穆说，晋室南渡，北方五胡乱华，汉族门第鼎盛，蔑视王室，多主前说；宋承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乱局，非倡尊王不能自保，而夷患亦可虞，多主后说。
我们看史书，古人对这句话，经常是各取所需，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比如《魏书?司马叡传》引之，就是拿它批评中国的君弱臣强，但它的《宕昌羌传》引之，又骂“宕昌王虽为边方之主，乃不如中国一吏”。这些解释，不管说谁不如谁，都是诸夏本位，对外国或外族看不起，即使大骂中国，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相反的立场有没有？也有。这就是非汉族的读者。
如宋人笔记里说，金人南下，打到曲阜，他们在孔庙里，指着孔子像骂，原来你就是那个骂我们是“夷狄之有君”的家伙呀。还有满族人，他们的立场和汉族也不一样。比如雍正皇帝说，明之天下是亡于流寇之手，乃中国人自取灭亡，怪不得谁。满人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中国人何必还讲华夷之分。春秋时虽百里之国，当大夫的都不能随便辱骂国君，更何况我朝奉天承运，造此大一统太平盛世。他说，“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之有君”，你们怎么可以有这种无父无君之论呢。人家韩愈都说了，“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因为身份相似，他们特别认同于元，说“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但中国人却很不公平，后世称述者寥寥《大义觉迷录》。
宋元明清，中国挨打，教训很深刻，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华夏优越论持批判态度。如明谢肇淛就说，“夷狄之不及中国者，惟礼乐文物稍朴陋耳。至于赋役之简，形法之宽，虚文之省，礼意之真，俗淳而不诈，官要而不繁，民质而不偷，事少而易办，仕宦者无朋党烦嚣之风，无讦害挤陷之巧，农商者无追呼科派之扰，无征榷诈骗之困。盖当中国之盛时，其繁文多而实意少，已自不及其宁静，而况衰乱战争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宁之居辽东，皆其时势使然。夫子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者，其浮海居夷，非浪言也”《五杂俎》卷四。
华夷之辨，太敏感，连古书版本都受影响。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这段话下，皇疏原文本来是：“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四库全书》本把这段话改成另一个样子：“此章为下潜〔僭〕上者发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四库》本为什么要把皇疏改成这个样子，原因很简单，原本有“重中国，贱夷狄”、“理同禽兽”等语，都是触犯当时忌讳，清初禁书之令甚严，不能不加改窜。程树德没有看到原本，不知道里面还有这等怪事。
这一章的“夷狄之有君”指谁，学者也有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与孔子同时的楚庄王或吴王夫差。比如杨树达就有此说。他说，“《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杨氏是据《公羊传》，上引《大义觉迷录》也提到，谓出韩愈，“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其生在二千数百年以前，恍若豫知数千年后有希特勒、东条英机等败类将持其民族优越论以祸天下而豫为之防者，此等见解何等卓越！此等智慧何等深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反对大民族主义’之语，乃真能体现孔子此种伟大之精神者也。而释《论语》者，乃或谓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君，以褊狭之见，读孔子之书，谬矣”。杨氏爱孔子而美化之，以至于此，又是一种标本。
孔子有华夏优越感，何足怪哉！
与仁为邻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
“里仁”，就是“处仁”。里，本来是古代的面积单位，即长宽各３００步。古代计里画方，安置居民，很有传统，里是居民组织的基本单位。里的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少没有一定，但一般比较小。现在有些小地名，仍以里为名。“择”，古书引用或作“宅”，作“宅”更好。
前人注释此章，一般都是照字面理解，认为孔子强调的是，跟什么人做邻居，一定要慎重，不选仁人，不行。
我们现在买房子，要看地点、交通、景色，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学校、商店、饭馆、医院怎么分布。如果在美国，还有一条最重要，就是邻居，富人和穷人，什么人和什么人住一块儿，绝对不能忽略。
孔子卜宅，也很看重邻居。如果旧注不误，他是想跟仁人住一块儿。这种想法很有意思。我也想过，如果能跟自己要好的朋友住一块儿，多好。孔子的理想社区，全是仁人，还是有一两个就够了，不知道，反正为富不仁的人，绝对不接纳。有钱可以，必须捐出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他当校长兼教授，周围是莘莘学子，慕名者自远方来，他们买房赁屋，越聚越多，好像大学城，把曲阜阙里搞得和个君子国似的，多好。孔子说，不跟仁人住一块儿，太傻。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
此章也是讲处仁，但不是择邻，而是自处。
前两句，是讲不仁者。“约”，孔注训“困”。孔子认为，仁者都很安分，穷也好，富也好，都安之若素。不仁者是穷了不行，富了也不行。
后两句，是讲仁者和智者。我们要注意，这里的仁者，特点在一个“安”字。安仁是安于仁，强调其静。孔子常以仁、智并举，两者有什么不同？仁是体，智是用；仁主静，智主动。前者像山，后者像水。这是两者的不同。参看《雍也》６．２３的“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仁者安仁”，对比上文可知，其实就是安贫，不但要做好精神准备，长期饿肚子，还要快快乐乐饿肚子。
“智者利仁”，什么意思？不太清楚，大概是越来越聪明，把仁的伟大意义都发挥出来了。
总之，仁者不动如山，安于仁；智者长流似水，利于仁。孔子说的境界，没准是饿着肚子而文思泉涌吧。
君子弃仁，不能成名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富人常以他们的富裕、文明和秩序给穷人做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他们却一直不明白，穷人爱钱，爱他们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却不爱有钱人。因为除了榜样，他们什么也不给，就连“以其道得之”的“道”，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孔子说的君子，和小人不一样，小人恨贫贱，不安于贫贱，除了“彼可取而代之”，不知还有什么“道”。孔子说，道就是仁。君子所安，只是仁，要安仁守素。不合于仁，虽富贵不处；合于仁，虽贫贱不去。这个立场叫仁。没有仁，君子就无法成名；有了仁，才有名。
孙钦善认为，第二次出现的“不以其道得之”，“不”字是衍文。
“终食”，是一顿饭的工夫，形容时间很短。“造次”，是急急忙忙。“颠沛”，是困顿挫折。
孔子的意思是，不管怎么忙忙叨叨，怎么焦头烂额，都不可离开仁，哪怕一时一刻。离开仁，君子就没法出名了。
如何劝父母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几”，包咸训微，是委婉之义。简本作“儆”，乃形近而误。
“不违”，是绝对服从。现代社会，只有军队，对首长的命令，才绝对服从，但孔子不一样，他讲“不违”，一是对父母，二是对老师，国君都未必有这种资格。郭店楚简《语丛三》告诉我们，人对父母和君主都要服从，就像军人要服从三军之旗和三军之帅，但君不如亲，君可去，亲不可去，君臣关系不好，可以不以君臣相待；臣不悦君，可离而去之；君以不义加诸臣，臣可拒而不受。当时是孝大于忠，不像宋以来，可以舍孝取忠。
“劳”是操心。
古人说，“事亲有隐无犯，事君有犯无隐”《礼记?檀弓》。国君，可以毫无保留，犯颜直谏；三谏不从，就哭；哭也不行，就溜。父母，不一样，只能曲里拐弯，委婉劝说。
这里讲孝子劝父母，真是难拿。不但言辞要恳切而委婉，绝对不能直戳戳，不留情面，说父母哪儿对哪儿错，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只要父母不接受，就要恭敬如初，绝对服从，事事为父母操心，丝毫没有怨言。
别有事没事往一块儿凑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君和友，是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社会，不能当自己家。如果用对家里人的态度处理，非把这些关系搞坏。现代社会，尤其不能如此。
子游讲的道理很对，跟领导套近乎，走动太多，领导烦，自讨没趣；就是朋友，天天往一块儿凑，也招人讨厌，日久天长，反而疏远。我们中国，人口密度大，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少，小人堆，是非窝，凑一块儿就掐，何苦！大家还是保持距离，少接触好。
人和人的关系不能太密切，来往不能太频繁。这条我喜欢。
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特点是不管别人的存在，别人的感受怎么样。西方对自由的理解是“一人一个笼子”，自由就是给人和人的关系划定界限，划定范围，彼此要有距离感。他们的道德，未必都好，但对我们，正好是解毒剂。
人是最凶猛的动物。老乡说，马见马亲，人见人咬。我的看法是，可来往来往，不可来往就躲着点，抬头不见，低头也不见，世界就安生了。
公冶长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女儿是最高奖赏。谁肯把亲生闺女嫁给劳改犯？孔子。
“公冶长”，孔门弟子，生卒不详。“公冶”是复姓，即两个字的家族名，严格讲，其实是氏，而不是姓。他可能是以官为氏。战国工官，常以“公”字表示官营，并称负责铸造铜器或铁器的官员为“冶师”或“冶”。司马迁说他名长，字子长，名、字相同，有点怪。《孔子家语》略有不同，是名苌，字子长。其名，范宁引《家语》讹为芝，《释文》则字子张。他的名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不同记载，但对比下面几章，这里的“公冶长”是以字称，没问题。他的字应该是子长，这里省掉子。
“妻”音ｑì，是动词，指孔子嫁女于公冶长。公冶长蹲大狱，他怎么结婚？古代士婚礼，有所谓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聘是下聘礼，只到第四步，就可以叫妻。我估计，他只是订婚，还没完婚。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了不起。当然，公冶长是他的学生，孔子知道他没罪。
孔门弟子，有很多是复姓，如《论语》提到的漆雕启字子开、公西赤字子华、巫马施字子期、端沐赐字子贡、澹台灭明字子羽、司马耕字子牛、南宫适字子容，都是复姓。《论语》中的对话，弟子称师长，多称字，或尊称某子，孔子称弟子，则直呼其名。这里的“子谓公冶长”和下文的“子谓南容”下５．２、“子谓子贱”下５．３、“子谓子贡”下５．９、“子谓子产”下５．１６一样，都是称字，但不同点是，他的字前不带“子”，加了复姓。下文和后面的“漆雕开”５．６、“巫马期”《述而》７．３１、“公西华”《先进》７．３４和１１．２２、１１．２６、１１．３４、“司马牛”《颜渊》１２．３—５都这么叫。
“缧绁”，音ｌéｉ ｘｉè，捆犯人的绳子。“绁”，今本作絏，古本作绁，絏是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讳造的新字。“缧绁之中”，指关在牢狱之中。
“子”，古代的子有所谓女子子，女子子是女儿。孔子的女儿叫什么，不知道。
公冶长为什么被抓？孔子为什么说他无辜？不知道。反正孔子喜欢他，不然不会把女儿嫁给他。
中国的师生关系是仿父子关系，老师欣赏学生，会把女儿嫁给他，这是咱们的老传统。
老师选优秀学生当乘龙快婿，或许是好事。但如果不问学生愿意不愿意，女儿愿意不愿意，就成了包办婚姻。“五四”以来，新女性逃婚，往哪儿逃？只有两个去处，一是窑子，二是学校。窑子不能去，只能上学校。过去，才子配佳人，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幻想与科学幻想区别，我叫人文幻想，只有妓院，可以圆他们的梦。难怪守旧的老先生要痛骂学校是妓院。新学堂，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乃天作之配，故师生恋和同学恋蔚然成风，很多大文豪和大艺术家如鲁迅、徐悲鸿由此结为百年之好，可惜孔子不及见。他老人家不收女学生，一个女儿，一个侄女，嫁完就完了，一点富余都没有。
南容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另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和上一个学生正好相反。他不是一个无辜坐牢的人，而是一个明哲保身、善于躲避牢狱之灾的人。公冶长蹲监狱，无罪，不妨碍他仍然是孔子的好学生；南容不蹲监狱，就更是好学生。
“南容”，南宫适亦作南宫括，字子容，也是孔门弟子。南宫是复姓，本来是以所居宫室而名，西周就有这类氏名。古代除南宫氏，还有东宫氏、西宫氏和北宫氏。这里，南容是以字称，他的生卒也不详。周武王有“乱臣十人”《泰伯》８．２０，其中就有南宫适，同名同氏。
南容这个人，好像比较滑。国家有道，他保官；国家无道，他保命。但孔子喜欢，不然不会把侄女嫁给他。孔子的这个侄女，是他哥哥孟皮的女儿。
孔子为什么喜欢南容，这跟他的生活哲学有关，他是不主张玩命的。孔子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当儿女的有义务保管好这批礼物，自己死了、残废了，不要紧，让父母难过伤心，不得了，那是有悖于孝道的。
宰予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这段话很有名，孔子对宰予破口大骂。
“宰予昼寝”，予是名。他是在陈述句中称名不称字，异于常例。孔子骂宰予，后人讲他，干脆连字也不称，有意思。“昼寝”，是大白天睡觉。古人把一日分为朝、昼、昏、夕四段，昼，大约是上午９点到下午４点。西周金文和《诗经》等古书喜欢讲“夙夜不懈”，意思是白天黑夜都不休息。这样拼命，当然不可取。人再用功，也要睡觉。短期不睡可以，长期不行。古代没夜生活，天黑，除了睡觉，造小人，没事可干。晚上睡过，白天还睡，和“夙夜不懈”相反，孔子认为不像话。
“朽木不可雕也”，腐朽的木头没法雕刻。
“粪土之墙不可杇也”，用垃圾垒的墙没法涂墙皮。“粪”是一切秽物脏东西的统称，包括灰土、粪便和各种废弃物。作为动词，“粪除”是除秽，“粪田”是施肥。“杇”音ｗū，动词，指用杇涂抹墙皮。杇也叫泥镘，即今抹子。
“于予与何诛”，意思是，宰予你这小子，我该骂你什么好。“予”指宰予，“诛”是责备。
“于予与改是”，意思是，我对宰予的看法要彻底改变。
宰予是孔门十哲之一，擅长言语，和子贡并列。他这么优秀，孔子还骂他，为什么？释慧琳说，这是宰予“故假昼寝以发夫子切磋之教”，美圣之言，近于肉麻，弯绕得太大。
首先，有个误解要排除。大家读这段话，千万别以为，他老人家发这么大火，是因为宰予在课堂上打盹，不听讲，就像现在的某些老师，看见学生在课堂上打盹，就勃然大怒，觉得特伤自尊，脸上下不来。这是误会。孔子的时代，还没有课堂教学，学生跟他学，主要靠聊天，有时在老师屋里坐着聊，有时在户外散步走着聊。孔子教学，很随便，学生可以在旁边弹琴《先进》１１．２４，好像崔永元的《实话实说》。他不是因为宰予不听讲。
其次，我们也不要以为，“宰予昼寝”肯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梁武帝、侯白、韩愈等人说，“昼寝”是“画寝”之误，宰予搞豪华装修，把寝室搞成雕梁画栋，太奢侈。还有人妄事推测，说“昼寝”就是大白天和老婆行房。这都是求之过深。其实，“昼寝”是古书固有的词。如上博楚简《曹沫之陈》，鲁庄公铸大钟，听曹沫之谏，毁钟型而听邦政，“不昼寝，不饮酒，不听乐，居不设席，食不二味”，“不昼寝”，是说鲁庄公不再白天睡觉，变勤奋了。
孔子骂宰予，主要原因，还不是他白天睡觉，而是他言行不一，说话不算话。“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他是从宰予昼寝这件事才改变看法，不看他说什么，只看他干什么。宰予能说会道，我猜，他在孔子面前发过誓，一定夙夜不懈，勤勉于事，孔子高兴，信以为真，没想到，让他逮个正着，大白天睡觉，所以气不打一处来。战国秦汉，有段话很流行，据说出自孔子，“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很多古书都提到。孔子的意思是，子羽虽然长得丑，但人很规矩，以貌取人，是错误；宰予会说话，但并不守信，以言取人，也是错误。后面两句，估计就是指这件事。
宰予在孔门中，论资历，深；论本事，大。孔子死后，子贡树孔子，他也与有力焉。这么好的学生，却被老师骂成“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原因主要是他说话不算话，老师都敢骗。
子贡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重恕道。他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那就是“恕”吧《卫灵公》１５．２４。“恕”是什么？孔子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１５．２４、《颜渊》１２．２。这是从自己这一方面讲。我对别人讲恕，不可强加于人；别人对我也一样，同样不可强加于我。恕很重要，孔子曾跟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的学生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４．１５。
这里，子贡的话也是讲恕道。它分两句：第一句，“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是刚毅；第二句，“吾亦欲无加诸人”，则是恕道。这两条，都是接近于仁的高尚道德。子贡的话，我喜欢。但孔子说，子贡，这可不是你能达到的，可见很难做到。
子贡反对强加于人：别人欺负我，不行；我欺负人，也不行。
暴力和战争都是强加于人。强奸是大罪，恶不在奸而在强。曾子说，“犯而不校”《泰伯》８．５，是不抵抗主义。甘地主义是这一种。毛泽东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还有一种，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北京话叫见招。恕道的核心是对等。不抵抗主义，是对恕道的片面理解。
当今的大国都不讲恕道，以强凌弱是国际规则，和从前没什么两样。不欺负人，也不受人欺负，难。崛起就是崛起，怎么还是和平的，他们听不懂。
锦上添花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华”是公西赤的字，公西赤的特长是搞外交；“冉子”是冉求的弟子尊称冉求。《论语》中，孔门弟子称子，只有曾参、有若和冉求。冉求的特长是理财。他是先为孔子理财，当孔子的宰，后来才为季康子理财，当季康子的宰。这里所述，是冉求为孔子理财。公西赤去齐国干什么？是替鲁君办事，还是替孔子办事？如果是前者，那是出公差，该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后者，则只能找老师报销。情况如何，我们不清楚。这里讲的是，公西赤出差，冉求请老师批准，给子华的妈妈送点米，照顾一下。
“粟”，是谷子。未脱壳的谷子叫“粟”，脱了壳叫“米”，不是大米，是小米。中国古代的粮食作物，原生而独具特点，主要是谷子和糜子。
“釜”，六斗四升。
“庾”，音ｙǔ，二斗四升。
“秉”，一百六十斗。
子华出差，“乘肥马，衣轻裘”，很阔气，但冉求替他在家的老娘向孔子支借粮米。孔子说，给她一釜就可以了，冉求嫌不够，请多给一点。孔子说，那就再加一庾吧。但冉求竟一下子给了她五秉，比孔子批准的数字大大超出。孔子知道，很不高兴，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周急”是救济有紧急困难的人，“继富”是帮有钱人赚钱再赚钱，阔上加阔。人类社会，劫贫济富是主流。冉求的理财观念很现代。现代银行贷款，要有信用保证，越是有钱人，才越是大笔大笔借钱，穷人，就怕借钱不还。我们要知道，冉求后来当季氏宰，还是坚持这种理念。“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大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１１．１７。
这段话，前因后果不太清楚，皇疏有一段辩论。他说，我们不知道，子华的母亲是不是真缺粮，如果缺，子华这么阔气，是不孝；孔子不肯多给，是不仁。如果不缺，冉求给那么多，是不智。其实，情况可能是，子华的母亲并不缺粮，子华并非不孝；孔子不肯多给，也合情合理，并非不仁；冉求考虑到朋友出门在外，他妈就等于我妈，也没什么不对。冉求不拿自己的禄米给子华的妈，是因为自己给了，别人就会以为子华的妈缺粮，因而指责子华不孝。他向孔子请粟，虽然引起孔子不快，但大家可以明白，原来子华的妈并不缺粮。总而言之，冉求替朋友着想，很仗义。这是一种曲里拐弯的解释。
孔子的意思是，与其给阔人锦上添花，不如给穷人雪中送炭。
何为有恒者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这是讲做学问，因为知之、好之、乐之，不知满足，不知疲倦，持之以恒。
“默而识之”，是默默记在心里。“识”，这里读ｚｈì，是记下来的意思。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孔子的名言，大家引用，多半都是掐头去尾，只要这两句。“不厌”、“不倦”，就是“有恒”。下７．２６，孔子说，“圣人”和“善人”即仁人，他是见不着的，能够见到“君子”和“有恒者”就不错了，“难乎有恒”。《子路》１３．２２，他也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里，他强调的就是一个“恒”字。
“何有于我哉”，这对我算得了什么。这种说法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前面已经谈过。
在学习的问题上，我是提倡玩，玩是强调乐。用体育打比方，我更喜欢，是个人玩的那一种，不是团体项目，更不是竞技项目。我认为，学习是自娱自乐，教书是助人为乐，即使不那么高尚，只当谋生手段，或消愁解闷、打发时光，也很好。我最讨厌的一种人，是《野叟曝言》中文素臣那样的人，他不喜欢和尚，就发誓要杀光所有的和尚，一直追到东南亚。这种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如果做学问，非常可怕，他“学而不厌”是为了“毁人不倦”，见人就灭，以为天下之大，只有他那点学问才叫学问，别人的学问都不是学问，不是冠军不许入场。这叫自讨没趣。自己把学问弄得没意思，让别人也觉得没意思。学问和人都毁了。
子路不服气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欤？”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偏爱颜渊，子路不服，受到孔子的训斥。这里，颜渊、子路，俱以字称。
“暴虎冯河”，《诗?小雅?小旻》有“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暴虎”也见于《诗?郑风?大叔于田》。传统解释，都说“暴虎”是不假兵器，空手搏虎；“冯河”是不假舟楫，徒步渡河。但裘锡圭先生考证，“暴虎”的“暴”，字本作“虣”，本象执戈搏虎，“空手”之训可能是后起，原来指不乘田车打老虎，并不是不用兵器。
这段话，又是拿颜渊和子路作对比。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即有人用我，我就干，没人用我，我就隐，谁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我和你呀。他夸颜渊有两条，但用行舍藏，主要是藏。颜渊，箪食壶饮，穷街陋巷，耐寂寞，忍贫寒，这是舍藏。用行谈不上。子路听老师夸颜渊，不服。他想，颜渊谈得上什么“用之则行”，所以故意说，“子行三军，则谁与”，即老师如果率领三军，您又和谁在一块儿？他以为，孔子会说，那还有谁呀，肯定是子路啦，我得“与子同车”，让你保护我的安全，帮我出谋划策拿主意。但孔子对他的鲁莽很不满，马上挖苦说，打虎不靠田车此用裘说，渡河不靠舟楫，这种死了都不知后悔的冒失鬼，我才不跟他在一块儿；如果说什么样的人才合适，那一定是临战感到非常害怕，小心翼翼，唯恐有失，打起仗来又精心策划，能够真正把仗打赢的人。
看来，孔子喜欢的是“谋”，而不是“勇”，特别是莽张飞式的匹夫之勇。子路讨了个没趣。
富不可求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富而可求”，《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引作“富贵而可求”。“富”是禄，现在叫“收入”和“工资”。“贵”是位，现在叫“头衔”和“地位”。商周时期，富贵是由出身决定，血统决定，生下来就定了，无法选择，只能听天由命。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１２．５。孔子的时代，血统论受到自下而上的冲击，但孔子还是认为，富贵是不可求的，叫学生不要为之动心。
现在的学校，教授拿工资，是雇佣制度，贵族制度早就没有，但矛盾依然存在。西方的大学，英美不同。英国，比较“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香港学英国，也是如此。美国，比较市场化。但美国也有ｔｅｎｕｒｅ终身职，有铁饭碗。过去，我在考古所，“文革”之后第一次评职称，夏所长夏鼐讲，第一，你们不要争，公共汽车，这班走了，还有下一班，总能上；第二，你们别嫌位置低，我们所的副研究员等于其他所的研究员，大家不爱听。他是从英国学考古回来的。这是论资排辈时代的一个小故事。现在的学校，“论资排辈”加“破格提拔”，实行的是祖孙相继的昭穆制，上有“大树”，下有“子弟兵”，名位都是私相授受，说是市场机制，其实是计划体制下的另一种利益瓜分，捞着的捞着了，捞不着的自认倒霉。所谓竞争，很多也是斗蛐蛐，扔几个小钱，逗大家玩，“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还是有效。
这段话，用我的体会读，似乎是这样：如果富贵可求，就是地位再低，我也可以试一下；如果这是做梦，根本不可能，你还是像我一样，安贫乐道好了。“执鞭之士”，是地位很低的小官。
三人行，必有我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学无常师，善于向各种人学习。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简本和宋以前的其他古本多半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我”字，大概是五代才去掉的，但“有”字，早期的本子就有这种写法，比如唐写本的《论语郑氏注》就是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两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能找到值得我学习的人，找出他们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榜样；找出他们的缺点，看看自己有没有，有就改正。
王朔嘲笑这话，说是废话。我觉得，这话平淡无奇，但有点意思。意思在哪里？主要是对批判知识分子有用。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工体系下的精神残废，瘸子看不起瞎子，瞎子看不起瘸子，认两狗字，就以为谁都不如他心明眼亮，手中有真理，错当杀人刀，特拿自个儿当葱，逮谁灭谁。其实，仔细想想，谁不比你强？我就佩服各种有特殊技能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外的人，工人、农民、运动员和艺术家。
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最高境界是擅长琴棋书画的四个人，全是市井细民，这是看透了。我最讨厌，就是知识分子的势利眼。
好人是珍稀动物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好人是珍稀动物，凤毛麟角。
孔子谈到四种好人。“圣人”最高，是有德有能，也有权有位，可以兼济天下的人。孔子承认的圣人很少，主要是尧、舜一类圣王。这种人都是死人，只生活于上古盛世，根本见不着。“君子”不一样，少是少，还是有活着的。比如卫国的蘧伯玉，鲁国的宓不齐，都是孔子当世的人后者还是他的学生，按孔子的说法，他们都是君子。“善人”，《论语》出现过５次，除这条，还见于《先进》１１．２０、《子路》１３．２０、《子路》１３．２９、《尧曰》２０．１。善人是好人。如《墨子?尚同下》，善人的反面是暴人，暴人是坏人，善人是好人。但孔子说的善人，好，好到什么程度？却值得讨论。前人说法不一，皇疏说，善人是“贤人”，近是，但比较模糊；朱注说，善人是“质美而未学者”，估计太低；邢疏说，善人是“君子”，也不对，上文已有“君子”，这里还指君子，就重复了。更何况，君子可以是活的，不是见不着。
大家常说，世上还是好人多。什么叫好人？从古至今，没标准，没尺度，谁也没做过调查，谁也没做过统计，所有人，都这么说，天经地义。只有《庄子》唱反调，说“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人，只要不落到苏三起解的地步，谁也不会说“洪洞县里无好人”。
在孔子的语汇中，圣人是天生聪明、绝顶聪明的人，头一等。善人比它低点，但也非常高，高到活着见不着，和它比较接近，只有仁人。仁人，不光洁身自好，还能助人为乐，比圣人低，比君子高，不死不能当，绝非今之慈善家所敢领受。下７．３４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和仁人，都是很高的境界，连孔子都不敢当。有恒者，是一辈子做好事，乐此不疲的人，层次比圣人、善人低，大概和君子差不多，或者就是君子之一德，如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上７．２，就是属于有恒者。
孔子认为，圣人都是古人，早已死光光，根本见不着，有几个君子见见就不错了，当世的人，不是有德无位，就是有位无德，没有一个配称圣人；善人也很少，他也见不着，就像我们说的“雷锋叔叔死了”，有几个坚持做好事的人就不错了。“圣人”和“善人”是理想目标，“君子”和“有恒者”是现实目标。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坚持做好事难在哪里？孔子说了，主要是三条，“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这三句话，一般解释是，人有虚荣之心，兜里明明没钱，还跟人装阔，所以挺不住。但我的理解不太一样，我认为，人不能坚持做好事，更大难题是，人没见过钱，打死了也要奔钱，从无到有，从虚到满，从紧巴巴到大手大脚，这个发自本能的冲动，挡也挡不住，绕也绕不开。从无到有，有就是一切，甭管有什么，总是聊胜于无。无的关怎么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有，一有就让他有个够。过去，卖点心的怕伙计偷吃，一进门，先让他只吃点心不吃饭，吃就让他吃个上吐下泻，见了点心就犯怵。西方，警察教育强奸犯，也有关起门来放毛片黄带一法，据说有效，很快就蔫儿了起码短期有效。《金瓶梅》也是这样，“戒色”是靠“宣淫”。人就这么点出息，只有解决了有，才能跟他讨论该有点什么，或没什么不行，比如非某不娶，非某不嫁。那时，你才懂得什么是“聊胜于有”，为什么有人会堕入空门，上吊自杀。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更好，就是压根儿别让他瞧见，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老子》讲的是这一套。
孔子的苦恼很深刻。
为鲁君讳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此章所述，是前４９１—前４８９年孔子仕陈湣公时的事。
“陈司败”，陈、楚等国把司寇叫“司败”，这里不知是哪一位。
“巫马期”，孔门二期的学生。“巫马”，是给马看病的巫医，以官为氏，变为复姓，其名为施，字子期，这里是以字称。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孔子退下，陈司败向巫马期作揖，请他进来，对他说。
“君子不党”，“党”本指乡党，即同乡关系，引申开来，则指一切拉拉扯扯的不正当关系。陈司败批评孔子为鲁君遮羞，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党”，即“党同伐异”的“党”，只要是自己一伙，怎么都好。参看《卫灵公》１５．２２的“群而不党”。
“君取于吴”，这里的“君”是鲁昭公。古代婚姻，同姓不婚，娶妻一定要问姓。鲁是周公之后，吴是泰伯之后，都是姬姓，本来不该通婚。春秋时期，这类禁忌有所松动，晋娶戎女，鲁娶吴女，都是例外。出土铜器证明，蔡也娶吴女。他们大概觉得，野蛮民族或落后民族，可以网开一面。但这种事在当时还是不大光彩，鲁昭公不愿意把自己的夫人叫做“吴姬”，而叫“吴孟子”。陈司败认为，鲁娶吴姬是“不知礼”，孔子为之遮掩，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我们要知道，孔子认为的礼，其中有一条，就是子为父讳，臣为君讳。这里就是臣为君讳。孔子是故意如此。巫马期把陈司败的批评告诉孔子，孔子也承认，陈司败的批评是对的，自己的话有错误。但在公开场合，他必须这么讲。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第三部分
孔子不是圣人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孔子说，“圣”和“仁”这两条，我怎么敢当？我也就是比较努力，比较勤奋，尽我所能，追求这种境界，并拿这两样教诲别人，如此而已。
中国的客气话，有些只是客气，不能当真，但这里的话，不能这么看。我们要知道，“圣”和“仁”，都是孔子心中的最高境界，绝不轻易许人。不但他的学生，谁也不够格，就连孔子本人，他也不敢当。
为什么孔子要这样讲？我要解释一下，用孔子自己的话解释一下。
一什么叫“圣”？什么叫“仁”？简单说，“圣”是聪明人“圣”的本义，就是聪明，不是一般聪明，而是天生聪明，绝顶聪明这是血统论的概念，贵族社会的概念，属于“智”的概念。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６．３０，不但自己修养好，还能推己及人，拿人当人，施其仁爱之心于自己身边的人，上流社会的人。
二“圣”和“仁”，区别是什么？主要是“圣”比“仁”要高一个层次。“仁”还属于道德范畴，积德行善，施惠于人，只限于上流社会的人。“圣”不一样，它是由绝顶聪明的人，听天下之政，属于政治范围。圣人推己及人，绝不是亲戚朋友，身边的人，而是普天下的百姓。孔子说，安民济众，已经超出“仁”的范围，属于“圣”，这样的事，谈何容易，就连尧、舜都头疼《雍也》６．３０、《宪问》１４．４２。尧、舜是圣人，有权有位，尚且头疼，没有权位的仁人是玩不转的。
三孔子说，君子是“修己以敬”，仁人是“修己安人”，圣人是“修己安民”，分三个层次《宪问》１４．４２：第一个层次是把自己培养成道德合格的君子；第二个层次是推其仁爱于他人，安定他人；第三个层次是推其仁爱之心于民众，安定民众。可见圣人最高，仁人其次，君子又其次。
四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和仁人，都是见不着的人。他说，圣人，我是见不着的，我能见着点儿君子就不错了；善人可能和仁人差不多，我也见不着，我能见着点儿有恒心的人就不错了。在他眼里，圣人比君子高，仁人比有恒心的人高上７．２６。前者如尧、舜，后者如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全是死人。活人，他自己，他自己的学生，只能做君子和有恒心的人。比如这里的“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其实就是有恒心的人。
五孔子拒绝承认自己是圣人，道理很简单。第一，他出身卑贱，好学深思，很多本事都是从民间学来的，完全是靠后天学习得到的，他并不认为自己聪明，更不认为自己是天生聪明，绝顶聪明。第二，他虽当过官，但时间很短，没有任何权力，不可能安民济众。孔子说，“圣”、“仁”二字，他当不起，这不是故作谦虚。当时人的想法，只有尧、舜这样的明君圣主，才配叫圣人。孔子不是贵族，没有权势，根本不可能叫圣人。他不会糊涂到自比尧、舜，这么叫，等于骂他，让他丢人现眼。
六孔子被圣化，是学生的杰作。大树特树，子贡倡之，宰予、有若和之，孟子、荀子也推波助澜。孔子布衣，无权无势，没法当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子贡当然明白，但他不忍心，绝不忍心看着自己的老师默默无闻，比他的学生还不受重视。他心想，我老师，虽然无权无势，但学问很大，聪明总还够格吧？所以，当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欤？何其多能也”，他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重要的是，就连这条，也当场遭到孔子的否认《子罕》９．６。孔子说，人，好学不好学，分四等，“生而知之”是第一等，“学而知之”是第二等，“困而学之”是第三等，“困而不学”是第四等，他只是其中的第二等上７．２０、《季氏》１６．９。他只承认，自己比别人好学，勤奋刻苦，持之以恒。
“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和上７．２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类似，也是强调孔子有恒心。这里的“为之”是指自己矢志追求“圣与仁”，“诲人不倦”是不知疲倦地教导别人追求“圣与仁”。《孟子•公孙丑上》提到：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就是讲这件事。子贡认为，我老师学而不厌，智已经够了，诲人不倦，仁也够了，完全达到圣人标准了，凭什么不是圣人？这是孟子的修正主义。
“公西华”，这里是以字称。他说，这正是弟子没法学的地方。
子贡要把老师树为圣人，孔子不答应。当学生的都认为，这是老师谦虚。孔子死了，子贡接着树，他已无法说话，话语权在子贡手里。老师不当圣人，谁当？子贡不答应，其他学生也不答应。
当公孙丑用同样的问题问孟子，您老人家是不是已经达到“圣”了呢，孟子说，嘿，你这叫什么话，“圣”，就连孔子都不敢当，你这叫什么话。但孟子提到孔子，已经是“圣人圣人”，不绝于口。当学生的就要想了，你既然对你的老师这样称呼，学生也该早图之。他活着，已经有人考虑树他为圣人；死后，也果然当了圣人。老师不当圣人，学生怎么当？
大树老师的结果，是自己也当了圣人。前后的逻辑一模一样。
曾子大病一场（一）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这是讲曾子大病一场，死里逃生的感觉，描写很生动。
“启予足，启予手”，《说文?言部》：“，离别也，从言多声，读若《论语》‘跢予之足’，周景王作洛阳台。”许慎所引，或说是《古论》的异文。过去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打开被子，露出手脚《郑注》；一说同“”，是省视之义刘宝楠引王念孙说，恐怕都不对。原文只说抬抬我的脚，抬抬我的手所以作“启”，其实也就是动动我的手，动动我的脚，故异文作“跢”跢是挪步而行，像小儿学步的样子。他这么说，是叫学生过来看，我这手，我这脚，不都好好长在身上吗？这是死里逃生的心情。比如大手术，你刚从麻醉中苏醒，周围的世界好像焕然一新，自己好像新生儿。你会觉得，我的眼睛能看，我的耳朵能听，我的手脚能动，多好呀，就连拉屎撒尿放屁，此时此刻，都充满幸福感。失而复得，方知一切可贵。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出于《诗?小雅?小旻》，曾子引之，是形容生命悬于一线的感觉，他刚从死亡线上逃脱的感觉。
“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是说从今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捡了一条命。
这种体会，没有生过大病的人，根本不知道。
生老病死，老、病在生死之间。大病，一脚在生，一脚在死，很突然，和老之将死还不太一样，没有足够的预期，因而病愈的感觉特好。
古人劝人向道，主要手段就两条，算命和看病。重病是死亡的门口。人不知死?睦锒?蒙?：芏嗳硕际谴蟛∫怀。?潘慊蠲靼祝?裁疵?嚼?剑??汲兜?５比灰灿腥耍?〉氖焙蚧姑靼祝?蘸妹患柑欤?陀趾?苛恕?
曾子是有名的大孝子。今《大戴礼》有《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都是讲孝。乐正子春说，他的老师曾子听孔子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曾子大孝》。传为曾子作的《孝经》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儒家重生，认为生命是父母的礼物，只有把身体保护好，才对得起父母。现在的孩子，处于家庭、社会的交相摧残之下，难免轻生。当爹妈的要防小孩自杀，可以起名叫“免夫”。当然，女孩最好不用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就嫁不出去了。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背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孟敬子即仲孙捷，孟武伯的儿子，生卒不详。曾参比孔子小４６岁，此事应在前４８０年后。
“动容貌”、“正颜色”，属于仪容。古书中的“容”和“色”有关，都是肢体语言。今人所谓“体面”，有体有面，但主要是面。人活脸，树活皮。面子是尊严，但不能讲得太过分。中国有面子文化，经常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过于看重面子。“颜色”，今语可指图画的颜色，但古语不同，颜字从页，本指眉宇之间，加上色字，其实是指脸色。
此章也是讲曾子生病，可能就是上面那场大病。当时，孟敬子去看他，他以为自己快死了，所以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话很有名。人快死了，和平常就是不一样。司马迁是体会过这种临界状态的人。比如他的《报任安书》，就是苟活之人与将死之人的对话。他有这种体会，所以写“人之将死”，特别精彩。比如李斯，照理说是大坏蛋，他这一生，杀人无数，但临死，也有善言。他和他的孩子说，我真想和你们，像当年那样，牵黄犬，出上蔡东门，到郊外打兔子，这样的事还会再有吗？然后，父子抱头痛哭《史记?李斯列传》。陆机临死，也说“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世说新语?尤悔》。
“笾豆”，“笾”音ｂｉāｎ，是簠的别名不是通常说的簠，那种簠是误称。青铜簠，一般都是浅盘，短校束腰的把，圈足镂空，仿竹器，或加盖，器形似豆，用盛稻梁；豆，肭罢呃嗨疲????懈咝＃?檬⒏?础?
人之将死，应该说点掏心窝子的话，真心话，有意思的话。但曾子的话特没劲，全是讲君子的仪容。他留给孟敬子三句话：一是控制自己的感情流露，绝不可让人觉得粗暴和不耐烦；二是摆一脸正气，务必让人觉得十分可靠；三是说话得体，绝无粗俗和悖理之处。至于该摆点什么，怎么摆，他说，你们去问主持仪式的“有司”。怎么听上去，就和丧礼的预演差不多。
儒家本来是给人办红白喜事的，我在乡下当老师，经常被请，比如写挽联，记礼账，完了有饭。曾子学这些，学了一辈子，是不是最后，要拿自己练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