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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蒙的采访耐人寻味
这样的文章对金正日政权,对其他人都具有启发与参考价值.
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李明振
中国前文化部部长王蒙是14岁就加入中国共產党的共產主义者。但在中国成功打响他所梦想的共產革命时,他却被打为反革命分子,被流放到边疆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过了长达16年的流放生活,亲身体验了“轰动的中国现代史”。
他虽然被强制折断毛笔,但却没有失去特有的乐观性格,还在带有自传色彩的随笔中写道:“人生是愉快的航海”。从恢復权利的1986年开始的三年里,他担任了国务院文化部部长,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同朝鲜日报社主编姜天锡举行的两小时会谈遍及中国的崛起、亚洲的未来和世界局势等问题,始终在热烈的氛围下进行。可谓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正如中国人所说:“纵横无尽,无所顾忌,谈古论今。”以下是二人的对话概要。
姜天锡:“看到最近的北京,感觉目前地球在用两个心臟呼吸,而其中之一就是中国。”
王蒙:“(笑)北京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吗?”
姜天锡:“从我们局外人的立场上看,感觉世界甚至靠近了中国邻近的东中国海。”
王蒙:“对我们来说,韩国非常重要。你看北京有多少现代汽车?我的手机是三星的。在篮球、足球、围棋项目上,中国经常输给韩国。”
姜天锡:“我知道先生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作家,但因为作品倾向问题被流放到新疆,在那裡度过了16年。先生在26~27岁时被流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如果是我在那个年龄遭遇这种事情,有可能变得精神有些失常或跨越国境逃到国外。但您在那个时候学习了维吾尔语,而且从46岁时开始学习英语,对语言有着独特的想法。您有没有听说过维吾尔语和韩国语是根源相同的语言的说法。”
王蒙:“语言影响人的思维。学习更多的语言,就像是在自己的头脑中打开几个通向外面的窗户。眼睛、嘴和耳朵也会多了几个。虽然对韩国语所知甚少,但在我看来,维吾尔语和韩国语是把大量助词和语尾结合起来的语言。听姜主编的话,韩国语是与蒙古、满洲、突厥语一样,把强调成分放在文章的最后,在文章最后决定否定和肯定的结构。听起来非常亲切。”
姜天锡:“因为文化大革命,在作家最好的年龄段被流放到新疆边境地区。对您而言,文化大革命可能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但对王蒙这个人、对中国,又是具有什麼意义的事件。”
王蒙:“对中国產生的最大影响是,让人们认识到歷史不能再朝着那个方向前进。文化大革命把很多事情带向极端。为了毁灭什麼,走向极端可能是捷径。文化大革命因为过於极端,所以注定要失败,具有局限性。”
姜天锡:“那麼,您的意思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没错,但推进方法,即,其极端性有问题吗?”
王蒙:“文化大革命是非常荒唐的事件。其发生原因是歷史惯性。中国在近百年来经歷了无数革命的斗争,在人民之间產生了要进行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的欲望。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并没有中断,被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的毛泽东再次注入了动力。”
姜天锡:“之所以提起先生过去经歷的苦难,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韩国知识分子讚扬那段黑暗的文化革命,而且现在的韩国大多数高层政治家都是从讚扬文化革命的教科书中学习和了解中国的人。目前在韩国发生的争议是,称讚文化革命的人犯了错误,所以作为知识分子要敢於承认,你们写的书让很多年轻人走上歪道……但他们不承认错误,从而引起争议,所以才提起了先生痛苦的回忆。”
王蒙:“在世界各地称讚文化革命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在欧洲,在柏林有很多讚扬文化革命的组织,它们频繁展开活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甚至曾宣佈建立伯克莱共和国。外国人因为站在远处看文化革命,所以对文化革命的内容很难做出準确的评价。”
姜天锡:“看着在天安门广场上悬掛的毛主席的照片,產生瞭如果也掛上其他人的照片该多好的想法。为何单独掛上毛主席的照片?”
王蒙:“(大笑)这反映了一段歷史。因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国家主席。没有什麼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天安门,在百元纸币上也印有毛泽东的头像。对政治领导人的歷史评价在人民的心中形成。在天安门和百元纸币上有照片和头像说明不了什麼问题。中国人民不仅对毛泽东,而且对邓小平也给予高度评价。”
姜天锡:“2000多年来,中国作为亚洲文明发源地,展示了文化大国、政治大国的面貌。不但是中国,而且外国也将此称之为中华主义。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届时中国将展示帝国的面貌,还是表现出大国的度量和宽阔胸襟。在您看来中华主义的未来是什麼样子?”
王蒙:“我个人并没有深入思考中国今后成为世界领导者后是否会领导周边国家的问题。如果成为美国那样的领导者,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会很辛苦。我认为,中国人不会那麼傻。不会傻到自己刚填饱肚子就迫不及待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的地步。中国人至今仍拥有很多对受侵略和压迫的过去回忆。中国今后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富有,对其他国家来说,这样的中国比起陷入难以生存的过去和痛苦回忆中的当前中国,将是更好的邻居。只有邻居过得好,才会对邻里带来帮助,而不会带来坏处。”
姜天锡:“有道是‘和富人作邻居就没有必要高筑围墙’,从这一点来看,我同意先生的见解。”
王蒙:(抬起手大笑)
姜天锡:“比巴金先生等人早一代的人们经歷了巨大痛苦。作家写小说,阅读这些小说的年轻人单纯地加入了革命队伍,但对於政界人士来说,似乎不那麼单纯,总觉得有点什麼其他意思。作为经歷过苦难歷史的人,您如何看待政治和文学之间的异常关系?”
王蒙:“在文学家的眼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的、诗意的、伤感的。但是,现实中的革命存在巨大困难,而且很复杂,必然会遇到不愿意遇到的情况。俄罗斯的文学和革命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很多文学家在革命时期远离革命。但在中国,很多文学家参与革命,几乎90%以上的文学家支持中国共產党,不支持国民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居住在美国、欧洲和香港的眾多文学家纷纷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被迫面临不幸的处境,这是一段令人遗憾和痛苦的歷史。”
姜天锡:“在先生身上似乎完全觉察不到怨恨之类的感觉。好像您无论在什麼情况下都会乐观地看待世人。”
王蒙:“如果在其他场合,我会指名道姓骂几个人。如果喝下两瓶白酒,也可能会对所有人开骂。(笑)”
姜天锡:“听了这些话,更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笑)似乎能更进一步体会先生的文学。第一次去美国是什麼时候?”
王蒙:“1980年。”
姜天锡:“去爱荷华州立大学参加作家研讨会途中,因为不懂英语没能搭上飞机,所以在旧金山机场彷徨失措就是那个时候吗?”
王蒙:“是的。就是在前往爱荷华州立大学的途中。”
姜天锡:“对第一次去时看到的美国和现在看到的美国,以及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有什麼看法?”
王蒙:“美国是伟大的国家。对世界產生的影响力最大。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同美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我个人和美国学界人士对话时发现,他们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比我更辛辣的批评。美国人一开口就是谴责布什总统。美国人非常自信。非常具有责任感。我无法理解他们‘应该参与全世界任何问题’的责任感为什麼如此强烈。”
姜天锡:“美国人似乎有一种责任感,就是美国可以且应该拯救世界。从里根总统过去发表的一个演讲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上帝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指定了美国的土地,这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说,在通过两片大海的和平将世界建设成为理想社会的意愿下指定了这片土地。美国想要将自己的理想灌输给世界的态度是否会在今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时造成冲突?”
王蒙:“已经不断爆发冲突。但我认为,目前的这些冲突不会演变成恶性的重大冲突。这些冲突,必须通过加强交流和对话来解决。”
引自 博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