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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等人视察前方阵地(左2为汤恩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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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汤恩伯将军丧礼，家属围在棺木旁，神情哀凄。
汤恩伯将军早年曾经参加过北伐和对红军的作战，屡立战功。在南口和日寇死磕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的运用毛泽东思想中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军事原则，在对日军和对共军作战中，积极保存自己实力并打击敌人，并使之具有汤恩伯特色，能够忍痛做到看在党国的份上也不拉兄弟一把，成为国民党各大小军事集团（大如卫立煌集团，杜聿明集团，胡宗南集团，傅作义集团，小如马家军，阎家军等等）中唯一没被歼灭的军事集团，经过短征胜利到达阿里山下。
汤恩伯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长期残酷的战争中，他忠于党国、忠于总裁，忠于三民主义，为执行和捍卫委员长的反共路线而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英勇战斗，忘我工作，谦虚谨慎，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地为党国服务，不顾个人名誉，毅然举报混进国民党领导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大叛徒陈仪。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的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
汤恩伯将军不幸逝世，是党国的一个重大损失。诸君都感到深切悲痛。我们悼念恩伯将军，要学习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以领袖蒋委员长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蒋委员长的地主、资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虽然汤恩伯将军一度享有“水旱蝗汤”的美名，但还是安息吧！
戴笠和共产党
假如说戴笠不是反共高手，只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胡话。可戴笠的确不是。军统的主要工作不是对付共产党，这方面，戴笠的成绩并不突出。
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政出多门，但是各自有自己的主要业务范围，其中军统的主要工作目标，初期是各类军阀，第三党派势力，抗战开始后，主要是敌伪。邱开基系统主要是侦毒缉私，邓文仪所部是空军系统（前二者最终被戴笠排挤吞并），康泽是武装特工，而国防部二厅是军事情报。反共，是中统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从自己的生存出发，不断平衡两统的工作，也不总是以共产党为优先。在1932年，军统的经费为80万元，中统仅仅为20万元，相差四倍之多。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对共产党主要是军事围剿，情报工作的威力不及军事进攻，而对军阀政客，军统那一套江湖功夫比洋枪洋炮还管用，纵横折冲中原大战，搞垮唐生智，陈济棠，蔡廷楷都是戴笠的得意之作。蒋宁可把买枪买炮的银
子放到戴笠身上，收兵不血刃的好效果。
这也和两统的历史渊源有关。军统以戴笠为首，大量吸纳军界和帮会人员，是职业特务，普遍没有太高的政治素养，戴笠做事好像有个五字诀，“官办师群干”，对付出身于旧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相当有效，连胡宗南都说戴笠“人情世故熟”。但他本人对共产党的理论并不熟悉，这一套惯技用在组织严密，崇信信仰的共产党身上用处很小。戴笠为人好胜，且知道蒋介石对于反共的功绩最为看重，故此从没有停止过反共的特务工作。可惜收效甚微。这主要是因为戴笠根本就不允许军统特务对共产党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防赤化，同时一旦得到线索，必急功近利的进行逮捕，审讯，往往人也打死了，线索也断了。而中统就不一样，中统的人员多是出身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人员，对共产党理论有较深的理解，不依靠刑讯，而依靠所谓“说理”的办法造成基层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动摇，制造叛徒，然后利用叛徒逐步深入，象多米诺骨牌一样给共产党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故此抗战之前，中统在反共的效率上面，远远超过军统。军统唯一一次比较大的成果是抓住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总书记约翰.华尔敦（沈醉亲自执行的密捕，没想到华尔敦也是个徒手战高手，沈醉加上几个特务居然抓他不住，惊动了租界巡捕，密捕变成了庭审）。但华尔敦在法庭一言不发，军统竟然无法查出他的身份！而中统就成就斐然，顾顺章案，向忠发案，盛忠亮案等等，连连奏捷。戴笠对这一点非常恼火，但又不得要领，称他为反共老手未免太高，他在这方面比较外行。中统在抗战中因为对局势认识不深，同时受到军统排挤，普遍人员意志消沉，高级特工人员纷纷投靠日伪，抗战后被大量整肃或闲置，是国民党解放战争期间反共特工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是戴笠不反共，实在是“共军太狡猾”。戴笠的专长，不在对付共产党。但是军统内部却不乏共产党。沈先生笑称军统内部共产党有两派，一派称为老共产党，一派称为新共产党。
老共产党，就是被戴笠利用的共产党叛徒。戴笠对这些人虽然考察严格，但欣赏他们高超的工作水准和忘我的投入精神，故此每每重用，甚至引起一些老特务的嫉妒。其中比较有名的中共叛徒，包括余乐醒（戴笠的智囊，沈醉的姨父），谢力公（军统训练专家，大特务），王克全（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其中王克全工作最为认真，成为军统内勤的台柱子之一，沈先生回忆此人后来因为重庆局本部遭到日机轰炸物资损失惨重，自认为准备不周，责任不可推卸，竟开枪自杀了。这些中共叛徒虽然叛变，但往往都是有才之人，而且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务组织克格勃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不只军统，其他国民党特务系统也都有重用者。张学良系统的特务头子黎天才，本是李大钊的亲信，就是在不肯叛变的情况下，由张学良爱惜其才气，保留了下来，后来受到“感动”的黎投桃报李，改变了立场。
还有一批新共产党，就不是戴笠想留的了。他们是打入军统内部的共产党员。军统组织严密，共产党怎能打入呢？沈先生说多半是军统自己招的。军统对于人员，要求还是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那时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就越多。而军统因为自身名声不佳，招生又采取许多欺骗手段，使学生往往感到上当。这样，有机会的时候变成共产党的潜伏人员并不奇怪。比如军统著名的电讯总台案，就逮捕了一张姓报务员为首的六名共产党员。其中，职位最高的报务主任冯传庆，本来已经接到警报渡江脱险，避开了军统的搜捕半径。但是他没有经验，疲劳停下来休息，因出手阔绰，被当地农民作为日本间谍举报，假如他当时亮出军统的身份，大概也能逃过一劫，可是冯试图隐瞒身份，终于暴露。这六个人后来全部被戴枪决。戴笠包庇的东北救亡总会，更是共产党人刘澜波等活动的重要据点。但也颇有一些共产党人，最终作为军统人员在抗日的战场上以身殉国，直到解放后有关部门向沈先生核对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些“殉职英烈”是共产党。不过，笔者以为，讨论这些人在殉国的时候属于哪个党派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献出生命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烈。
沈先生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假如说国民党不抗日，军统不抗日，老先生就会很和蔼，但同时很坚决的给你纠正。比如戴笠，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政治思想的特工头子，而沈先生唯一谈到可算是戴笠政治思想体现的话，正是关于抗日，而且相当经典。
抗战中的军统
戴笠并非全无政治头脑，但大多数时候他是跟着蒋介石的思想运转，蒋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的反共，蒋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唯独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据沈醉先生提供，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因为材料的限制，这里大概只能从片面的角度描述一下抗战中的军统吧。
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于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
要知道那时候沈先生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沈说其实是六大金刚，后面还要详细叙述），居然舍得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根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特别是抗战前期，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往往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象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地狱般的拼杀中和日军进行了勇敢的搏斗。军统西北区的一名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沈先生还记得他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原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原平原订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原平再坚守十天。原平守军只有一个旅，而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直打到巷战。其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城内。卫立煌到达忻州已经是原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原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结果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晋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哭。”原来就在那一天清晨，原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守军五千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百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原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军一向因为战
斗力弱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是这样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不禁感到“吾河山终不变色”。
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的逃将，败将，也并非那样丑陋。对比原平，淳县的防守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晋军指挥官王靖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靖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这些，都使我们作为后人，感到对当时历史认识的苍白无力。
戴笠本人，抗战初起，既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沈先生回忆那些天戴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沈先生的原话是：“他是中国人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却乐此不疲。
沈先生说他有一个奇怪的休息方法。戴笠好色是有名的，而他的好色居然能够帮助他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时他白天奔忙一天，坐车去南京的时候，必要带上两个女特务和他坐在后排，一左一右，要求要漂亮，风趣，开朗善于说笑。一路从上海到南京和女特务说笑解闷，有时候给他作按摩，也不用睡觉，顶多靠在女特务身上打个盹，去见了蒋介石，谈话后又一起回上海，一路又是说笑不眠，第二天居然又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也是奇人。更奇的是他居然从这些女特务中挑出一个最出色的叫做叶霞娣，送给了他最亲密的朋友胡宗南作老婆！
军统的女特务多半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经过各种训练以后从事从军统文书到暗杀刺杀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些就被派到军事机构，她们往往从事译电，秘书等工作，同时对部队主官进行监视。杜先生曾经在北京给某讲过一个关于她们的旧事，是某印象极为深刻的。那是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但陈诚因为卷入和美国方面合谋推翻蒋的一件案子，远征军改为由杜堇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星子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38师退往印度，在孙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 中华民国万岁！ 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
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新38师是远征军损失最小的部队，其它部队延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连200师师长戴安澜也壮烈战死。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38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看来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场面，在我们那场八年的血战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我在看电影中对“军统女特务”形成的成见。
当年的四月一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绍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漕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我在杜公那里见过当时这些女译电员的毕业照片，那时大概她们还没有换装美式军服，一顶顶大盖型的军帽使她们看起来有点儿象苏联人。那个姚姓女译电员的头像上有个圆圈，其他的人都没有标记。她是个个子相当高的女孩子（从年龄上看，她可能不过二十岁），鼻梁很高，短的卷发，应该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笑的灿烂而明亮，很难想象这女孩子会和如此惨烈的故事拉上关系。在这张照片上，我无法想象这样强烈旺盛的生命和死亡的接吻竟然是那样的一瞬。
很遗憾，这张照片在80年代曾经在孔庙作为军统展览的一部分展出，它的意义只是说明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特务的训练。沈先生解放后在接受外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我以为这并不重要，她们牺牲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是不是共产党，她们是全体中国人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