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数周，效果甚差，不如隐于市，或隐于部落格。回来，先贴一篇“旧作”，写于五月十一日。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思韦伯分析了新教伦理的世俗化和其在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事实上，同样的视角和方法也被其用于对其它文明发展的分析，譬如说到中国，韦伯就认为儒家思想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理性地适应，而此种以维持现状为首要任务的伦理，无法衍生出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相对应的的道德推动力。这种认识显然已经涉及到了对民族（ethinicity）和民族文化（ethnic culture）的认识。
韦伯后来在《什么是民族》（What is an ethnic group）一文中又提到民族的两个特点：它既是一个主观的（或主体性的）概念，与特定族群里人们的信仰和归属有关，同时又是一个政治的范畴，常常被国家政权利用来获取民众的支持。
老实讲，韦伯关于民族的看法，过于简单粗暴，且语多含糊，真信了的话，制造的问题要比解决的问题多，《河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以前曾经写过。今天想说的是，把这个问题讲的更透彻的，反而是受韦伯启发的周蕾和她的《新教民族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当然，周蕾真正的理论来源于福柯的生物政治说（biopolitics），韦伯对她的影响，主要是书名。
想起了周蕾这本书，是因为看到了The Boston Globe 4月13日有一篇报道，几乎就是这本书里的一个注解，很值得一读：
Movie stars push
报道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在苏丹达尔富尔惨案发生后，苏丹政府一直拒绝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苏丹，英美一直在联合国主张对苏丹实施禁运，但是中国由于在苏丹的经济利益（石油贸易），一直保护苏丹拒绝对制裁行动投赞成票，中国的理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
好莱坞影星Mia Ferrow在三月发起美国非赢利组织的游说活动，他们的策略是，把2008北京奥运会贴上“种族灭绝”奥运会（Genocide Olympics）的标签，并鼓励奥运会的赞助商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对达尔富尔惨案有所行动。斯皮尔伯格作为奥运艺术顾问也在被游说的名单之内。在3月28日的《华尔街日报》里面，Ferrow提醒斯皮尔伯格不要象给纳粹奥运歌功颂德的德国导演Leni Riefenstahl一样留下千古骂名。
斯皮尔伯格几天后致函胡锦涛主席，谴责达尔富尔惨案，要求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在苏丹的影响结束哪里的不幸。一向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中国政府立刻派“高级官员”Zhai Jun前往苏丹，敦促其接受联合国的维和部队。Zhai Jun甚至一反中国官员的一贯作风访问了达尔富尔的三个难民营。
在报道的结尾，作者总结说西藏和人权问题组织号召抵制奥运，但是都没有起到足够的效果，达尔富尔事件是一个利用中国此时的弱点施加压力的经典案例。
达尔富尔的事件，起因是2003年达尔富尔地区要求平等权利和资源合理分配，组织反政府武装攻占达尔富尔地区首府，政府雇用阿拉伯武装力量Janjaweed进行镇压，其间杀害平民无数。种族灭绝是美国在2004年的定性。华盛顿邮报2004年援引联合国难民署官员称5万人死亡，BBC2006年报道估计至少20万人死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网站称40万人死亡但数据时间不明。参考相关报道：
Washington Post(2004-9-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20765-2004Jul1.html
BBC(2007-4-19)：http://news.bbc.co.uk/2/hi/africa/3496731.stm
UN：http://www.unitedhumanrights.org/sudan_genocide_genocide_in_sudan.php
联合早报(2006-12-12)：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4/forum_lx061212g.html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8/24/content_1871528.htm
关于达尔富尔的惨案的性质及其历史和现实的缘由，值得单独详述，我这一篇想要讨论的重点，并不在此。
吸引我的，是这篇报道里美国人关于中国的欲说还休的微妙心态。中国派遣官员到苏丹被称为“strange things have happened”，Ferrow称北京的举动“extraordinary”。这些来自美国的反应， 既欢欣于草根运动对于一个集权体制所产生的压力，又惊讶于这个集权政治对于此种压力居然真的会有所反应；既认定了集权统治的顽固，有不得不把其此次的反应定义为正面的和积极的；既要维持民主政治带来的胜利和快感，又不得不掩饰起对于此种胜利对现实的真实影响的怀疑。至于名为Zhai Jun的“高级官员”究竟何许人也，官有多高，此行有何实质作用，后续手段如何，旁人自无须知道。此番运作的结果，一言以蔽之，strange，and extraordinary。好莱坞和美国记者的春秋笔法果然不是乱盖的。
现在再来讲周蕾，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报道，是整个西方政治中对于中国问题的态度的一个缩影，和用来说明protestant ethnic的绝好范例。
八九年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关注焦点。人权的定义可以包括很多层面，但是在西方的报道里面，凡是和中国有关的，通常都意味着“缺乏”――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逮捕监禁和迫害，政治相对于经济增长的落后，对民主的漠视，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对于西方的指责，中国有着以不变应万变得回答：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民主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和西方一摸一样的民主。
在整个后八九时代，我们看到的是启蒙主义基础上的普世的道德准则（人权）和中国做为回应者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殊性和历史差异性之间的对抗。
中国的人权状况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思考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的行为仅仅止于附和西方的指责，我们会失去揭示真正问题的可能。因为，中国和西方，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对抗，同时也是一种合作。
可以说，每当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引起美国的注意，必然有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譬如中美首脑之间互访，商贸协定，世贸组织成员身份，中国在南美和非洲的经济政治运作，等等等等。
举例来说，1997年，江泽民访美后不久，中共释放了政治犯魏京生；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中共释放了学运领袖王丹；2005年，小树丛访华后，中国政府释放了一名西藏的政治犯，我自己就有幸在美国见到了此人并聆听了关于西藏监狱虐待犯人的见证。
再譬如，《时代周刊》会周期性地出版一期关于中国的专题，2007年1月22日这一期是关于“中国世纪”的文章，提到了中国和苏丹的关系及中国在世界的作用，而面对中国的新角色，Tom Lantos，新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准备召开关于中国的听证，内容呢，据Lantos称，将涉及从网络控制到西藏政策的所有内容。
随便举出的只是手边的例子，事实上，几乎每一个美国要人访华，无论目的是政治，商业，文化，他们手中都有一个政治犯的名单，而每一次，中国都会释放那个名单上的若干人。
这一行为，是严格遵循商品经济的供求关系的原则进行的：做为贸易伙伴的一方，中国政府一个一个释放政治犯，供应美国的人权市场。向美国显示了改善人权的姿态和具体实施后，中国可以获得贸易关系上的松动，包括延长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加入WTO，等等。同时，仿佛是为了维持这种贸易关系和表明做为贸易伙伴的诚意，中国必须维持政治犯的供应，当一批政治犯被释放后，必须有另一批被抓进来以补充供给满足西方市场的持续要求。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中美之间在市场规范下有着超乎寻常的默契。
如果这是一笔交易，那么获益的当然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美国获得的几乎是同样的东西：贸易最惠国待遇 ――得以继续和中国贸易的可能。当美国真诚地希望进入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的时候，中国这个集权政体作为贸易伙伴所造成的美国人在道德上的尴尬是美国商人最大的障碍。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虚伪的道德标准，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虚伪是虚伪者的通行证。我曾经给一个所谓的非赢利组织写过一些报告，起因是消费者对sweatshop的抵制和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品牌形象的负面影响，使得如耐克，Banana Republic，NineWest，Canneth Cole一类的只倒买倒卖而并不生产的公司不得不对他们的海外生产商的作为有所表示，雇用第三方做评估，以便改进中国工厂里的生产条件和工人待遇。跨国公司在意的当然不是中国的人权，他们在意的是美国人的钱包，真正的世界最大的市场，在美国。我这么说决不是想否认这些行为客观上改善了广东那些工厂的工作环境和工人福利，但是必须清楚，这种改进是有限度的，倘若真的有一天，God bless China，中国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达到了美国人的“标准”，跨国资本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留下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一夜回到解放前。
人权问题，不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的问题，中国和美国也并不象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对立。这也正是周蕾（Rey Chow）在她的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里面所试图阐明的观点：
"Scandalous this may sound, the point is that human rights can no longer be understood purely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but rather must be seen as an inherent part – entirely brutal yet entirely logical –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sm, under which anything, including human beings or parts of human beings, can become exchangeable for its negotiated equivalent value."
在全球商品流通的环境里，人权变成了一个有着民族性的概念――中国的人权，确切地说，中国人，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下东西方交易的商品。
回到苏丹的那个例子，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中国政府又一次外交和公关上忽悠了美国，除了让一名“高级官员”到非洲公费旅游了一次以外，他们甚至不需要出售，哦不对，是释放，任何政治犯，就以最高效的手段树立了自己关心国际人权的形象（注：可以参考八国峰会期间各国对中国的口头表扬），并保证了世界著名导演来做奥运会艺术指导的顺利进行。而Mia Ferrow和斯皮尔伯格，我想，以他们长期在演艺圈这个酱缸里面的历练，应当不难了解，中国政府的“extraordinary”的反应，只是一种姿态吧，而他们要的，也正是这种姿态，可以使得他们在美国洋洋自得获得胜利感，或者轻松摆脱道德上的尴尬愧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真正的拯救，而在于抗议所成就的景观，一种可以展示他们的职业伦理的景观。
至于之后还要做什么，根本不在关心的范围之内，难不成还能指望他们为了非洲的难民绝食静坐不成？
至于苏丹发生了内战是否意味着中国应当停止从苏丹买石油或实施经济制裁，美国的抗议者们所倡议的制裁其受害者究竟是苏丹政府还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达尔富尔百姓，中国是否应当向非洲国家提供没有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或者，中国真的制裁苏丹停止和苏丹的石油贸易以后应该从那里去买石油，是否要参与分配中东的石油，我想，更不在Ferrow和斯皮尔伯格关心的范围之内了吧。
他们最不关心的，大约是把北京奥运会贴上一个“Genocide Olympics”的标签这一行为所包含的自我否定和道德上的堕落，这是今天的伪左派的通病，他们常常把一个正义的事业用一个蹩脚到令人掩面的方式变成对自己的反讽。难怪
I hate the God damned hippies.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