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There was no death after the first death.
这句话乍看起来不好理解，人类的死亡连续不断，怎么会第一次死亡以后就在没有死亡了呢？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意译成中国成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时候，这句话大概就变得熟悉起来。 熟悉不一定意味着安全和亲切，至少对我来说，我更喜欢第一句的简洁和突兀。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让很多人难为水的未必是沧海， 也未必是太平洋，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一条小水沟。
There was no death after the first death. 换句话说，当我们试图重温旧梦时，我们只是用一个新梦覆盖了一个旧梦。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是这样一个梦。
现在看来，余秋雨在写《文化苦旅》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苦”的味道的。
这个苦不是游山玩水的苦，这个苦不是十年寒窗的苦，这个苦也不是辛勤笔耕的苦， 这个苦是寻找文化的苦。
一个农民到了敦煌，最多的就是拉着当地人确认来到了他想要来的地方，他不可能为文化而苦旅。
一个学生来到敦煌，最多的就是寻找当地的同学，然后再游玩一趟， 他不可能为文化而苦旅。
一个商人来到敦煌， 最多的就是打听当地有什么便宜货， 他也不可能为文化而苦旅。
余秋雨来到敦煌，想到的就是要和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套套瓷，这就是他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穿过了历史的沙漠，王园箓的镜头慢慢向我们拉近，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文化”苦旅[1]。
从文献[1]可以看出，王园箓不是学生，不是商人，不是农民，他从陕西来到敦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旅。王园箓不是为了“文化”而旅行，但是发现了敦煌藏经洞。 这也许是对许多打着“文化苦旅”旗号的人的莫大讽刺！
王园箓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 敦煌学的最伟大的功臣，但是研究敦煌学历史的人却把这段历史给忽略了，这是对于敦煌学的另一个巨大的讽刺！
王园箓不是外国旅游家，否则敦煌学的历史上肯定有他的名字。
王园箓不是清代的官员，否则敦煌学的历史上肯定有他的名字。
王园箓没有把他的发现当作他的私产， 否则敦煌学的历史上肯定有他的名字。
王园箓没有在藏经洞里洒下他的眼泪鲜血和唾沫， 否则敦煌学的历史上肯定有他的名字。
王园箓实在太老实，太像一个好公民， 他把他的发现严格的向官老爷作了汇报，于是他成为了敦煌学的罪人！
官老爷告诉王园箓，除了需要“奉命”随时给他们送上一些资料但礼物以外，他的发现毫无价值。于是王园箓成了敦煌学的罪人！
当后来的外国商人告诉王园箓，这些资料可以换钱的时候，王园箓成了罪人！
这就是王园箓的“文化苦旅”！
王园箓不但要面对外国商人的热情，还要面对中国文人和官僚的冷漠，这就是王园箓的“文化苦旅”。
历史的风沙逐渐卷去了王园箓的“文化苦旅”，又逐渐迎来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来到了王园箓的面前，摇着头，痛恨着，哀伤着，叹息着， 把自己幻想成了一个英雄，面对着外国商人发生了斩钉截铁的宣言，这是多么美丽而伟大的“文化苦旅”。
这个宣言的回声刚落，历史的镜头又拉向了另外一个镜头。在这个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余杰在那里摇着头，痛恨着，哀伤着，叹息着，余秋雨在那里变成了王园箓，漠然的表情，呆滞的眼神，历史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余杰却成了一个面对血与火的高昂的英雄。
历史的风沙一次次掩过， 每个人却只经历惟一的文化苦旅，经历人生中惟一的死亡。
[1]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
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
1900年6月22日，他在清理洞中的积沙的时候，发现了藏经洞，内有大约四万卷以上的经卷文书。这一发现导致了敦煌学的诞生，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40年代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曾经逐级向官府报告，但除了命令他就地保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保护措施。七年之后，第一个来骗取经卷文物的外国人：英国人斯坦因来了，从此藏经洞经卷开始流失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