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八）农业

- 2007-7-31 07:40 (56 reads)

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八） ( )


芦笛 ( )


２、农业 ( )


毛泽东对农业的“管理”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改造农村经济生产结构，二是制定农业生产方针。前者包括土改和农业集体化（最后发展到公社化），后者包括制定“八字宪法” 、大跃进、以及“农业学大寨”。 ( )

１）土改 ( )

土改和农业集体化都是从苏联主子那儿抄袭过来的，不过毛有自己的独创。 ( )

布党和中共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秉承马克思的思路，重视无产阶级，鄙视甚至敌视农民。马克思把农民看成是“农村白痴生活的囚犯”（Prisoners of the idiocy of rural life），布党沿袭这一思维定式，把农民看成是危险的反动派。所谓“工农联盟”的口号完全是一种统战策略，而“消灭城乡差别”才是布党的远期奋斗目标。 ( )

毛也常常叫嚷“消灭城乡差别”，但他和洋祖宗的用意完全不同。布党的意思是改变农村的落后反动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变成使用先进的大机器生产的农业无产阶级，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先进文化，和城里人一样文明卫生。而毛则是把城里人统统变成脚上有圣洁的牛屎的泥腿子。到了波尔布特那三传弟子，便干出了消灭城市，把金边的水泥马路犁成水田的人间奇迹。 ( )

斯大林之所以对毛满腹狐疑而且极度鄙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定毛是个“农业革命者”，把毛叫作“中国的普加乔夫”。普加乔夫乃是１８世纪冒充沙皇的俄国痞子暴乱头子。斯大林使用这称呼，体现了他作为国际政治家和国际共运理论家的洞察力。其实就连毛自己都承认，他是陈胜、吴广、洪秀全等人的传人。 ( )

因此，苏共主要把农民看成是利用和掠夺对象而非依靠对象。十月革命后，列宁签发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两个法令都是漂亮而空洞的姿态，是对已经发生的现实的追认。当时前线士兵大量逃亡，对德战争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而土地也早被农民自己分了，用不着布尔什特去为他们作主。 ( )

革命前的俄国农村和中国农村并不一样，土地主要集中在列宁那样的贵族大地主手上。这些地主居住在大城市，地产一般交给经理经营或是租给二地主。二月革命爆发后，农民便趁乱把大地主们的房地产分了。俄国农村本来就有村社（commune）这种特殊的自治组织，“分田分地真忙”其实是村社主持进行的，和布尔什特没什么相干。大地主们先居住在大城市里，后来又纷纷逃亡国外作“白俄”，因此这自发土改倒也没有多少流血事件。 ( )

在内战期间，布党实行残酷无情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使用了“余粮征集制”的非常手段，亦即动用城市工人组成的“赤卫队”，对农民大规模实行武力抢劫，靠枪杆子把农民的余粮抢光，胆敢反抗这一政府组织的抢劫的农民不是被枪决就是被投入集中营。这野蛮政策使得农村经济破产，于是列宁便在战后实行“新经济政策”，靠短暂走资来救命，果然立刻就使得经济恢复了生机。 ( )

经济一旦恢复到战前水平，列宁便终止了“新经济政策”。但对于是否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党内争论很大。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规定的远程目标，但对于当时俄国是否具备这条件，党内巨头们却莫衷一是。斯大林本来和布哈林一道反对集体化，但等他把政敌一一打下去后，反过来又命令实行集体化，并把布哈林打入地狱。 ( )

关于农业集体化的争论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关系到布党生存的现实考虑。斯大林著名演说是： ( )

“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５０年到１００年。要么我们用十年的时间消除这差距，要么他们粉碎我们。” ( )

这演说是在１９３１年２月间作出的，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国便入侵了苏联，可见他的预见何等准确。这所谓“赶上先进国家”，指的其实是国防能力也就是军火工业，而军火工业的脊梁乃是需要大量投资、生产周期较长的重工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本，而这只能去农村抢夺。集体化就是保证这种组织化抢劫（organized robbery）的必需硬件。 ( )

集体化的第一步就是血淋淋的清算富农。如前所述，土改本是农民自发进行的，分的主要是大地主的地产，富农的土地并未被瓜分。这和中国的土改很不一样。因此苏联的集体化其实有“二次土改”的内容。当时的口号直接就是“消灭富农”。 ( )

这消灭乃肉体消灭，成千上万的富农不是被枪决，就是全家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甚至北极圈内去。列宁当初从城里派出“余粮征集队”充当抢劫农民的主力，斯大林则从城里派出秘密警察ＮＫＶＤ的特殊部队去“消灭富农”。 ( )

但血洗农村并未压下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农村普遍发生了暴动和骚乱。为了彻底粉碎农民的抵抗意志，斯大林竟然派出部队抢光农民的口粮，人为制造了乌克兰的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德国入侵后，苏联西部新边疆的农民又起来暴乱，一直到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农民的暴乱才被陆续荡平。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咽气，苏联的城市与农村其实一直处在某种程度的交战状态，这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 )

如所周知，中共革命在本质上乃是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农村痞子造反，与前驱的区别只在于引入了列宁革命工艺学。和苏共不同，农民乃是中共革命的依靠对象，农村乃是革命根据地，城市无产阶级和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毫无相干。因此，中共对农民的控制，根本就不是老大哥能比拟的。无论土改和集体化都是在党的主导下，通过发动农民进行，既用不着城市工人赤卫队，也不必劳动秘密警察的特殊部队。 ( )

不仅如此，毛泽东比斯大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软刀子的酷爱远远超过了硬刀子。斯大林喜欢痛快，充满磅礴的“阳刚之气”。他的名言是：“把那个人杀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相比之下，毛泽东则富于某种传统阴毒气息，可谓“阴之大柔”。他用来收拾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亲密战友的阴柔高招，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吕后收拾戚夫人、太监魏忠贤收拾“清流”杨涟、左光斗的手段来。 ( )

当国者的个人品味自然要反映在他们的施政上。除了在陕北老区肉体消灭了地富之外，在其他地区只处决了所谓“恶霸地主”。从全国范围来看，毛泽东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对农村地富进行整个阶级的肉体消灭，而是把这些人留下来，为贫下中农充当了整整３０年拳击沙袋。就连处决所谓“恶霸地主”，他也舍不得浪费宝贵的革命子弹，多半是让农民的拳脚棍棒完成那光荣的革命任务。 ( )

毛泽东这种独出心裁的发明创造，从维护其统治而言当然是高明的。在这点上，我与樊教授和党朋们并无争议。 ( )

我只想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对所谓“阶级敌人”持续３０年的迫害，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全体中国人民永远洗不去的耻辱。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就连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纳粹都没干过。人家迫害的还是异族不是本族，使用的还是“最后解决”那种痛快手段，不是没完没了的羞辱、批斗、毒打以及各种各样花样百出匪夷所思的迫害、糟践与蹂躏，更没把这种野蛮犯罪奉为神圣国教，变成全民圣洁的生活方式，检验革命接班人忠诚度的试金石，教育后代的圣经，文艺创作的唯一灵感来源！ ( )

如果中国总有光明的一日，那么我坚信，后世子孙必然会把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推倒，改建一个“‘阶级敌人’死难纪念碑”，用以表示全民对那滔天大罪的无穷忏悔。 ( )

这当然是个人的价值判断，与毛泽东治国才能的客观讨论无关，并不想强加给樊教授和党朋们。可以和诸位心平气和讨论的是，对国民经济而言，土改是否有必要。 ( )

从单纯的经济效益角度（也就是前任经济沙皇朱镕基“抓大放小”的视角）来看，土改当然无助于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黄克诚同志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东北土改后，原来由少数人管理的大农业变成了个体农业，产量急剧下降。所以，如果那阵子是朱总理当家，大概要疯狂反对土改。这或许也就是《人民被日报海外版》几年前吹嘘那些占有土地远远超过当年地主的“种田大户”的原因吧。 ( )

但从远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性来看，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迟早要造成社会动乱，妨碍经济发展，甚至摧毁经济，因此土改确有必要进行。实际上，台湾经验之一就是先总统蒋公在学者襄助下进行的人道土改：由政府掏钱出来买下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这既大幅度改善了民生，缓解了社会矛盾，又让发了财的土地主们跑到城市去经营工商业，最终形成了健康的经济起飞的脊梁。 ( )

但别说是由政府赔偿地主的损失的人道土改了，就连北韩那种无偿剥夺地主地产、但一般不对地主施暴的“和平土改”，都为毛所不容。他曾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谴责北韩的这种作法，说什么“和平土改，后患无穷”。在他看来，“不见红”的政治运动就不算运动，必定后患无穷。 ( )

为什么后患无穷？毛一如既往地没有论证，需要芦某在几十年后代他完成这个工作。 ( )

在毛，土改根本不是什么经济改革，而是一场为巩固统治所必需的政治运动。它的目的根本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毛早在上台前就决定将来要效法苏联，把土地收归国有了──而是以此作引诱贫苦农民犯罪的赃物，使得贫苦农民为了得到终生盼望的土地，乖乖听任工作队教唆煽动，大规模参与集体犯罪，在自己的手上染上地富的鲜血，从此把命运和党连在一起。这就是《水浒传》上早就传授过的逼良为匪的“投名状”策略。 ( )

金日成没搞这手，只是把土地从地主手上拿过来分给农民。地主即使要怨恨，也只会恨到政府头上去，农民和地主之间并没有因此产生深仇大恨，对“变天”毫无恐惧：反正那是政府分给我的，又不是我抢来的，现在既然说不行，那我退回去不就完了？ ( )

谁都看得出来，这两者的高明度当然有天壤之别。毛式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平均地权”，而是以此把贫苦农民巧妙地变成地富的死仇，使得前者终生生活在被报复的恐惧之中，彻底断了后路，只能挺共到底。 ( )

终毛一生，他都念念不忘这绝招，随时随地提醒贫下中农他们当初做过些什么事，用“变天”的恐怖场景吓唬他们，由此驱使他们出于恐惧，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过来人大概都记得《艳阳天》那烂小说烂电影上某地主巨细无遗留地记载“变天账”的场景。就是这种虚构引出了高干子弟红卫兵“破四旧”的大规模犯罪。 ( )

可惜直到今天，我党也从来没能拿出一本缴获的“变天账”实物来给大家看看，证明他们的欺骗宣传确有根据，而除了芦某这种异数外，８亿人中似乎也没几个人会想到这问题。其实我早在“红色恐怖”高潮中便悟出了，中国人随便让政府怎么蹂躏都没意见，哪会处心积虑地去想变天报复！ ( )

这就是内战中我党何以能在“解放区”以史无前例的大手笔动用民力。张戎在其毛传中也提到淮海战役中的“车轮滚滚”，可惜她把那完全归结于我党在“解放区” 实行的恐怖统治，却忽略了普通农民恐惧是双重的，更怕的还是还乡团杀回来。能如此巧妙地exploit人类恐惧心理，将其化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强大动力，这当然可以说是天才之举，我对此毫无异议。 ( )

但若从真正的治国角度（亦即我在前头给出的定义“治国就是国家领袖为国家人民谋福利而使用人民信托给他的权力”——我迄未见到樊教授和党朋们反对这一定义）来看，则无论是土改还是集体化都后患无穷。虽然我党后来解散了人民公社，再度恢复个体农业经济，但农民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这结果就是将来一旦政权崩溃，则农民则立刻失去了使用土地的法理依据，必然要引起无数地产争夺纠纷，使得农村失去独立于全局动乱的自治基础。动乱对于中国并非新鲜事，但在以往的乱世中总有侥幸免于动乱的农村。未来的动乱则连这条恐怕都做不到。 ( )

这就是毛的土改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从头到尾，它从来就不曾是一个经济问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大概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