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的快乐生活
其他行业的老九我不熟悉，只能说大学、医院的情况。其实，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都是在一片蓝天下，能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用两句话概括这个阶层的情况，那就是：
（1）我们的生活真海屁；
（2）裤子裆里阮（软），嘴巴腔里硬。
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差别究竟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工农主要就是干具体工作，忙活生计，该抡锤的抡锤，该使锹的使锹。李玉和曾经有句斩钉截铁的回答：什么电驴电马的，我只会搬道岔！至于谁愿意玩哲学、侃经济那是个人爱好；而知识分子除了忙活生计以外还要在各自领域思考，关心未来，按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仰望天空。不知这样的比喻合适不合适：工农是四肢、躯体，知识分子则是大脑。
现在的大学潮流，大楼、大官、大款是主流，大师只是一股逆流。令人欣慰的是，革命的主流已经战胜了反革命的逆流。
具体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官之谓也，有大款之谓也”
中国的事情，由于利益上的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绝不是某些极左分子振臂一呼，或者海外民运发个什么号召就能解决的。政协人大、学者的发言也不过是“一点毛毛雨”，“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若不是利益分配出现了变化，事情也不会因此有丝毫改变的。
其实，这就跟贪污腐败现象一样，如果真像人们说的13亿人民都痛恨腐败，恐怕腐败不会这样长时间、大面积在中国存在。儿童团现象也是一样，在高校实际上大多数人是认可的，有些人也只是嘴上骂骂而已。就跟贪污腐败现象一样，基本上也是阳光——种子——土地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学校是干部教师60岁退休，校长65岁、院士可以到75岁。若工作需要，还可以返聘，但不再担任任何行政和学术职务。博导可以在60岁的时候再招最后一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也就是63岁）再退，有玩猫腻的就是推迟博士毕业时间，比如让博士中间出国，可以再蹭2年。
我们学校的前校长是57岁当的校长，干了两届（我校是四年一届），65岁光荣退休。新校长46岁上任，当时全校一片惊呼，觉得太年轻了，没想到参加了一次全国校长工作会议，他回来就感慨自己“廉颇老矣”，人家很多地方院校的校长都是40岁以下。开始我不理解，后来慢慢悟出味来，就像刚粉碎四人帮时一首歌中唱的那样，选择华国锋当主席是“毛主席满意，全国人民更满意”，如今的儿童团是“上级满意，全校人民更满意”。
先说说上级为什么满意：老校长当政，令领导很不爽。
老校长去开会的时候，德高望重，上级领导都比他年轻。说，说不得，批，批不得。往往说话客客气气，什么事情还的商量，很难体现上下级关系。有时侯开大会座位都不好排，很令领导不爽。有时候上面教育机构的领导要想办点私事，打电话也要先饶弯子：
“张校长吗？您近来忙吧，这又是业务又是行政的可要保重身体，您可是咱们教育界的泰斗啊。我最近有点事，现在给您说方便吗？要不我到您那去一趟？”。
影响了上级的“点菜”权，这真的令领导很不爽。
对年轻校长可用不着这样，有事只需要一个电话过去：
“小王吧，我有件事你无论如何给办一下，…，你的高校学术带头人的事，我们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打算明天就报上去。就这样，有事以后再说。”
而且，以后再开会的时候，上级部门的领导可以一屁股坐在正座，想训就训，想骂便骂。而且私下还跟别人说，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别客气，别太把他们当回事。就这样，“裤子裆里阮”也具雏形。
再说说“我校人民”为什么满意：新校长当政，真的令人民很爽。
新校长刚上台的时候，学校一片大哗。可没多长时间，就像在反右时伟大领袖说的那样：事情正在起变化。因为新校长干了两件“大顺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的事情。
第一件是盖了两栋教授楼。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尤其学校扩招以后，有的是钱，银行也愿意给高校贷款。可在那时候，可是大事。
新校长很多事情都是亲自出马，跑银行、跑城市规划局、设计院，眼见腿细了、脸黑了、人瘦了、嗓子哑了，终于跑成了，两座崭新的14层宿舍楼矗立在宿舍区，当时我们那一片高楼还不多，显得很扎眼。
有人说，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谁都一样。
那得说说当年老校长上任，是怎样“新官上任三把火”的。
我记得当时老校长上任后先是开了几个座谈会，算是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听了包括我同事在内的几个人的课，算是教学检查。原来以为讲课时只要“有些警句要背熟”就可以了，可教研室主任要求却是“只要低头看一眼讲稿就算教学事故”，害的我那个同事两晚上没睡觉，狂背一通，至今还耿耿于怀，逢人便说老东西不务正业。
同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咋差别就这样大呢？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人们常说的观念问题。“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谁不知道啊？其实，对老校长而言，盖宿舍楼可干可不干，而新校长必须这样干，否则就根本不能生存！
老校长57岁当的校长，功成名就、德高望重，根本不需要什么“笼络人心”。相反，可以利用职权，去“得罪民心”，因为他不顾虑什么“失去民心”。而新校长就是像芦文中说的，“毫无学术地位”、“又没有什么文章”，他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老毛上台可以随便收拾干部、知识分子，而胡温上台要大幅度给干部、知识分子加薪提工资，道理一样。用随便网友的说法，老校长工作时间长，为学校做的贡献大，群众认可点菜权；新校长对学校没做什么贡献，虽然有地位，但点起菜来还不理直气壮。
我在国外的时候，院长都是教师选的，有次正好赶上两人票数相同，最后抓阄决定。因为国外的院长乏菜可点，谁也不太当回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校长资格老，评教授早，当时在我们学校住的就是最好的房子（教授楼，八十年代盖的），盖新房对他来说没什么太大必要。而新校长还住的是讲师的房子里（两室一厅），评上教授以后学校没有盖过新房。他想改善住房条件怎么办，总不能把谁赶出去吧，也不能单给自己盖个小别墅吧。怎么办？共同致富，盖新宿舍楼。
甚至在数量上也有讲究，为什么是两栋？因为学校分房要算分排队，年龄、职称、工龄都算分，新校长绞尽脑汁，针对自己的情况，加了很多新名堂，比如校级干部加5分，获得科技3等奖的加5分，获得过某级先进工作者加5分，饶是这样，因为年轻，他也住不上最好的层次。怎么办？好办，盖2栋“则全局皆活”。
全校职工乔迁新喜那天，“我校人民”欢天喜地自不用说，旧房的进新房（四室一厅），筒子楼的进旧房，没房子的进筒子楼，校园里“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人心背向，不说自明。这还不说所有与盖房有关的科室和人员（基建处、总务处、电工班、水暖工）也跟着沾光：官大的吃干、官小的吃稀、官不大不小的半干半稀，杂以薯类。大家皆大欢喜。连我们的老校长也感慨万分地说，看来干部年轻化还真是有必要啊。我在任八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人家上任一年多就解决了。
后来记者来采访，新校长也非常激动，几乎是用呜咽的声音说：看到有的教师还住在筒子楼里，我连饭都吃不下去呀。
看来，有这么好的体制，更重要的是有这么好的人民，半封建时代的梅贻琦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除了政协人大开会、学者演讲还用的上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实际用途，遑论指导意义。就连社会上的反响也不例外。我曾经问过一个学生为什么报考我们学校，她回答说那几天和父母转了几个学校，还就是这里的房子像点样。
如今的新校长也五十几岁了，我们学校很多住房条件差的教职工总是在打听：新新校长什么时候上任？希望领导上把“利校利民”的儿童团政策真正落在实处！老天有眼，可一定要选个住房条件最差的人来当校长啊。
在解决了“有大楼之谓也”之后，新校长开始解决另一个问题：“所谓大学者，有大官之谓也”。这又是件“大顺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上级满意，我校人民更满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