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余杰的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余杰的文章是事实，但是，蒋介石更垃圾，反正民国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互相争着卖国，一群垃圾。。。。。。
比清朝差多了，一代不如一代，但是，媒体却通过丑化清朝和北洋政府，来衬托其伟大的一面，两岸政府都是这类手段，没一个好东西。。。
蒋介石是怎样爱国的（1926─1956）
1926年，英军军舰公然炮击武汉北伐军。1927年2月，英国建议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武装保卫上海”，军舰90多艘，士兵5000人，美国提出将淞沪化为“中立区”，阻止北伐军进入上海，3月英美炮轰南京，制造“南京惨案”，蒋向制造“南京惨案”的英美赔款。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公开向外国记者表示对西方的“友谊”，要求英美援助，其心腹戴季陶前往日本，寻求支持上海买办虞洽卿秉承英美意思，提供蒋介石6000W作
为反共经费。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就是1927年4月12日，他以青红帮为爪牙袭击工人纠察队，死伤300多人。4月13日，共产党举行上海罢工，游行到宝山路，被军队用机枪镇压。
1927年9月，下野的蒋介石取得日本支持，日本接巨款给他反共。他还和美国驻日本特使密约，美国支持蒋介石重掌握政权，统一中国。他保证美国在华权益，并帮助其发展。
1928年5月1日，国民党占领济南，2日，日本第6师攻击济南，3日，攻击国民党军，夜间，蒋介石撤军。日本制造“济南惨案”，6000军民被杀。国民政府特派交涉员
蔡公时等被绑架，蔡公时被割去耳鼻，挖取双眼，后被杀。5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会面，蒋介石惧怕日本，提出放弃北进，与张作霖划江而治，维持南北中国，遭
到多数人反对，蒋介石下令绕城而过，继续北伐。他本人回南京“休息”，由冯玉祥和阎锡山进攻北京。
1931年：
6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立法院讲话：“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
7月蒋给张学良电：“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
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在这期间，蒋介石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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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作者：余杰
在中国民间，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老百姓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毛泽东一生的功过：
“建国有功，治国无方，祸国有罪”。後两句话我同意，第一句话却存在明显的漏洞：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什麽样的国家，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吗？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话来说，所谓“共和国”要有普选、要有三权分立、要有多党竞争。但是，在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之内，这一切根本不存在。
毛泽东建立是他一个人的帝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起来”的只是他一个人，全体中国人民依然屈辱地跪在他面前。在此後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帝国的血雨腥风年年有、月月有、 日日有。那麽，毛泽东究竟有什麽“功劳”可言呢？
毛泽东统治帝国的方式比历史上任何一名帝王更独裁和残暴。
古代王朝更迭，新皇帝至少还对百姓有一丝伶悯之心，知道战乱之後要修养生息，这是牧羊人对羊群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毛泽东登基之日，也是他为所欲为地折腾百姓之日。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许灾民外出逃荒的惨剧出现了，在大饥荒中至少三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规模杀害知识分子的惨剧出现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至少数百万知识分子死于毛泽东的屠刀之下。这一切，在今天的中 国大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悉。但是，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愚民宣传和奴 化教育，对于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家史”，许多老百姓乃至知识分子依然不知究里。毛泽东是伪造历史的专家，中国的现当代史都是在其主导下用“反语”写 成的。
尤其是中共在面对抗日战争这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时的所作所为，大部分中国人脑海中还是中共炮制的教科书和无数影视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荒谬信息。
许多人不加思考地相信：中共是抗战的领导者，是民族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则一直 消极抵抗乃至破坏抗战，是卖国贼集团。
历史真是如此吗？
历史学家谢幼田以厚厚的一本《中共壮大之谜》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谢幼田多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印证，每下一个结论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撑。这些史料的来源也都相当可靠，例如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的年谱以及部分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等。这些中共自己的史料可谓是“自唾其面”，它们确凿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共及其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破坏者，毛泽东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一）中共抗日真相
中 共 官方史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共能说出他们都参加了那些重大战役呢？国民党军队参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太原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以及远征军入缅等，都是调动数十万大军参与的大会战，在这些大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中共拿得上台面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 当时中共宣称的战果是“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後来也觉得牛皮吹得太大，悄悄地缩小为三千余人，继而再缩小为一千余人。其实，参照日军军部的作战资料，日军损失的仅仅是“辎重部队两百余人”。而就在与“平型关大捷”相差不足一个月的忻口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十三万人，以死伤十万人以及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战死的沉重代价，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然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微不足道的“平型关大捷”设置专节论述，对战果辉煌的忻口战役却一笔带过。因为一切史料的取舍都得以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宣传为标准， 对历史的评论也都得中共的是非为是非。
百团大战是中共发起的唯一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谢幼田论述说：“百团大战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定战斗计划，完全由八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准日本侵略军的战斗。”这一场对日战斗，在中共党内一直受到批判，对其是非功过长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其具体主持人、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後来在被总清算的时候，进行百团大战成为其“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彭德怀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在中共党内其实存在著这样一个“潜规则”──谁抗日谁就是坏人，谁不抗日谁就是好人；中共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毛泽东的利益又高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
正是在毛的“英明”领导下，中共才在抗战中堕落为一个“卖国党”。
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後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著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 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 拚命主义，先後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当时，清华红卫兵乃是“奉旨造反”， 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毛泽东的心里话。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上就赤裸裸地说过：
“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这种丧失基本民族气节的荒唐话，毛居然在党的大会上公开宣扬。明明是自己保存实力、火中取栗，惯于黑白颠倒的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战胜利後才从山上下来“摘桃子”。其实，蒋介石自从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发表讲话之後，抗战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黄，正是毛泽东这个“痞子运动”倡导者的“英雄本色”。
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彭德怀是中共党内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他看不惯毛的厚黑权术，看不惯毛的荒淫好色，看不惯毛的一手遮天，看不惯毛的荼毒生灵，终于被毛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後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彭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如同空谷回音，彭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鲁迅说过，中国人一直都生活在“瞒”和“骗”当中。抗战期间，中共的“战略战术”说到底也就是 “瞒”和“骗”。中共欺骗和怂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自己绝处逢生。被中共出卖後的张学良後悔莫及，宁愿跟随蒋介石回南京以接受审判来赎罪。玩弄张学良于股掌之上的是周恩来，晚年张学良到美国之後多次在访谈中称赞周，他不是在说违心话，而是故意通过抬高周来掩饰自己的愚蠢。但是，张以後半生的选择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尽管中共官方多次邀请其回大陆观光，但他一直到死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虽然张学良破坏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全盘规划，是现代中国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设想，要是换了心胸狭窄、有仇必报的毛泽东，张的下场该是怎样──彭德怀仅仅是为饥饿的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饱受折磨而死。
（二）潘汉年为什麽必须死去？
《中共壮大之谜》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泽东如何欺骗和玩弄阎锡山、夺取山西政权。当阎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帮助阎建立抗日组织“牺盟”和新军。当阎的主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之後，中共立即策反 “牺盟”和新军，并直接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泽东还命令中共的势力范围与日军占领区保持一种心照不宣的“和平状态”。
日军也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对中共仅仅是防范而已。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在河北、山东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这套把戏。文献记载，当时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甚至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新四军更是完全避免与日军的接触，一心在江南扩大地盘。谢幼田研究了《刘少奇年谱》之後发现：“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後，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
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对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 “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後，因新四军一味抗命、危害友军，才导致其被围歼。新四军的被歼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千古奇冤”。
《中共壮大之谜》以专章“潘汉年的悲剧”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值得一直被中共欺骗的大陆民众阅读的篇幅。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後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
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一万元费用。“梅花堂”首任 “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後，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 “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
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行为。”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後，并没有重奖像潘汉年这样功勋卓著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突然将其逮捕。後来，在政治清洗中，又将潘汉年的上级──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饶漱石和下级──著名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杀人灭口。即使在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 泽东对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心虚，便抛出潘来转移视线。于是，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後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三）告别卖国贼毛泽东的幽灵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中共壮大之谜》以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双方在共同宣言中宣称：“苏联尊重 ‘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民纷纷谴责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国民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抗议。
中立的《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该宣言与和平背道而驰，出卖了中国的抗战，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对此欢欣鼓舞，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的社论，颠倒是非地指责说：“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该条约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该条约的支持者，即苏联、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一个阵营则是该条约的反对者，即美国、英国和国民党政府。如果不是两个月後德国入侵苏联，中共的这一“统一战线”不知还要“团结”多久！
正如谢幼田所论：“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麽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事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
谁能帮助毛泽东打江山和坐龙廷，他就跟谁做朋友。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角；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可以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跟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以改善在国际上千夫所指的形象和四面楚歌的处境。毛泽东是比石敬塘、吴三桂、慈禧、汪精卫更大、更狡猾、更隐蔽的卖国贼，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伤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让中共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
然而，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时有百姓络绎不绝地前来“参拜”，其香火之盛不亚于香港黄大仙和日本靖国神社；在北京的出租车汽车内，经常可以看到跟佛像挂在一起的毛泽东的头像，据说它能保佑出入平安；而在某些新左派学者的笔下，毛泽东是“大民主”的倡导者和反对全球化的先驱，是底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张承志和旷新年之类的文人学者，还在 自作多情地向毛泽东这个“孤独的英雄”致敬。这种情势的形成，源于中共强大的宣传力量，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并破坏了民族记忆。
德国思想 家默茨说过：“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对于中共来说，这一工作与暴力镇压同样重要，正像谢幼田分析的那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
这些反覆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当然，这种情势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更坏”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培育和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魔鬼，也就得承受被其奴役和杀戮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毛泽东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步。
《中共壮大之谜》这样的史学著作开启了这一“恢复民族记忆”工作的第一步。当然，《中共壮大之谜》也存在著一些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倾向，这也许是作者不得已的“矫枉过正”。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共壮大之谜》应当是一本中国百姓人手一册的历史启蒙读本，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常识：一个崇拜撒旦的民族是无法实现民主化的，一个热爱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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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应该是“窃国有术，治国有方，传国有误”
“建国有功，治国无方，祸国有罪”三句话都不对。
1) “建国有功”： 中国早就存在几千年了，怎么变成毛泽东建国，又不是美国平地冒出来的。所以应该说：“窃国有术”。毛泽东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夺权政权，成功登基，十分有术。
2) “治国无方”：明明是毛泽东治国有方，在他的领导下，人民无限忠于，感激涕零，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能治国的人了，分明是“治国有力”，“治国有方”
3) “祸国有罪”：也是事后诸葛亮，祸国与否，完全是后人主观评价，他的主要失误在于培养下一代领导人上，虽然这个工作辛苦搞了几十年，还是出现重大失误。如果主席在这个工作不出现失误的话，中国人民一定比现在更感觉到幸福，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外国人肯定还挣扎在死亡线上。也不会有人多嘴什么“祸国有罪”。人口问题估计也不是什么问题，时不时的饿死几千万，杀掉几百万也就解决了。
总之，毛泽东这个人，给他十亿人领导还是太少了，估计他领导个30亿中国人，也是驾轻就熟，随心所欲。人民就是再穷，再苦，都去死，也是无比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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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凡是中国人都知道，上个世纪上半期，中国曾出现过一个短命的“满州国”。凡是中国人都同样知道，这个满州国是在日本的阴谋策划和直接扶持下“创建”的，它不过是日本的一个傀儡国，是在日本已经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之後，收买一心想复辟满清王朝的爱新觉罗溥仪所干的“分裂祖国”的勾当。所以，史家们便在它的国号前面，加了一个“伪”字，以示它的不正统，不合法，以对它出卖国家民族的行为表示愤慨与谴责。
然而，中国的史家们，还有我们这些中华的子孙们，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生活成长在中国大陆的几代中国人，虽然对于伪满州国，向来都是同雠敌忾，但是，由于不解历史，更不敢去了解历史，所以，非但只知道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出现过一个分裂祖国的“伪满州国”，却全然不知道，更出现过一个分裂祖国的“伪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中更有可怜者，居然至今仍将它当作了一个“革命的中国”，非但不将它的国号前面也加上一个“伪”字，而且还要在他们奉命所写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上，将它吹得天花乱坠，就好像，这个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祖国国难沉重的关键时刻，而在南中国篡立的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倒是一个顶顶合法的中国了。
就不说这个非但忘宗背祖、而且认贼作父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便是要“继续武装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在日本侵略我国之前，就已经发动过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了。那个时刻，中国共产党曾按照斯大林的命令，高喊著“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全中国发动武装造反，在全中国发动种种的动乱和暴乱，以与苏联对我们祖国的侵略“里应外合”。其开宗明义的第二条，即“伪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第十四条“要号召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和地区的人民，都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都能够自己建立独立的国家”，以脱离中国。
这实在是要比七十年後台湾的那位李总统所说的“七块论和八块论”，大胆放肆得多了。而它建国之後所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接受苏联的命令，乘祖国国难当头，再一次在全中国发动武装造反，在全中国制造种种的动乱和暴乱，直把一个外患又起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
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卖族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会使日本动心，溥仪动念。因为，既然苏俄已经在中国扶植共产党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承认苏联是他的宗主国，使一个中国分裂成了“两个中国”，那麽，日本侵略者为何便不能仿苏俄，满清遗孽为何便不能法中共，也来分裂中国，使“两个中国”继续分裂为“三个中国”呢？
历史的事实便是，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篡立後一年，日本国便挟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第三个中国”伪满州国，进一步地分裂了中国。其时，中国虽然还没有分成“七块、八块”，但已经明明白白地被割裂成“三块”了。所以，苏俄才是日本的老师，中共才是溥仪的榜样。只不过，溥仪仍然要 “认满为祖”，所以他还要将国号定为“满州国”；中共则干脆“认俄为宗”，披著中华的外衣，而将国号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完成斯大林要他们在中国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所以它才是一个十足的伪中国。
因为，倘使今天也有一批要“认美为宗”的所谓“革命者”，也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什麽“中华美利坚共和国”的话，就不说中共一定要来他个七八次围剿，并且非将它剿得干干净净为止，而且，即便是一些憎恶中共的中国人，大约也都不好反对。就不说那些因不要祖国才拼命要爱国、因而便要“爱共”的海外华人了。
但是，悲剧在于，伪满州国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三年，便随著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而败亡了。但是，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随著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却因绝不抗战和割据发展，竟继续成为隐性的第二个中国，更因为中共打赢了战後的那一场内战，而公然地亮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牌子了，只不过是“改头换面而不换心”地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中共的历史学家们，才非但要继续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写进正史，断然不敢加上一个“伪”字，而且在中共今日天天于在咒骂别人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时候，竟仍然要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面，歌颂中共当年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历史功劳”，其愚昧无知，实在是无以复加。
不过，最感到委屈和痛苦的，恐怕还是那个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了。因为，他这位仅仅是在日本的要挟之下，祗制造了十三年“第三个中国” 的满州国皇帝，却要在比他早一年就服从苏俄的命令、制造了“第二个中国”的中共那里，做战犯，当劳改犯，天天检讨自己分裂祖国和出卖祖国的罪行，又怎能不深感冤枉呢？
如果中国没有毛这帮亲俄派，认敌为友，卖国求荣，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不会那麽悲惨；不会被苏俄肢解，不会山河破碎；不会国不国，家不家。
毛泽东曾经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要“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接著，他抄袭列宁错误的“帝国主义论”，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律列为“敌人”，特别是把“美帝国主义”列为头号敌人。
二十世纪的历史事实，最充分的说明了，毛泽东这个划分敌我问题的论述，完全错了。
首先，毛泽东的敌我观，是立足于“我们”，即立足于中共；而根本不是立足于国家和中华民族。
日本侵华之所以失败，不是它侵华不凶猛，而是它未能培植有力的亲日派，或培植亲日派失利。俄国侵华之所以取得巨大胜利，是由于它放长线，钓大鱼；在中国长期培植了强大的亲俄派。这个亲俄派，爱苏俄，胜于爱中华。他们打著 “国际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公开宣扬要”保卫他们的苏维埃祖国苏联”；宁可不要中华大地。
毛泽东亲俄，前期是打著”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所谓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日本侵华後，则是打著”抗日”旗号。不管打著那种旗号，都是亲俄，都是受苏俄指使，都是为苏俄利益效劳。
而苏俄在中国花钱、扶植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一意听命于苏俄，在中国境内极力为苏俄卖命。
如果中国没有毛这帮亲俄派，认敌为友，卖国求荣，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不会那麽悲惨；不会被苏俄肢解，不会山河破碎；不会国不国，家不家。
辉煌历史的画卷生动形象的教材
为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中共江西赣州市委、赣州市人民政府编辑的大型豪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画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画册》是全国第一部再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辉煌历史的壮丽画卷，也是一部前事不忘，後事之师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生动形象的好教材。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画册》以立体式、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创建到结束的历史全过程，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领导机构到苏维埃政府各方面工作的整体概况，从中央苏区到苏维埃共和国所辖各苏区的全部疆域，从苏区风云到老区新貌的历史进程。是一幅再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辉煌历史全景式画卷，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生动形象的教材，而且是科研、宣传、教育、新闻出版及有关部门的宝贵资料和重要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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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画册》特大16开（小8开），内页434p，硬封精装，定价460元，现巳公开发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请看第14条与17条是重点！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仅〔谨〕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
??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冶之後。
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更能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一、中国〔华〕苏维埃共和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加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的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
为著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
??五、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六、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行命统Zhi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的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八、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乎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
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既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告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度。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和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
??十、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
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
??十一、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澈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斗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十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十五、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井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
??十六、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
??十七、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五十多年来，在抗战中置国家荣辱，民族危亡於不顾，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共产党，就是通过任意篡改历史, 而摇身一变, 变成了 “抗日英雄”, 变成了“中流砥柱” 。然而, 历史又是无情的，你可以欺骗一时, 却不能欺骗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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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中流砥柱』在抗战期间的干训讲义摘录
——党的路线与策略
林毓英
背景介绍：林毓英，即林育英，长期化名张浩，是林育容（林彪）的堂兄，为黄冈三林之一，先後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
时至1935年，苏俄形势岌岌可危，有面临德国、日本两大法西斯强国东西夹击的危险。由于“纳粹德国”的迅速强大和成功，欧洲的法西斯运动声势浩大，各国法西斯政党与共产党经常械斗厮打，互相谩骂，多居于上风。
苏俄决定改变“世界革命战略”，暂停向各国“输出革命”，号令各国共产党执行“武装保卫苏联”，暂停武装暴动，与本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组成“反西斯统一战线”。能够帮苏俄牵制日本的力量唯有中国，如中日全面战争引爆，则日苏战争可免。
在各国实施的具体策略，又视各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而定。在国际共产七大召开前，派驻莫斯科的王明、康生等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的情况：已获得全国十六个省区的1340个县，正规红军有48.5万，游击队有99.5万。
依据这个严重夸大的错误情报，斯大林授命在莫斯科的王明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意为建立“中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抗日’反蒋”，声称愿与一切反蒋的力量联合组建国防政府。同时，派林毓英返回中国向中共传达《八一宣言》精神和苏俄的战略策略。此时的中共还在“长征”途中，已与莫斯科失去联系，并不知情。
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林毓英出发後，真实的消息才传至莫斯科：中共早已开始“长征”，处境十分险恶。莫斯科又立即调整策略，从“反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此後，苏俄的媒体一改对蒋的态度，对一切反蒋的势力予以批判，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真理报》和塔斯社对其进行了厉声谴责。这正是後来西安事变中，斯大林严厉批评中共和痛斥张学良的原因。
林毓英从外蒙入境，于1935年末到达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传达《八一宣言》，对中共後今後命运影响深远。由于他的到来，中共与莫斯科恢复了中断已久的联系。但双方的电台联络直到1936年夏季才恢复，林毓英传达的仍是莫斯科的第一个策略——“反蒋‘抗日’”，中共也是按照这个策略与张学良交涉运筹（拥张为首，获取苏援，筹建西北联合政府）。
当莫斯科态度又发生180度大转变後，中共不得不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对内称“逼蒋‘抗日’”，对外称“联蒋抗日”。最尴尬的是张学良。他仍在兴致勃勃地等待著苏俄坦克、飞机到来，筹划著攻打西北几省的伟业，成立国防政府当“总统”。
1935至1936年，中共的“东进（山西）”和“西征（西北）”，获取苏俄军火接济筹划先後失败。西路军被马步芳歼灭，东路军被中央军击溃。正在命悬一线时，西安事变爆发了。由于苏俄的强力施压，被迫以放蒋告终。此後的策略又由“联蒋抗日”实质上变成了“拥蒋抗日”。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其实已派人与中共秘密接触。蒋意欲何为，有何布署？斯大林有他的策略，蒋也有他的策略。
蒋的策略，一是“驱匪移祸”，二是“剿共抗日”，或者两策并行。当时，日本军方有“南进（中国）”和“北侵（苏俄）”的激列争论，斯大林想把倭祸南引，引爆中日战争，保全苏俄；蒋则想把倭祸北引，引爆日苏战争，保全中国。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爆发日苏战争的可性远大于中日战争，一则日俄是世仇，二则日本因意识形态原因，更仇视苏俄，三则双方有强烈的利益冲突。到1936年5月，日本与德国缔结了针对苏联的防共协定，苏俄又与外蒙刚刚订立了互助条约，日俄一向对满蒙有野心，双方关系极度紧张，冲突不断。对此策略，蒋的高目标是引爆日苏战争，使中国暂避战祸，换取国内军事政治统一进程及发展经济、整军备战所需时间；最低目标是在爆发中日战争的同时也爆发日苏战争，减轻中国压力和损失。
同年6月，蒋派人告知中共，希望中共把红军主力经宁夏开赴察绥外蒙边境抗日（那里是日苏势力交差地带），并愿把当地数县交与中共管辖经营，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但此策略又过于明显，中共一眼看穿，绝不上当。6月28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说： “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则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何况，中共正与张学良紧锣密鼓筹划西北联合政府。
蒋也明白，如果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不把中共问题解决，将“後患无穷”，抗战的结果，将是中共和苏俄受益。若“驱匪移祸”不能实现，要麽给予剿灭，要麽逼其投降，解散其党政军力量。双方的秘密交涉一直进行著，但“西安事变”突然爆发，蒋的一切布署全被打乱。由于中共在其中“调处有功”，蒋介石的性格，爱面子，好多事情抹不开脸皮，对中共的决策和交涉，虽然原则问题不让，但犹豫不决，摇摆不定。
与此同时，由于苏俄的施压，中共自身生存问题的紧迫，与张学良的一切筹划又落空，在“拥蒋抗日”的对外宣传和表现方面，力度越来越大。1937年3月15日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四项声明：1、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民党政权的暴动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责。
1937年7月15日，中共又再次提出上述四项声明，并于9月份主动废除了苏维埃国。毛泽东、朱德等纷纷致电和发表演讲，愿意“效忠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接受其领导抗日。”
七七事变後，1937年8月13日，蒋派70万军队进攻上海日军，日本举国震动，立即组织20余万海陆空军反击，是为“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日战争终于全面引爆。9月22日，蒋只得接受“容共抗日”，发表了中共的四项声明，并且让了一步，不再要求中共干部出洋，军队由国府收编领导。形势和时运捉弄人，加上蒋介石个人性格因素，他的两个策略，无一实现。
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後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划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由阎锡山指挥；经周恩来请求，将留在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划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由顾祝同指挥。两军的薪饷武器，按同等编制国军发放。
抗战爆发後，林育英出席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就“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问题作了发言。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成立11人中央军事委员会，林育英排名第8位。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战略”和“策略”被编为抗大的干部培训教材。1941年8月，林病逝，毛泽东这一生曾为别人抬过一次棺材，此人就是林毓英。
党的路线与策略
我们党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改变新策略的时侯，是很踌躇的也是很难出口的，费了很多的思索才提出，因为我们党与苏维埃红军，与反革命苦战十年，在这十年的仇恨中，而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反革命头子XXX，更是势不两立的，因为党是世界革命策略的政党，必须将眼光放大些，所以才与反动的各阶层合作，因为这样，才能渡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故党以远大的眼光，抛弃了十年的仇恨与敌人合作，所以这个合作是有意义的，是讲这策略的理论之根据。
第一节：战略与策略——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略）
第二节：革命的阶段与战略
甲、俄国革命的阶段与战略（略）
乙、中国革命的阶段与战略
一、第一阶段（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略）
第二阶段
1、目的——建立苏维埃、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红军，而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
2、战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及其阶级，建立苏维埃新中国根本的革命力量。
3、进攻的方针计划——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武装力量。
4、失败的经验与教训：
国内方法：
A：不知道利用一切反国民党及蒋介石的一切党派和军阀的冲突力量，作为革命的力量。
B：关门主义的错误，使一切军阀、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跑到反革命的集团中去了，使苏维埃红军的敌人，一天多一天。
C：XXX，XXX联合的反XXX战争，我们不知道联合XX的力量配合XX的武装，而打倒XXX。
D：XXX在张家口打起反X抗日的旗帜时，我们不知联合他，派一无用的张墓陶在那边也没有生效。
E：十九路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这时假红军应当全力协助他攻浙江，攻南京，中国共产党不出此，反犯了严重的错误，杀了他派来的代表，袭击他的队伍。
党的方面：
A：运动期间，杀烧太重太残，使一切人畏惧。
B：李立三及罗章龙等的路线错误。
三、第三阶段（1935年8月至12月以後）
1、目的——共产党是国际的党，他的战略与策略及一举一动，是不能脱离国际的，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路线，被法西斯蒂的威协而冲破了，所以英法各国，才联合苏联而成立了人民阵线，以防法西斯蒂。而苏联藉著人民阵线，以巩固和加强苏联的建设，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目前全世界的敌人，是法西斯蒂，中国打日本，不独是打中国的敌人，亦是打世界的敌人。
2、战略——建立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是现阶段必须的口号，亦是消来各党派对立的实际产物。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起点的实际产物。
3、革命的根本势力——中国无产阶级及工农红军。
A：直接的後备军
a、国外的——苏联及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b、国内的——东北军及十七路军。
B：间接後备军
a、英、法、美，及各帝国主义间矛看。
b、国内的——各军阀各官僚豪绅地主间的矛看，及同情革命的各阶级层和实力派。
4：进攻的计划
国内方面——联合其他的党派，孤立国民党，影响国民党，使其势力削弱，加紧其动摇。在国民党内部，联合左派，争取右派，打击和分化亲日派。对于军阀，联合同情共产党的军阀，影响或吸收中立徘徊的军阀，打倒和分化反动的军阀，用“用抗日救国的纲领”以实现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的组织而实行抗日。在抗日实现的阶段，发达到了最高潮时，我们即转换新的适当口号（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节：运动高潮和低潮与策略
一、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1925年到1927年）
1、战略——是打倒在中国的各帝国主义，肃清封建残余。
2、策略——是加入国民党，用公开活动，在各处组织各种工会，学联会，商协支，平民协会，用总罢工罢市举动的手段，来进行革命。用打倒军阀打到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来斗争。
二、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1927年以後）
1、战略——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消灭其统治的武装。
2、策略——是用赤色恐怖，实行阶级斗争，鼓动阶级仇恨到达最高亮，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税，组织鼓动兵变，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等组织而斗争，用这些组织的口与来鼓励。在白色区域，用秘密的组织形式来宣传鼓动罢工，罢课，兵变民变等来斗争。
三、中国革命的第三阶段（1935年到1936年9月）
1、战略——（第二时期同）。
2、策略——打倒国民党并将中华苏维埃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因在1935年，革命到了低潮时期，所以策略不能不顾及到此事实。故策略上有些改变，而战略仍未变。
四、第四阶段（1936年9月以後）
1、战略——是民主共和国。
2、策略——在各地组织抗日政府，组织抗日义勇军，组织抗日军人家属联合会，组织各界救亡会。共产党及红军，来以此来斗争。
3、共产党假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在公开的半公开的环境中，迅速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参加混入埋伏各方各项各种多样的团体及组织中，积极地来活动，影响他们，争取他们，更要争取广大的劳苦群众，确实而得到政权，等到民主共和国实现了，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力理也就养成了。
4、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如放弃阶级斗争，就不能称为共产党。今天所说放在後面，并不是不同的，而是用另一个方式来运用。而运用的方法，就在抗日的口号掩护下来实行的。
5、没有土地革命，是共产党不容许的。阶级的斗争，就建在土地革命上。今天说将土地革命放在後面，并不是不实行土地革命，而是在抗日旗帜之下，为的是联合各阶层，联合统治阶级，而打土豪分田地等，是不用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是不用红军的力量去打土豪分田地的，而是用组织鼓动的方法，使人民自发的，自动的，去打土豪，田地。所以在这个革命低落的时候，就事事都以抗日为主，土地革命次之，抗日在明处，土地革命在暗处，达到了某一高潮时，就将土地革命放在前面。
第四节：战略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看到现在的事实如下：
一、抗日可以得到国人的同情，可以分散和缓和敌人的攻击，在这个条件下，可以争取广大的群众，可以扩大红军，可以进行加紧党的的组织。
二、在革命情绪低落及力量缩小的现在的时候，只有抗日才能保存实力，才能扩大实力。
三、只有抗日才能扩大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才能有利中国及世界革命。
四、只有抗日才能保护苏联。因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故要保护他。
共产党看到现在的条件，只有退守才能继续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一、以退为进的策略，而与国民党妥协。
二、中国人不管贫富各阶层，均愿抗日，不愿要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在这情形之下只有抗日，在抗日之下，进行加强党的组织，增加人民革命的情绪，壮大前方军，组织和训练後备军，以待新的时机，新的条件到来。
三、以十九路军的教训，故对于西安事变，须尽全力掌握之，以影响其他军阀。
四、暂时放弃推翻国民党及土地革命阶级斗争，以期得到更广大的国内後备军。
五、只有民主共和国，才能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有暂时退守放弃苏维埃政权，才能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政府。如此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参加反革命的营垒，钻入他的血管中去组织，去宣传，去影响，去争取广大的群众，及广大的後备军。必须这样准备，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总以退为进，就是这个道理。
第五节：策略的指导
中国革命策略的运用：
甲、以前革命的一环，就是阶级对立，才能有阶级仇恨，才能扩大强壮红军，才能发展游击战。使阶级仇恨增高，而不脱离群众就必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债而实行土地革命。就是那时革命的主要之一环。
乙、现在的战策是民主共和国，而民共和国是目前革命之主要的一环，并可以由环而过渡到苏维埃政权。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苏维埃政权经过之一个台阶，而达到无产阶级专政。
丙、无产阶级革命及苏维埃政权还未有基础，必须在目前最高潮的抗日救亡来宣传。在抗日的口号之下，共产党才能广大普遍的渗透国民党和项组织内，来工作，来争取甚至于很小的同乡会、青红帮。保甲组织，都要派人进去，来组织他们，争取他们（如青间县的保甲组织已被我们握著）。
丁、渗透国民党各组织内去工作，不要有左的倾向，如国民党纪念周，读总理遗嘱，我们就读总理遗嘱。但在我们同志加入时，要有两个观点：
（一）：要明白为党工作，读这个遗嘱是表面的事，是掩盖我们的物件，我们布尔什维克，仍是布尔什维克。
（二）：我们认为读遗嘱，是一个开玩笑，一个好玩的事。
第六节：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
甲、我们是放弃以前走不通的道路，而是寻求一个能走通的，而易于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条道路。
乙、我们党以现在的条件之下，这样做，是与革命有利的，是不脱离群众的。
丙、我们党现在的策略，正是革命的策略，正是破坏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武器，正是巩固革命的武器，正是扩大革命势力的支柱。
丁、我们党的策略，正是掩护我们的秘密工作的发展，正是沟通公开的工作，以争广大群众力量，以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
戊、我们现在的让步，是给革命以休养的时间，积聚革命势力，并准备新的让之条件。
己、暂时放弃显明的进攻策略。
庚、因为斗争疲乏，必须休养，及储存革命力量，暂时放弃革命制度，以求将来新的更大的胜利。
辛、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是改番号不是改编，而红军独立性是保存的，不但如此，而更能扩大与恐固。
苏维埃暂时取消，改为特区政府，而实质的本性是未变的。用实质政府，不特不能削弱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更能得到广大的群众革命力量之发展。
我们党在抗日阶段，与国民党合作，并不是投诚。我们的妥协，是有利而无害的。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本著这个决议案，就有了目前的策略：
甲、中共无产阶级想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必须建立中华苏维埃。在目前形势之下，想中华苏维埃的实现，必须先促进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台阶。
乙、只有民主共和国，才能得到普遍直接选举，用不记名的投票，成立真正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才能参加国会，才能在国会内外活动，而必定的能获到胜利。这个胜利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国民党的一切一切，均无组织，虽有组织亦不过形式而已，我们党在各色各样的组织上，必能战胜他，消灭他的。
丙、只有帮助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消灭封建残余，才能普遍的扩大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丁、只有极力帮助完成民主共和国，才能将国民党的阴谋黑幕等揭破宣传，使阶级的利益，阶级的仇视才能尖锐化，才能迅速的必要的实现苏维埃的政权。
注：以上摘录的是与“抗日”有关的内容，其它讲理论和主义的内容很长，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