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开展党内斗争的回顾2

清洗“国内派”领袖朴宪永

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转而对付国内派。为进一步推卸朝鲜战争失利的责任，战争后期金日成又将党内清洗的矛头指向了朴宪永为首的国内派南劳党领导层。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内派受到攻击和指责，认为他们应该对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溃败负责。

长期以来，国内派南劳党集团一直认为，朴宪永代表了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力量，朝鲜共产党是正统的共产党，而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是共产党内的外来势力，甚至将其视为苏联的代言人。朝鲜战争期间，随着金日成武力统一国家的目标未能实现，国内派南劳党集团更加增长了对金日成的不满情绪，对他的领袖地位提出质疑，试图通过集体努力打倒金日成，让朴宪永取而代之。

同床异梦的朴宪永和金日成，为了争夺领导权，也一直在进行着较量。朴宪永在积极地扶持党和政府机关内本派系势力的同时，在金日成集团内安插了李康国等耳目；而金日成则在朴宪永集团内安插了具载洙等耳目，双方互相刺探情报。

朴宪永集团还通过朝鲜战争的机会壮大自身的实力。在1950年6月至9月朝鲜占领韩国的3个月期间和1951年1月至3月志愿军再度解放汉城期间，朴宪永的亲信李承烨返回韩国利用自己担任汉城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的便利，在韩国各地恢复、建立党组织，并将自己一派的干部安排到各地党组织中。

1951年，当朝鲜战争在“三八线”附近进入胶着状态后，李承烨利用对南方的工作之便，掌握了设在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联络部。该部专门负责处理与在韩国境内进行游击作战的有关事宜。部长裴哲、副部长朴胜源、尹淳达等都是忠于朴宪永的原南劳党的干部。

为了指导朝鲜在韩国开展的游击战争，朝鲜劳动党中央联络部在“三八线”北侧的黄海北道成立了金刚政治学院，负责培训即将派赴韩国的政治工作队和武装游击部队的干部。该学院共有学员1500多人，所有教职员工均为韩国（南朝鲜）人，学院为朴宪永集团把持，院长金应彬是李承烨的心腹。

李承烨为了推翻金日成政权，于1951年9月就开始进行军事政变的准备，他在平壤自己的办公室与联络部和金刚学院的负责人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就讨论、制定了军事政变的计划：由李承烨任最高司令，朴胜源任总司令，裴哲和金应彬分别负责军事机关和武装力量，赵一明和林和分别负责通讯和宣传工作；决定动员金刚政治学院学员参加政变。

1952年2月，朝鲜党和政府命令在南延白地区组建并训练一支新的对韩作战的游击队，借此机会李承烨有计划地招募训练了一批游击队员，建立了第10武装游击队，由其亲信孟钟镐任队长，政治副队长柳原植也是原南劳党成员。3月，动员原驻扎在江原道锦江的准备用于潜入韩国境内的洪玄基部队参加政变，移师平壤附近20公里的中和郡。9月，李承烨已经纠合11000多人的兵力。此外，至1952年末，还有正在训练培养中的4000多名游击队员随时听候李承烨的调遣。上述武装部队不是服从金日成命令的军队，而是直接服从李承烨指挥的别动队。

195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李承烨及其亲信们在朴宪永的寓所里碰头，确定了政变后新政府的主要人选：首相朴宪永，副首相张时雨、朱宁河，内务相朴胜源，外务相李康国，武力相金应彬，宣传相赵一明，教育相林和，劳动相裴哲，商业相尹淳达。李承烨为新成立的朝鲜共产党第一书记。当时不在平壤的朴宪永未参与这次碰头会议。

对李承烨一伙的活动金日成有所察觉，对他们一伙假借对南方（韩国）斗争需要为名，暗自结党营私壮大自己的力量的活动深恶痛绝。他一方面指示党中央书记、苏联派的朴昌玉调查原南劳党干部的动向，另一方面，在1952年12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巩固是我们胜利的基础》的报告。报告有针对性地要求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强调“全党都要对妨碍党的统一团结的宗派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提高警惕，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对宗派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朝鲜官方宣称：通过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党员的党性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宗派主义等一切反党倾向被克服，朴宪永、李承烨间谍集团长期潜伏在党内进行反党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行被揭发出来了。”

李承烨企图利用自己建立的别动队，并借助驻扎在平壤近郊的部队发动军事政变，但是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1953年初，金日成逮捕了朴宪永和李承烨，并将李承烨创办的培训游击队员的金刚学院师生全部逮捕。

其亲信林和最先被捕入狱，其后，尹淳达、李源潮分别于1953年3月16日和4月12日被捕。其它成员也在年内被悉数逮捕。

审判朴宪永李承烨反党叛国集团

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后不到一周的时候，1953年8月3日至6日，在平壤最高审判所（法院）举行了特别军事审判。李承烨、赵一明、林和、李康国、裴哲、朴胜源、薛贞植、赵镛福、白亨福、孟仲镐等10人被判处死刑；尹淳达、李源潮2人分别被判处15年和12年徒刑。

李承烨一伙被控的罪名主要有三项：一是为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二是破坏和镇压南朝鲜革命力量；三是试图以武力颠覆共和国政府。这三项罪名，只有试图颠覆政府这一项罪名看起来能够成立，而间谍嫌疑和破坏革命力量的指控却是站不住脚的。尽管所有的被告后来都承认了强加到他们头上的罪名，但是所谓的事实和证据都是“莫须有”的，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给人留下啼笑皆非、非常滑稽的感觉。

1953年8月5日至9日，朝鲜劳动党在平壤举行的二届六中全会上，宣布“撤销反党叛国分子、破坏暗害分子、宗派分子朱宁河、张时雨、朴宪永、金五成、安基成、金光洙、金应彬等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开除他们出党；撤销权五稷的党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并开除出党。”

党中央检阅（监察）委员会委员长张顺明和副委员长李基锡因为同属国内派而被解职。

全会还对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党内权倾一时的书记制及组织委员会；改为副委员长制；并且重新设置了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遭到清洗的南朝鲜劳动党成员的位置多由苏联派接替，他们中主要有朴昌玉、朴永彬、南日、林海、金承化等。

对朴宪永延期两年多才提起公诉的确切理由不得而知，据传首要原因在于当时苏联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不赞同肃清朴宪永，一度进行过干预。为此，金日成集团考虑到朴宪永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尽可能避免因为处置这位曾经作为朝鲜共产党领袖的标志性人物而受到国际的非难和指责。另一原因是金日成集团为了保持党内的稳定，防止发生原南劳党出现集体性的反抗和叛乱，因而并没有让朴宪永与李承烨等人一同受审。在开除其出党后，将其另行监禁，寻找其罪证。据说朴宪永反而一一列举了金日成集团决策不当导致朝鲜战争失利的错误。在朴宪永的12名追随者被提起公诉之后的两年零四个月，即1955年12月3日，法庭才对他提起公诉。

对朴宪永的审判进行得很迅速，审判于1955年12月15日上午10时开始，当天晚上8点就宣读了判决书。朴宪永拒绝了法庭为其指定的律师，审判是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法庭却传唤了9名证人，这些证人的证词对朴宪永都是不利的。他与他的追随者一样被指控有同样的三项罪名。此外，他还被指控滥用职权在朝鲜驻苏联和驻中国大使馆内安插自己的亲信，唆使其追随者制定计划颠覆朝鲜政权以建立新的党和政府。最后，还指控他沉湎于奢华的生活，被不是被查出来路不明的87万元朝币现金和1600克黄金制品。朴宪永在承认了强加给他的所有罪状后说：“因为没有权力让意图武力推翻政府的人成为自己的同伙，所以并不清楚政变的准备情况，但是意图推翻金日成政权的人都是自己信任的同志，所以自己对他们的行为负一切责任”结果，法庭判处朴宪永死刑，并被没收全部财产。

至于何时对朴宪永执行了死刑，朝鲜官方从未正式公布过，外国传媒一般认为朴宪永是在宣判后立即被秘密执行了死刑。唯一有据可查的是在朴宪永被判处死刑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12月18日晚苏联莫斯科广播的新闻第一次报导了朴宪永的死讯。

对朴宪永集团的审判结果，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朝鲜战争是因为以朴宪永为首的原南劳党被美帝国主义收买，阴谋叛乱，致使战争进展失利、国家未能统一。

金日成与朴宪永较量的第二个回合结果以朴宪永沦为阶下囚，并被处决而告终

肃清李承烨、朴宪永等南劳党领袖人物后，金日成集团开始依次肃清南劳党的中坚力量，并将肃清对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选定一部分有利用价值，没有显露所谓反动迹象的人，将其送至开城的“松都政治经济大学”等各级学校进行长期思想教育，其中又将30至40名最有利用价值的人送至中央党学校学习；第二类：选定没有利用价值但并没有显露反动迹象的人送至农场劳动；第三类：选定既没有利用价值又有影响力的人进行拘禁处刑。

批判“苏联派”新领导

许嘉谊之后的苏联派核心人物朴昌玉毕业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朝鲜师范大学，后当过教员。1945年10月回到平壤后，与许嘉谊一起参与指导北朝鲜建政工作。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大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0年12月起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1951年11月—1953年8月任党中央书记。1953年8月—1954年3月，任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1953年8月起为调整后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出任内阁副首相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

但是朴昌玉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后不久，便遭到了金日成的批判。1955年后，金日成宣称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维护和传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搞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党内进行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确立主体的斗争。批判其“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的价值，贬低朝鲜艺术同盟和国内进步作家的贡献”，“夸大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李光洙、李太俊的成就，藐视韩雪野、李箕永等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1956年1月朴昌玉被解除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956年4月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朴昌玉未能继续进入党中央常委会仅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5月，朴昌玉被任命为内阁机械工业相。

金日成在对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总编辑奇石福的作用提出了质疑的同时，还批判了战后爬上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组织指导部部长高位的苏联派朴永彬，说他“支持与西方和平共处”。

金日成还旧事重提地批判了已经自杀的许嘉及其伙伴金载郁等其它苏联籍朝鲜族人。

与许嘉谊、朴昌玉并称为苏联派领导人物的金烈喜好酒色，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很有手腕的人物，并且对金日成也很蔑视。金日成对金烈傲慢不逊的态度非常反感，便动员内阁内务省和党中央组织指导部对其进行内查，结果查出金烈任黄海道党委员长时贪占国家财产，并强奸过多名女子，金日成便以降低党的威信为名，将金烈交由沙里院人民裁判所公开判决，判处其八年徒刑。

击败“延安派”“苏联派”的联合挑战

在清洗国内派、批判苏联派时，金日成充分利用延安派。使延安派成为暂时的同盟者。朝鲜战争时期，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延安派势力一时猛增，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部门占据许多要职。

1956年6月1日到7月19日金日成率领一个党政代表团，对苏联和东欧九国进行国事访问。

金日成回国后，8月29日朝鲜劳动党举行苏联东欧归国报告会，8月30日至31日举行党的三届二中全会（又称八月全会），延安派的崔昌益联合苏联派的朴昌玉等在会上向金日成的领导权威发起了挑战。

崔昌益（1900—？）早年参加朝鲜“三一运动”。1927年加入朝鲜共产党，属于“汉城派”。1928年被捕入狱六年。1936年流亡中国，后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参与组建朝鲜独立同盟，任副主席。1945年旁听中共七大。日本投降、朝鲜解放后，同年11月返回朝鲜。1946年1月建立朝鲜新民党，任副委员长。同年8月共产党与新民党合并，出任北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2月，任北朝鲜人民委员会人民检阅局局长。1948年3月，在北朝鲜劳动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常委会委员。同年9月北朝鲜建国，出任内阁财政相。1952年11月升任内阁副首相（1954年3月，再度兼任财政相）。1956年4月在朝鲜劳动党三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常委会委员。

在八月中央全会上，崔昌益和朴昌玉等人提出了在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建立集体领导体制、放宽金日成个人对党的控制以及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国民经济方针等问题。

党中央委员、朝鲜职业总同盟委员长徐辉在发言中提出“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如果必要，职业同盟所属劳动者应该保持政治上的自主性和拥有罢工的权利”。

党中央委员、商业相尹公钦指责金日成的政策路线，公开批评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他认为朝鲜应该学习苏联建立集体领导体制。

崔昌益对尹公钦的主张表示支持，崔昌益指出“朝鲜济发展遇到的难题，尤其是过分重视重工业给普通劳动者带来许多难以忍受的困难”，

面对挑战者的发言，金日成进行了反击，他认为徐辉的论调与吴琪燮十年前的论调很相似，他说：“在徐辉眼里，职业同盟比党还重要，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

他反驳崔昌益说：“崔昌益甚至想抛弃共产主义体制，建立南朝鲜那样的以中立化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参与这一挑战活动的涉及党政军一些部门、院校、部队和平壤市、黄海道等方面的领导干部。

在与会者中占大多数的抗联派的支持下，金日成立即对延安派、苏联派的挑战者进行报复，将崔昌益、朴昌玉、徐辉、尹公钦等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接着，金日成对延安派的其它成员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重点批判了延安派的首领金枓奉。

金枓奉（1899—？）是朝鲜独立运动的元老，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委员长。1945年11月回国。1946年2月将朝鲜独立同盟改组为朝鲜新民党；同年8月新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后当选为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当了三年党的第一把手。当金枓奉担任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长时，金日成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副委员长。1949年7月南北劳动党合并后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委会（政治局）委员。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出任首届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金日成批判金枓奉对党毫无忠诚可言，只信任韩斌和崔昌益两个延安派。金日成指出“虽然韩斌在党内已经受到批判，但是金枓奉继续重用他。金枓奉每次会见韩斌之后，其修正主义思想就愈加膨胀”。金日成还指责金枓奉试图将自己担任委员长的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凌驾于党之上。

金日成批评朴义琓为了实现其破坏党的目的，不断对党的干部进行清洗；

没有证据表明国内派吴琪爕参与了这次未遂的政变阴谋，但是金日成批评吴琪爕一直是众矢之的，说“虽然党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但是他毫无悔改之意”。

当时韩国流传的消息说，延安派的领导人意图通过手中掌握的武装推翻金日成势力。延安派成员向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和苏联驻朝鲜大使伊巴诺夫密报了政变计划，金日成获悉这一消息后，为了粉碎政变，立刻中断对东欧的访问提前回国。

延安派是否想通过武力推翻金日成还没有定论，有人说“如果政变取得成功，延安派崔昌益将成为政府首相，苏联派朴昌玉将成为党的书记”。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金日成虽然谈到了崔昌益和他的同伙准备发动政变，但是并未提及延安派准备进行军事冒险和武装暴动。

后来，金日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6年我访问苏联等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回国后，有一天，副官长李乙雪对我说，现在崔昌益、朴昌玉等人在背后鬼鬼祟祟的，有些不正常，需要对他们特别注意，并一个个地揭露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南日也给我打电话说，崔昌益和朴昌玉的形迹可疑。”后来，金日成还说过：“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是新民党以前的成员，他们都属于延安派”，“只有崔昌益才是野心勃勃的反党反革命的大阴谋家，是他蛊惑他的部下向党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

“八月事件”发生后不久，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先后访问朝鲜，对此事件进行了调解。之后在9月23日举行的党中央全会上金日成又恢复了崔昌益、朴昌玉的中央委员职务和尹公钦、徐辉的党组织生活，并做出了这场斗争是政策对立而非领导权对立的结论。

但是，第二年金日成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延安派全部清洗。并且在朝鲜全境开展思想整肃。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

金日成为了对党内的宗派分子进行有效的控制，采用了许嘉谊曾经使用过的方法，一种以前曾受到他批判的换发党证的方法。通过换发党证对所有党员进行审查。这项工作从1956年末开始，到1957年初结束。参与八月事件的延安派、苏联派不予焕发党证，实际上等于被变相清除出党。这一做法与清洗国内派朴宪永南劳党集团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对挑战者进行了批判和处分，但是并没有判刑。只是将他们被从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岗位上驱逐下来。

另据研究冷战历史专家沈志华证实，清洗延安派导致了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从朝鲜撤军。

1957年9月20日，通过朝鲜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的选举，崔庸健取代金枓奉成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议长。

1958年3月3日至6日举行了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金日成公开了有关延安派阴谋的详细材料。揭露了党中央第一副委员长金枓奉支持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行”，决定将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开除出党。

至此，金日成和他的抗联派已经清除了对他们可能构成威胁的所有派别集团。朝鲜官方声称：这次会议通过党内斗争“树立和巩固了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核心”，巩固了金日成对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地位。金日成将这一连串事件形容为一大胜利。1959年6月，劳动党中央全会解除了苏联派朴义琬的党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职务。

在此前后，苏联派中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党政军干部大部返回苏联，延安派的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已经留在苏联政治避难，而延安派的徐辉、尹公钦也早在八月全会后流亡中国。延安派和苏联派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抱有民族主义观念，认为延安派和苏联派属于外国势力，其成员是外国党的代理人，因此选择支持金日成

清洗国内派、苏联派、延安派后，朝鲜劳动党领导层内组成人员基本上不再来自“五湖四海”，而是由金日成为主体的抗联派独占领导地位。

1961年9月，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71名中央委员连任者只有28人，其余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苏联派。其后举行的四届一中全会选出的11名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抗联派占6名（金日成、崔庸健、金一、朴金喆、李孝淳、金光侠）；苏联派占2名（朴正爱、南日）；延安派占1名（金昌满）；技术干部占2名（郑一龙、李钟玉）从此，抗联派独占了朝鲜党政的领导地位。

清洗“甲山派”

1960年代初期，金日成为首的抗联派在清洗其它派别之后，自身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朴金喆为代表的抗日时期由抗联党组织和祖国光复会派遣回国，在朝鲜北方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甲山地下工作派”（简称“党务派”或“甲山派”）。

朴金喆是金日成的同龄人，曾任朝鲜人民军第4师政治副师长、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朝党中央干部管理部部长、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

另一派是以金昌凤大将为代表的一直追随金日成在东北和苏联从事抗日武装游击斗争的军事干部，后来被称为“军事反对派”

金昌凤比金日成年轻七岁，曾任朝鲜人民军第12师团师团长、第7军团军团长、第2集团军司令、总参谋长、民族保卫相和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1962年12月在朝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金日成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方针。1966年10月举行的朝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又决定根据当时形势的要求，改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盘工作，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而将原计划1967年完成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延长三年。

金日成重军事、轻经济的政策转换引起甲山派与军事派的对立，军事派主张继续强化国防，而甲山派主张发展经济优先。

朝党二次代表会议后196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四届十四中全会决定设立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委员长、副委员长制为总书记、书记制；组建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机构——党中央书记局。选举金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党组织体制更改后，甲山派在党中央政委会常委会中占有两个席位，在中央书记局中占有四个席位，成为党内的实权派。朴金喆负责党务组织指导工作；李孝淳兼任党中央检阅（监察）委员会委员长、内阁检阅相、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并负责对南朝鲜渗透工作。在新建的书记局中，金道满掌管宣传工作，朴容国负责对外联络工作，许锡宣负责科教工作，成了党内的核心势力。

与此同时，军事派在党内的地位也得到提高。金光侠成为党中央政委会常委，金昌凤、崔贤、李永镐等升为党中央政委会委员，许凤学、崔光、吴振宇等为党中央政委会候补委员。军事派还在中央书记局占有两个席位。

甲山派与金日成的对立主要是：甲山派提出经济政策优先的主张，反对金日成的国防和经济并重的政策；反对不切实际地歪曲党史、军史，夸大金日成个人作用，在全国到处大建纪念碑、史迹地；反对内定金正日为金日成的接班人，认为搞世袭继承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大忌讳。

但是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使金日成错误地认为，要保留自己政治遗产的唯一方式是将令牌交给自己的儿子。因此金日成下定决心肃清甲山派。

1967年5月4日至8日，朝党召开四届十五中全会。以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树立金日成主体思想为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思想为名，批判、清除“甲山派”。

全会揭露朴金喆在日帝统治时期是变节者，擅长夸耀自己的革命斗争历史，无视领袖金日成的光荣斗争历史；任党中央副委员长之际未能忠实执行党的军事路线；道德腐败，品性恶劣。日本传媒透露，朴金喆为了抗议这些指责，当场自杀未遂。

揭露李孝淳的罪状没有朴金喆严重，主要指责他与金日成思想不一致，对党的政治路线心存不满。任中央联络部长时阻碍对南（韩国）工作，否认对南工作的积极性，工作失误严重，造成大量牺牲者。

朝鲜官方称，这次全会彻底揭露了朴金喆、李孝淳、金道满等反党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揭露了他们给党的组织、思想工作、祖国统一和对外工作造成的极大危害，撤销它们的党内外职务并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受到牵连并被撤职的还有：党中央书记兼党中央国际部部长朴容国，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许锡宣等人。

对甲山派的肃清波及全国各地，至1968年，朝鲜地方党政干部约有三分之二受到牵连。

通过清洗甲山派，金日成终于实现了把自己的主体思想树立为朝鲜劳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并扫除了确定金正日为自己接班人的障碍。

批判军内反对派

肃清朴金喆、李孝淳等甲山派首领之后，确立了个人威望的金日成，在统一祖国的名义下，对韩国开始采取过激的军事恐怖暴力行动。1967年起，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朝韩冲突大增。苏联解密文件记载，这些冲突大多是由朝鲜方面挑起的。­

朝鲜曾精心策划了“袭击韩国总统府”的计划。朝鲜军方花九个月时间对2400名士兵进行了“地狱般的训练”，然后在这群人中精挑细选出了31名校级陆军军官，组成特遣武装小分队，秘密渗透到韩国，任务是袭击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的朴正熙。

1968年1月21日内阁民族保卫省侦察局长金正泰直接负责这次有战略意义的行动，挑选出由“124军部队”所属特战敢死队31人组成的特遣武装小分队，暗中穿越朝韩军事分界线透入韩国，以全副武装的韩国野战部队打扮，进入了可以对青瓦台一览无遗的汉城市北岳山路。但是，计划再详备也有疏忽的时候，小分队不巧遇上了下班路过的韩国钟种警察派出所所长，识别出野战军服的肩章属于无法擅离的驻守前线部队，于趋前盘问时，导致双方开火，这惊动了驻守在北岳山路防守青瓦台的韩国军队，经过激烈枪战，31名特遣小分队队员中27名死亡，1名被活捉，仅3名生还。当时生还的3人中有1人（他就是如今还健在的朝鲜人民军大将朴在京）冒死逃回朝鲜。青瓦台突袭事件以失败告终，刺杀朴正熙总统的计划化为泡影。此事件震撼了全球。被称为“朝鲜武装分子青瓦台袭击事件”，又称为“1•21青瓦台袭击事件”。据被俘的特遣队员的供词，金日成认为只要干掉韩国总统朴正熙及其主要追随者，那么南方人民就会随着蜂起革命。

“青瓦台事件”失败后，11月4日朝鲜又派遣武装间谍船载约120人入侵韩国东海岸地区登陆再次遭到失败。此外，朝鲜军队奉命在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大量挖掘军用隧道通向韩国方向，企图利用隧道突袭韩国，但隧道也为韩国方面发现

为此，金日成以“左倾盲动主义”、“军阀主义”和不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为由，追究军方领导对这些失败所负的责任。批判与处理了军内反对派。

1969年1月，在金日成主持下举行的朝鲜人民军第四届党委会第四次（扩大）全会上，“揭露和粉碎了暗藏在党内和军内的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和军阀官僚主义者的阴谋”。

会议宣称这些窃据军队要职的军阀官僚主义者以“军队特殊”为由，拒绝党对军队的领导，歪曲党的军事路线，滥用军权压制军内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而且企图纠集阿谀奉承分子来奠定其军阀官僚主义基础，甚至还通过摄制宣传自己的电影，妄图抬高自己。

全会撤销了党中央政委会委员、内阁民族保卫相金昌凤大将，党中央政委会候补委员、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上将和党中央政委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局书记、原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许凤学上将等高级将领的党内外职务。其后，金日成的老部下吴振宇、李乙雪、全文燮逐步成为军内实权派。

遭受整肃的人中较为幸运的是崔光。撤职后，他被下放到煤矿劳动。但是，1978年崔光又被金日成恢复使用，任命为黄海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1980年升为政务院副总理。1988年2月，崔光以七十岁的高龄重返军界，接替被认为“右倾”的吴克烈，再度出任人民军总参谋长，并被晋升为大将军衔。1992年4月晋升为次帅。1995年2月接替病故的吴振宇元帅，担任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并晋升元帅军衔。直至1997年2月病逝。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朝鲜劳动党通过清除甲山派的朴金喆、李孝淳，清除军内反对派金昌凤、许凤学，以及后来通过落选、放逐等方式让金昌满、朴正爱、金光侠、金东奎等人从政坛上消失，终于达到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树立为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也为1974年确定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扫除了政治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