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９３年我开始派驻海外工作到现在，已经有１３个年头了。这１３年来，我大部分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我们这些目前身处温哥华的海外游子们对此应该是感同身受。到过年的时候，我们会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国内年迈的父母和亲戚朋友拜年，给他们道一声平安。
可是９０年代中期我们在非洲工作的人就没有那么运气。大家可能不相信，我在坦桑尼亚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没有跟家里通过一次电话。多年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并且百思不得其解：是家里没有电话吗？不是，家里在９４年底还是９５年年初已经装上了电话，电话号码在信里也告诉了我；是担心国际长途电话费太贵舍不得打？好像也是也不是，记得当初坦桑打到中国每分钟大约是人民币几十块钱，是挺贵的，可是跟在非洲的收入比起来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想来想去，我只能归因于习惯和环境使然。是啊，当时在专家组工作的同事们好像都没有往国内打过电话，所以自己也就想都不会想到这里去。
那么唯一剩下的跟家人联系的方式就是写信了。不过我们跟家里通信的方式比较奇特：家人给我们的信不用直接寄到非洲来，而是寄到铁道部援外办公室（也叫中国土木工程总公司，简称“中土公司”，暗示着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比较土气。中土的英文名称是China Civi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简称是CCECC，谐音为“黑黑又黑黑”，是什么意思我就不解释了，大家自己猜去吧。反正我还有一些朋友和同事仍然在那里工作，我怕他们看见了拿刀来砍我。），国内来人时会带过来；而我们往家里寄信也是用国内的信封，落款也是铁道部援外办，有人回国时会带回到国内寄出。多年来这种奇特的通信方式一直坚持了下来，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因为带信的人都在非洲工作和生活过，知道这些家书沉甸甸的分量。那时候，一听说有人要回国，大家就都钻在屋子里写信，先问候父母亲身体健康，妈妈的高血压是不是好了一些；又问爱人最近工作可忙，又要工作，又要顾家，还要照顾孩子，心里很是挂念她；然后再问孩子最近学习有否进步，是不是想着爸爸早点回家；最后再告诉家里人我在这里如何吃得好，住得好，工作也很轻松，完全不必挂念。信写完了，再悄悄擦去眼角的泪水，计算着距离回国的日子还有多少天。
我第一次接到家书是陪同两位中国专家考察线路和桥梁回来以后，当时我来坦桑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信一来就是两封，都是怀孕的妻子（现在叫前妻比较合适，因为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了。不过就容我在这里暂且还叫妻子吧，因为至少那时候还是）写来的。在笑哈哈地谢过一直替我保管着信的同事以后，就快步往我的房间走，路上就把钥匙准备好了。开门的时候手就开始哆嗦，半天找不到钥匙孔。开开门后，立即从里面反锁上，把行李扔到一边，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封。
在第一封信里，妻子说她在街上看见有个小摊上卖小孩用的小手绢，上面有各种小动物的图案，很可爱，她就给我们还未出生的孩子买了两个；又说小家伙不高兴的时候会在肚子里拳打脚踢提抗议；还说从广东邮购的关于婴儿胎教的书寄到了，不如想象中的好，但是还是会每天照着书上的话来给孩子作胎教。在第二封信里，妻子问我平安到达坦桑了没有，让我赶快给家里写信，否则大家会挂念。又问我到了非洲后是否适应哪里的气候，皮肤是不是又对那里的花粉过敏了？还说孩子一天一天的变大，每天挺着大肚子上班，刚开始感觉不好意思，现在就不了，开始觉得自己也挺伟大的。
一开始看家书，我的眼眶里就浸出了泪水。看着看着，眼泪就大把大把地往下流。等到把两封家书看完一遍，再看一遍，我就忍不住咧着嘴大声地哭了起来。哭的时候，也没有怕隔壁的同事听到了自己会难为情。哭完了，用圆珠笔把日历上过去的两周一一划掉，然后再数一数距离两年后回家的日子还有多少个星期。从那以后，这就成了我的习惯，每周打着尺子把过去的一周划掉，然后再开心地告诉自己距离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周。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从国内有人来的时候，我都陪着我们组长的中国司机到专家组总部去拿信，为的是能早一点能看到这一封又一封的给我慰藉的家书。
随着妻子分娩的日期的临近，我盼望她的来信的心情也就更加迫切。记得她在一封信里说她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洗脚了，因为实在是不能再弯下腰了。看着她的来信，我的心里满是愧疚和挂念，只能在心里给她说一声：我爱的人，对不起了，我回去后一定会加倍地偿还你的。
我的孩子是在１９９４年３月初出生的，出生时是晚上八点半，地点是在妻子娘家的医院。出生时我妈妈也赶去了，抱着孩子在病房里一直走，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大约半个月以后，我才收到了岳父的来信，告诉我孩子出生的消息，是一个胖小子，母子平安。在这一段等待的时间里，我的心里是火急火燎，以至于我额头上长了一个大大的包。我是在下班的班车上收到信的。一看完，我就向车上的同事们报告了这个大好消息，大家都由衷地为我高兴。晚上我们翻译组一伙人还到楼下的坦赞铁路官员俱乐部痛饮了一场啤酒，那叫一个高兴啊，一晚上高兴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第二天脸上的大包也就知趣地消失了。
从那以后，因为要照顾孩子，妻子的来信就比以前少了许多，但是基本上每次来信都会在信里附上几张孩子的照片。看着小家伙一点一点在长大，我这个当爸爸的心里就别提多高兴了。当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那就是每次妻子在心里提及孩子生病的时候（小家伙小时侯身体不是很好）。每当这时候，我的情绪就低落到极点。总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上苍啊，如果可能，让我替代我孩子来生病吧，只要他好，让我死都愿意！
我见着儿子的第一面是在１９９５年的１０月２８日，我回国的第二天。妻子带着孩子从山西老家赶到北京来，我在北京站的站台上等他们。火车一到，车窗被打开，我从车窗里把孩子抱了出来。这时候他已经一岁半了。再看妻子，剪短了头发，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小家伙穿着一身黄颜色的棉袄棉裤，带着一顶黄色的棉帽子，摇摇摆摆地在广场上开心地走，要多可爱，有多可爱。好几个老外看见了，都拿着相机给孩子拍照。那会儿，我就下定了决心：今生今世，不管我自己多苦多累，我都要尽我所能，给这个小生命最好的生活！
当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花了２５０元（大约相当于当时绝大多数人半个月的工资）给孩子买了一个非常高档的电动摇控汽车，可以前进，后退，左转和右转。看着一个一岁半的走路都走不稳当的孩子在前面玩，后面跟了一帮大孩子在后面跟着看，我这个当爹的别提有多骄傲了。
在国内没有呆太长时间，我就又被派回了非洲，只不过换了一个国家而已。慢慢地就享受到了往家里打电话可以报销的待遇，自然而然地信就写的少了。几年以后，我彻底地走出非洲以后，我和妻子把我们这么多年的通信用精美的包装纸包起来，放在了家里的书柜里。
再过了几年，妻子的心已另有所属，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记得有一次妻子在整理书柜的时侯，翻出了那包书信，不耐烦地对我说：“留着这破玩意儿干嘛啊？”顺手就要扔到拉圾里。我静静地看着她，心里在流血，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同意了。
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在想: 这些挺珍贵的东西,当初我是怎么把它们丢掉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