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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自专著“中国历史研究方法”



第四节史料的鉴别



我们说史料的真伪，首先是指古书的真伪。因为其它的史料，如甲骨文、铜器铭文，虽然也有古董商伪造的赝品，但毕竟为数不多；解放前后，考古学家用科学方法发掘出来的甲骨和铜器等，当然不存在伪造的问题。古书的伪造却是大量的，所以我们重点谈一谈古书的辨伪。



伪书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私人没有著书立说的条件。战国百家争鸣，各家学派著书立说，或“述而不作”，或依托古人，给自己的学说找根据，于是出现了伪书。如《管子》、《商君书》、《晏子春秋》，就是战国时人为了提高自己著述的地位而托名管仲、商鞅、晏婴的；《尚书》中的《尧典》、《禹贡》等所谓“虞夏书”和“商书”中的大部分，也是后人对古代社会的描述，而不是当时人的写作。这种托名古人而立说的风气，在战国秦汉间非常盛行，并对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此后，由于王朝的兴替、战乱的频仍，古代典籍往往大量被焚毁或佚散。新朝初兴后，重新征集图书，这样就给作伪者以可乘之机，此时往往有大量伪书出现。所以，我们从古书的一废一兴中，可以看到古老的原始记载日趋减少，但对古代社会进行描述的新作却越来越多，其内容也越来越离奇。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史料之先，要严格的区分真伪，明确其时代，然后才能决定这些材料能否使用。



战国以前无私人著作，直到战国初期还是如此。孔子、墨子、孟子这些大学者都没有著书，他们的书都是学生们的笔记。战国后期，私人讲学之风盛行，产生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有学者亲手写书，如《庄子》内篇、《荀子》、《韩非子》。有请宾客创作，如《吕氏春秋》。同时也出现一批假托古人的书，如《管子》、《晏子春秋》、《商君书》等，形成一个时期的流行的作风。



秦始皇焚书之后，中经楚汉战争，古书损失殆尽。到汉武帝时下诏求遗书，于是就有人趁机大造伪书以图利，于是西汉出现大批伪书，托名古人名人。我们在《汉书·艺文志》里看到不少托名神农、黄帝、力牧、伊尹等人的书，这些书，只看书名即可断定是后人伪造的。神农、黄帝只是传说中人物，当时有无文字都成问题，怎能著书？汉武帝时，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当时即被揭穿。隋文帝时下诏求遗书，刘炫伪造《连山》、《归藏》两部易经，也被发觉是伪造。刘炫是有名的学者，也干这种事，不过图谋名利，结果事发，被免官。



这种伪书最明显的例子是伪古文《尚书》。西汉古文《尚书》不知亡于何时，于是晋豫章太守梅赜献上古文《尚书》，还有孔安国的序及传。今《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宋蔡沈作的《书集传》都用梅氏的伪古文。宋人如吴棫、朱熹已开始怀疑，到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把它的伪证都揭露出来。继之而起的有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崔述的《古文尚书辨伪》、程廷祚的《晚书订疑》，于是伪古文《尚书》被判死刑。虽然有人为它辩护，然因铁证如山，无法翻案，不过伪造者是谁还不能定论。又如《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出自汲冢，无疑是真书。大约在宋初，此书失传，于是后人又伪造了一个《竹书纪年》，其书体例与原本不符，伪证很明显。我们称原本《纪年》为古本，后出的伪作称作令本，加以区别。



此类书如战国时期很多著作，托之古人。如《管子》、《老子》、《孙子兵法》、《商君书》。汉代有《神农本草》、《黄帝内经》、《山海经》、《周髀算经》等。这类书如能确定其年代都可当真书来用。例如《管子》本是战国时期法家的著作，其中搀杂着法家以外的东西很多，除去这部分，它是一部很好的法家的代表作，但是与管仲无关。书中《小匡篇》记管仲政绩与《国语·齐语》大致相同，出自战国人之手，也不能看作管仲的行事。《老子》本名《道德经》，从各方面看，尤其是从先秦思想源流来看，可以肯定不是孔子的前辈老聃的作品。如果一定说它是孔子曾经向他问礼的老聃的著作，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伪书。如果把它看作战国时期道家的著作，那就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孙子兵法》是一部非常卓越的军事著作，但托名春秋末期的孙武，实在缺乏根据。①《商君书》也是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但没有充分的根据说它是商鞅作的。《本草》、《内经》都是汉代的有价值的医书，但前者托名神农，后者托名黄帝，则是大错。《周髀算经》是汉代有名的数学书，硬说是周公作的，便成笑话。“周”字代表圆周，“髀”是股，借三角中勾股的股，与周公何干？《山海经》是汉代讲地理与神话的书（有汉代地名为证），与禹或伯益无关，妄托古人，实在无谓。



如东晋人张湛注《列子》。《列子》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其后亡佚，于是晋人张湛伪造此书，并加注，其中虽有些古代传说，但总的来说决不是先秦的作品，因为其中有佛学思想，决不是先秦所能有的，所以它的伪书面目终于被揭露出来。与张湛的情况相类似的有明人丰坊，他伪造《子贡易传》、《子夏诗传》、《晋史乘》、《楚梼杌》之类以欺世，很容易就被揭穿了。这一类的伪书无丝毫价值。



《左传》杂采春秋时各国的史书而成，可是象晏婴与齐景公和晋叔向的对话却是战国时人的伪作。这又见于《晏子春秋》中，也是战国时人的伪作。《庄子》的外篇、杂篇不是庄子作，这已为大家所公认。《史记》中10篇有录无书，张晏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今本《史记》，10篇都在，显然是后人作的。又《史记》记事止于太初，今本太初以后事，乃后人补作，虽不算是伪书，但非司马迁作，这应当区别清楚。



有人写他的理想国，而托之前代，很容易误人，《周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周礼》原名《周官》，讲周代官制。汉武帝时，河间献王搜求古书，得《周官》，上之秘府，诸儒不得见。哀帝时，命刘歆校理秘书，始得著录。可见其书晚出，先秦诸子无人征引。关于此书的著作时代，有人说是在战国时，有人说在西汉，有人甚至说在王莽时。①清代今文家说它是刘歆伪造，并无根据。其书自汉末郑玄作注，认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但同时人林孝存作十论七难，加以驳斥；何休亦谓为“六国阴谋之书”。我们试以此书所讲制度与先秦古籍对勘，往往不合，可以证明此书是秦汉间儒者所撰的理想官制，并非实有其事，如以此书讲周代典章制度，那就上当。在本章第八节中我们还要谈到如何使用此书的问题。



总之，上述各种情况，说明古代伪书是很多的，研究我国古代史以这些伪书作史料，那就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