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丁盛辩》补遗
余汝信
丁盛本人的申辩材料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
“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号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2） “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帐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马、徐、王的关系：
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号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政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丁盛：我所看到的江青
好，讲另外一个人：江青。七二年的三月份，汪东兴交待我一个任务，当面给我讲的，说江青要来广州疗养。交待我们几条规定，第一，你必须保证她的安全；第二，要让江青吃好，玩好，休息好，身体好，高兴！这是我的任务；第三，江青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管。关于江青到广州来疗养的事情汪东兴就这样给我交待的！当时他为什么交待给我呢？七二年的三月份这个时候，军队，我是广州军队的负责人，刘兴元走了，调到四川成都去了，韦国清走了，到总政治部当主任了，原来韦国清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也走了；刘兴元原来是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走了，这个时候，周总理就把这副担子交给我了！说：“现在，广东省委的书记，你当！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我当时在广州的地位，就是党的权、政权、军权全都要我负这个责任，担子很重！
所以，江青要到广州来疗养，他就要交给我，他不找我找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感觉到这个任务很重，担子很重，所以我就召开军区和省里面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把汪东兴这个话给他们说了。说了之后，广州军区组织一个接待小组，由副司令员吴纯仁牵头，他负责任；安全，派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石勇，“石勇，你负责江青的安全”。还带两个保卫干事。生活就交给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局长、副局长他们两个人，保证把她的生活搞好，生活搞不好唯你是问，她的医疗，她自己有一套医生、护士，她自己带来了。
当时我们讨论，也是喜忧参半，也高兴，因为中央毛主席信任我们广州军区，当时我们把江青看得很重，是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现在把她疗养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很高兴。但是，可又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可不得了！七一年的九月十三号，到七二年的三月份就是半年时间，原来就怀疑我们广州军区有什么问题，如果江青这次来了，她出了什么事，那我们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所以一方面我们很担心，必须要搞好。怎么办呢？我们省委，书记怎么办？决定她来之后，我们大家陪同她看电影，我们就这个态度，也没有讲什么欢迎啊，吃饭啊，都没有。就这么定了。
那天，江青就从北京坐飞机到广州的白云机场，下来之后，飞机没有滑行到候机室这个位置，没有滑行，停在那里，我们就迎上去接她了。当时军区就是我了，任思忠政委，就是赵紫阳、王首道、孔石泉、陈郁、林李明，省委几个人！接到之后，他们就回去了，我和汪东兴一起陪她到南湖一号，路上，汪东兴不允许我靠近她，“你隔远一点，你不要跟那么紧”，这个时候，他对我是不信任的。
到了之后，住地是他们指定的，原来一号房，也是给她修的嘛，他们指定住一号，安排好了之后我们就吃饭，我和汪东兴两个人吃饭，我就给汪东兴讲：“汪主任，江青同志来了，我应当回去告诉我们军区的领导同志啊”！他想想：“不行”！我说：“这样他们会对我有意见的呀，她来了，我接过来了，我不告诉他们，这样不好”。“不行，要保密”！我就叹了一口气。汪东兴就说：“你看你这个江西老表！”这是江西人的习惯，我叹了口气。这样就算了，吃了饭我就回去了。他们自己安置，因为江青当时生活的一套人马她都有，医生、护士，设施什么都是她自己带来的，这个我们插不上手，不让我们搞。
吃了晚饭，我、赵紫阳、王首道、陈郁、孔石泉、林李明、任思忠，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处的书记，我们广州军区的政委，就到一号，陪她看电影。
我们离她房子比较远处就下车。那时候我们真是，怕车子开近了一号干扰她，打扰她，在那里等著。她是不出来的，不知道干什么，一直等到十二点，叫我们去了，江青出来了，在房子里边，这样我们就到放电影的厅里去，说了说，我们这么多人陪您看电影，没有什么事情，大家看看电影。这场电影一看，就到了二三点钟了，因为我这个人习惯，早睡早起的习惯，到了十二点后，再睡觉我就不行了，就睡不着了。后来第二天我说这样不行，我吃不消，我们要上班，要办事情，晚上我睡不了觉，那我吃得消啊，所以我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做了！我说今后，每天晚上我们去一个人！我们七八个人嘛，一个人一个晚上就可以了嘛。
第二天以后，我就不准备去了，排了，今天你去，明天他去，但后来去没去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问！反正我这儿是不能去了！
江青在一号住的时候，我和她的接触有三次，刚才讲的这是一次，第二次是一部电影试片，《龙江颂》，广东电影制片厂放的。【余注：应为珠江电影制片厂。】叫我去陪，我去了，去看电影，没什么说的，那电影我过去没看过，我看了看，感觉技术很好，我说拍得很好看，因为没有什么说的。这一次她拿来《古诗源》的样书，从北京拿来的，通知我们到五号，就是周总理的那个房间里面，她拿出这本书，就叫我们大家都看一看。是我们全体去的，就是书记，我是书记，其他也都去了。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有一天，她要去佛山石湾的陶瓷厂，她要看陶瓷。头一天，赵紫阳也在，我答应了，我说我去。第二天起来，我不想去了，我说紫阳你去吧，我不想去了，你陪她去吧！
赵紫阳说：“唉，不好啊，你答应了去，你不去怎么好呢”？这样，我从家里直接坐车赶了去，他们怎么去的我不知道，赶到石湾，正好看陶瓷，没什么话说，我这个人也不大善于说这一类话。这是第三次。
有一次，她到七号，毛泽东那个房子，在外面看完花草，我去了，去看看她。那里有个服务员，叫刘金华，她说：“什么刘金华，叫刘华”。这么改的。
江青四月初来的，大概住了个把月，全部事情，工作就由吴纯仁负责。吴纯仁有一次给我讲，江青同志要骑马。我说：“不行，骑马摔下来怎么办？”没有答应。后来我给汪东兴讲了，说她要骑马。汪东兴说：“你找匹老马给她骑嘛”！
这样到五月初，突然之间，汪东兴，华国锋来了。干什么呢？“我们来接江青同志”，接就接呗。没说什么，接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去北京是还到上海，就这样。这就是第一次，除此之外没有见她。
第二次，七月份了，杨德中来的，是中办副主任，他是代表总理来的！到了以后，也是我接待，杨德中说江青同志要到这里来疗养，我这里没有说的了，表示欢迎。
总理指定她要住小岛一号。就是广东省委招待所，过去是岛，现在就不是个岛了！都连成一片了。
小岛一号的房子，是毛泽东主席住的房子。除毛泽东以外，周恩来住过，别人没住过。
这次的接待，还是第一次接待的原班人马。还是按照第一次那样的规格，还是由吴纯仁牵头，还是保卫部的石勇部长，还是管理局的局长，副局长他们负责，还有保卫干事，其他的一些人，还是他们具体地管。
这一次是住在小岛，市中区了，和住在南湖就不一样了。次序我就不记得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多。有一次，她要去三元里。三元里有一个温泉，露天游泳池，要去游泳。这个事就那么巧，她从小岛坐车出去，到东山那儿有个铁路，那个铁路就在东山口上，火车来了，当然她就不能走啊，她就在那儿等著，等火车过了之后，她们就到三元里游泳去了。回来就找我了。把我叫去：“你怎么搞的”？我莫名其妙。“有什么问题，怎么了”？
“你没安排好”！
我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没安排好，我们过的时候，车站的火车过去”。
哎呀，那个火车我怎么能够安排啊！谁也不能安排，谁也不能限制，我怎么知道火车这个时候过？我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出发，我都不知道啊。全盘都是由吴纯仁他们在那儿管著的。
所以我就在那儿听着，训我，“你在那儿修一个立交桥”！当时我还不懂这个“立交桥”，听也没有听过。我也没吭气，你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就听著！训了我一顿！
东山修立交桥，可不是个小事，那可不容易的。你看深圳这些立交桥，好大的工程啊。我那时候才当省委书记几个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次。那地方现在也没修立交桥，那不可能修，那怎么修？那个地方，人口那么稠密，怎么修？
有一次，因为她去三元里游泳，走了很远的路，看见马路两边栽了很多马尾松。就是栽在海边上长得很好、不怕风吹，长得也快的那种马尾松，又把我叫去了。“马尾松是陶铸的德政”，陶铸啊，原广东省委书记，中南局的书记。“没有用，你把他砍掉换掉”。这些工程我办得到吗？多少马尾松啊？谁也办不到啊！怎么能砍啊，听着呗！不吭气，我也不说我马上办，也不说我不办，我不说话，你坐在那儿说你说去吧。这是一次。
训哪，真是个巫婆啊，这个家伙。穷凶极恶，那个态度，阴阳怪气，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浩亮，那个唱戏的，于会泳，还有那个跳芭蕾舞的，叫什么名字？刘庆棠！他们从广西来，因为江青住在那儿嘛，他们也到那儿，住在小岛！搞了个房子给他们住下。
我们过去在广东很朴素的，一般的人来，不摆水果的，他们来了呢，没有摆水果。他们也在那里，江青把我叫去了，她就指著他们几个说：“他们是代表文化部来的，你怎么没给他们摆水果啊”？
像这些家伙，下贱啊，住两天，要水果，你有钱不会买吗？还要人家给你摆！我没吭气，我也没说摆，也没说不摆！反正我不吭气，怎么说你说去呗！训一顿！
他们几个人不知道来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从南宁来的，以后他们到长沙。长沙打电话来，问我们怎么接待的！问邵云舟，邵云舟当时是省委办事组组长，就像现在的省委秘书长这么个职务，什么事都管！后来摆没有摆水果，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又一次，因为广州八月份很热，下雨，小岛的路边上种了很多茉莉花，茉莉花长茎，长长的，所长是好意，怕长在路上不好走，怕江青摔跤，所长就把它修剪了，修剪得干干净净。本来是个好事！她又看到了，生气了，把我叫去！“你这个所长是个坏人”，无头无脑，坏人！是陶铸留下来的，我还摸不著头脑，她是不说什么事的，去到那儿你才知道。把我叫去，怎么回事呀？“嗯，你搞破坏，路上的茉莉花，都被他剪了，破坏了！”这个人真是不识好歹，一点理也不讲！我们就没有吭声。“要他作检讨，要处理，”作检讨，处理，怎么处理啊，叫他写了个检讨！内容我也没看，检讨以后就送给她了，她看了以后，不满意，又把我叫去了。“哎，所长的检讨你为什么不签字啊！”问我为什么不签字？行啊，签字就签字吧。在所长的检讨上面又签了我的名字！这就说明我也作了检讨了嘛，不就这么个问题吗！
一点茉莉花有什么事？就是不合理，又值得这样子作法吗？
有一次，她想起来了，“我要开会，讲话，你通知广州军政机关师、局级以上的干部，有几百人这么个会”。开什么会我也没有问。会是八月二十三日在友谊剧院召开的！“我要讲主席给我的那一封信”。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讲林彪在六六年开会的时候讲什么政变了，一大堆的东西。反正汪东兴交待我了，她要干什么我不要管，就是不交待我，我也不能管！管她呀，她把我们训得一楞一楞的，我能管她呀？你开就开吧！
她就讲，什么意思，怎么解释，怎么样的，讲滴水洞那封信！“你们知道不知道那封信”？讲的过程里，讲了两个事，一个是“七二○”，武汉，陈再道，钟汉华，当时钟汉华正好到了广州军区当副政委，“我们怎么搞的，错了”，钟汉华当时很感动，很激动！怎么搞错了！这是一件事。讲七二○，武汉的“百万雄师”。
她讲王关戚，王关戚早就关起来了，她都推给大家，又讲到我，“丁盛，有山头主义”，讲我有山头主义，“但是，你没有搞阴谋诡计”，但这句话后来在南京审查我的时候，又成了“江青保你过关”！保我过什么关，我是省委书记，七一年“九一三”到了七二年，我有什么关要她保，她能保我吗？她讲完了话，叫大家唱《国际歌》，准备散会了，她忽然又讲起了“九一三”事件，说那天清晨周总理给各地打电话，她就在总理旁边。周总理听了广州的表态之后，放下电话说了一句：“哎，丁盛好！”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她又补充了一句：“真的，这不是我恭维丁盛同志。”
再一件事情就是维特克，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到了广州。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的，她是把总参测绘局的张清华（张清化）调来，要画图，要画个什么图。他们先到，后来把我叫去了，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她给张清华讲：现在美国的一个记者来了，她要写东西，她要一个图，要画个什么图。这个张清华，他也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到广州来干什么。他说：“画图，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带人呀”。
江青就指著我给张清华讲：“你找他，你跟他要人”，我也没有吭声。我跟张清华眼对眼地会意，点了点头！
后来在南京搞我的时候说：“你给了美国特务的地图，是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西柏坡的路线图”。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西柏坡有什么路线图？我在广州从来没有听说过！毛主席经过的路线，画的什么图，我不知道，江青确实给维特克画了毛的行军路线图，问题不在于画没画，而在于这根本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即使有问题，责任全在江青，与他人无干。
维特克要一部历史书，《廿四史》，我也不懂，我也没有看过，不知道陈宏康怎么搞来的，给了她一部历史书！
再一次，看电影，去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的老婆，孩子，会议室里差不多坐满的人，那天张清华也去了，维特克也去了，这个时候，我见了，江青还介绍，这是维特克，这是我们什么人，我也没跟她搭话，我又不会说外国话。
又一次，我们省委，在那个小岛上开会。开会的过程中休息，我们在院子里散散步走一走，这个时候碰到江青，我们大家就走近去和她说话。
这个时候，记不起是谁了，我不是推卸责任，说：“江青同志，来了这么久，我们从来也没有请您吃过饭，我们想请您吃顿饭”。她想了想说：“可以”。并说这叫 “团结饭”，由大家凑钱，每人还要交几两粮票。当时，每个人要出一块钱，拿小米呀，青岛出的酒，我们省委班子和她吃了一顿饭，这个事，后来在南京成了“江青专门请吃饭”。我说：“没有，我没有单独一起她吃过饭，我们大家吃了一顿饭，而且我在南京给你们讲过”，吃了这顿饭，我还说过她的好话，我说：“不错，我们吃饭，她还拿酒，拿东西，我们大家出钱”。这是一次。
再一次是“八运会”。“八运会”瑞典打兵乓球的那个本格森，到广州来比赛打球。原来江青没有说看，后来她要去看，她说：“我要去看，本格森打兵乓球，我要去看”。我们那个保卫部长说：“不行，不能去，早一点您没讲，我们没有布置，出了事情怎么办？”“不行，我要去”。她跟他缠。
保卫部长没有办法就打电话叫我，说江青同志要去体育馆去看打乒乓球，让我赶快去，怎么办？他劝，劝不住！我去了！去了之后，她就训我：“我怎么不能去？”我开始不吭声，不能吭声的。说了半天，你为什么不能去？你原来没有给我讲啊，您要去的话，我们要布置警戒，负责您的安全。您出了事怎么办？我承担不起啊！这一点您要体谅我。再有呢？现在太热，体育馆。热得不得了。
“嗯！你们为什么不装空调！装上空调，冷气！”
我去还没有去过几次体育馆了，我省委书记才上任几个月呀？我有这个本事修体育馆吗？当时也没有钱！反正我说不能去。
我说：“您一定要看也可以，我家里有个彩电，因为我身体不大好，是省委给我看的，我说你到我家里去”！
这样就算平息了。
我们那个接待组的全去了。她呢，她的那个保卫干事啦，还有护士什么人，到我家里去了，坐到二楼上看了一下！
她尽跟你捣乱，她看什么。看了一会，说：“我不看了！下楼去。”我那么楼下有个乒乓球的台子，“打乒乓球”！我们又不会打，我就叫我的小儿子小江，因为小江小嘛，他会打！就打了几下乒乓球！就这样，走了！
还有一次，我们当时在留园开会，保卫干事跑过来告诉我们说：“江青同志来了！”她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来干什么？说来看一看，到你们各个家都看一看！那时孟文虹她们都住院，都没有在！她来了怎么办？统统赶紧回来，走呗！
从留园到孔石泉那个门口，也不算很远，一百多公尺两百公尺！她也到那个地方！
“您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各家看看”！
后来我给她讲：我们都在这里了，你不必要再到各家去了，都是这个样，都差不多，要么就到孔政委家里看看就行了，坐一坐！
就这样看看大家。
是不是还有遗漏的？也可能有。我记得总共就这么多次数！因为我也不敢去找接待组的人问他们，一问，将来一查，“啊！你们对口供啊”！搞什么攻守同盟啊！所以我就不问他们！我记得到多少我就说多少！
时间哪次先，哪次后，这个我就不记得，有这么多次数！也可能还有一次、二次，大体上不会了！
在小岛住这次，接触最多了。后来就接走了，我也不知道是到哪里去了，是到北京去，还是到哪里去，不知道。因为她走，我们不问他们的！
这是七二年的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那时候开会，她讲滴水洞那封信，广西的韦国清也来了，湖南的卜占亚也来了，参加了这个会。这是第二次。
七三年也是三月底四月初，她又来了，这次汪东兴他们没有打招呼，杨德中也没有打招呼，是“中办”来了电话。
七三年来，也是我去接的，没有住小岛，也没有住南湖，中办指定的住在松园，她第一次来在南湖。住的时候，也知道这个位置。
我把她接到松园，那个房子什么都是现成的，什么用具都是现成的，不必要布置，少什么，缺什么的现象是没有的！那儿位置很好！她住下来，我就走了。
住了几天，她不知发了什么“羊癫疯”，她去拣玉兰花。广东的玉兰花，你用扫帚去扫，到处都是。拣了这个玉兰花，要拿去卖。“江青同志拣了玉兰花要拿去卖”。卖两毛钱？她问我：“这个花你们怎么不拣起来，扫起来去卖啊”，“你们在珠江边上多种些茉莉花什么的”！我去看了一次。
她说：“我叫吴德拿点搞生产的什么草，种在田里面很肥那个草”。后来没有搞了。她要卖什么玉兰花，我们也没管了。
四月中旬，我们省委在从化办了一个读书班，我从广州到从化去了。到从化之后，呆了九天，读书班，看看大家，读书，这个时候我的心脏病复发，这样我就不能回广州，就在从化休息，广东五月份雨季，下大雨！我就没有回去！
从此，我没有和她联系，也没有见她，她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都不知道。她第三次来，我就接触了两次，一次是接她，再就是玉兰花，让吴德给她办什么肥田的草！去看了一次。
从七三年的四月份，她离开了广州，我们是七三年的十二月份到了南京。从七三年的四月我见过江青以后，到七四年“批林批孔”，我在南京，七五年正常地工作，从来没有和江青见过面，没有来往，没有电话也没有书信。整整将近三年的时间。七三年的四月她到松园住下，我接她一次，看她一次，七四年我在南京，七五年我也在南京，工作嘛，将近三年的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说过话，也没有任何来往！
到了七六年二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到中央开会，中央的打招呼会议，转弯子，我们南京军区当时有我，有廖汉生，彭冲，我们三个人。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廖汉生是南京军区政委，我是南京军区司令，南京地区去我们三个人。在京西宾馆，我们住的那层楼是华东地区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住的大套，住在边上那一套。我们都是一人一间。我一间，廖汉生一间，彭冲也是一间。
二十一号的晚上，我睡觉了，我这个人睡觉早，晚上十二点过了，差不多、我迷迷糊糊睡觉了，我的秘书陈长顺叫醒我，“江青同志派人叫你去”！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说：“做什么”？“我也不知道”！
好吧，我就起来，起来后就去了。一进马天水他们那个房间，是大套，江青、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还有曾绍山，进去我也没吭声，她在那里骂邓小平！我什么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坐下，她在那里骂邓小平，乱骂，什么都骂，“不让我讲话”，“我身体不好，我现在要讲话了”，“大寨，不让我说话”。
她在广州就骂林彪。江青这个家伙，谁倒了，她就把她的身体不好扣给人家。其实她和林彪关系并不坏。“九一三”之前她给林彪照了像的，那时候江青不是当了总政治部的什么顾问嘛！
她在广州就骂林彪，在北京就骂邓小平！骂完了说，“有人要反对毛主席，你们老同志要保卫毛主席”！我们当然要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不保卫还行呀？
骂完了，给了我们一本书，什么书呢？邓小平的讲话摘录，一本书。我就回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给廖汉生彭冲两个人讲：头天晚上江青叫我去了，她在那儿骂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怎么怎么的。我把这个话原封原样地给廖汉生、彭冲两个人讲了！他们两个都在，因为我们住在一块，三个房子挨在一起的嘛！
后来廖汉生给中央写信，说：“丁盛那天晚上到江青那儿去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廖汉生怎么能这样子呢？我明明都给你讲了嘛，彭冲也在那里的嘛，问问看，讲过没讲过嘛！
所以这个人呀，做出这些事来，他给中央检举，有这么个条子：江青那晚叫去，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二十二号早晨吃了早饭，江青召集好多人开大会，在京西宾馆后面一个大的会场，开大会，她一个人在台上讲，就是这些内容，骂邓小平，骂呀，她声嘶力竭，疯子一样的！讲话阴阳怪气的，在骂！底下人也搞不清楚呀，那时候转弯子，怎么回事啊，后来华国锋他们才开会的，原来都不知道，她先在那里乱骂一顿，胡骂一顿。
骂完了之后，她就走下台去握手，每个人握手，廖汉生在我眼前，她先跟廖汉生握手，她指著廖汉生：“你呀，不能欺侮丁盛哪”！你看，突然说这么一句话！当时我一楞：没有欺侮我呀，我们关系还挺好呀！就是这个反应！
当然，廖汉生不可能说我和江青通什么气，因为我跟他讲了，从七三年到七六年二月这个时候才见面，什么都没有，但廖汉生当时也没有怀疑这个事情。江青她突然莫名其妙这么一句话出来！
后来在人民大会堂楼上一个会议室开大会，华国锋讲话，还有什么人我都不大记得，反正华国锋讲了话，就讲：“批邓，反击左倾翻案风”！“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就是邓小平，他们这样讲的！这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听见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搞不清楚啊！
开完会议，回去了。传达会议，把北京会议传达，邓小平怎么样的，右倾翻案风，我也讲了话。
这是对江青，别的没有什么事情了，就是这么两次以后，再没有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