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杂志刊出赵紫阳老部下、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文章，赞扬赵的工作作风。八九年后，中国媒体首次高调赞颂六四事件中被罢黜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但大陆网站转载该文的网页全被删除，中共宣传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应对，杂志社面对整肃压力，受外界关注。一批中共政坛老人主持和支持的北京《炎黄春秋》，近年在中共舆论控制网罩下，不时有所突破，中共舆论主管部门始终奈何不得。不过，今年七月的一期发表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的文章《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终於引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震惊。十三日宣传主管部门为此紧急召开会议，商议如何应对。田纪云的文章赞扬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工作作风，并配发田纪云陪同赵紫阳考察河南的图片。文章字里行间交织着忆旧绵绵与痛砭时弊的寓意。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至今，中国大陆传媒第一次如此高调公开赞颂赵紫阳。《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研究会副会长杜导正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据悉，当局早就想撤换秉持「求实存真」的杜导正，却难以找藉口动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一年前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在意识形态上他显得相当保守，多次不满《炎黄春秋》求实公正、胆大敢言的做法。前一阵高层有人放话说，可以藉口杜导正年龄大，《炎黄春秋》不能搞终身制而撤换人。当下，人们关注田纪云的这篇文章会不会成为整肃《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导火线。据《炎黄春秋》杂志社一位编辑说，田纪云的《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一文，只是个人行为，境外媒体有过度解读之嫌，绝对不是境外评论所揣测的那样，认为是中南海释放重新评价赵紫阳的信号。这位编辑说，其实田纪云的文章不长，只是盛赞赵紫阳当年的工作作风，没有涉及什麽政治诉求，有的段落也没有写明是赵紫阳的事，而是以「国务院主要领导」代之。那张配发的田纪云陪同赵紫阳考察的照片，文字说明没有点出「赵紫阳」，而是「陪同国务院领导在河南考察工作」。据悉，《炎黄春秋》的几位负责人看了田纪云的稿子后，只是对文中几句文字略作顺畅就签发了。几年来，《炎黄春秋》有多篇文章也提到赵紫阳，曾有风险，却风险不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也没有什麽说法，田纪云最新发表的这篇文章，只是有关赵紫阳的内容，与往年文章相比，着墨多了些、浓了些，还配发了赵紫阳的照片。编辑部只是想在当局的政治舆论监控中，不断有所突破，哪怕只是迈出一小步。十三日晚，大陆网站转载该文的网页全被删除。十五日，进入搜索引擎「百度」，以「炎黄春秋田纪云国务院大院记忆」搜索，有三百三十一个网页，但全被删除，以「炎黄春秋田纪云」搜索，有一千五百八十个网页，凡大陆网站的有关《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的消息和田纪云文章全文，已几乎全被删除，仅能看到部分博客关於田纪云这一文章的评介。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文章《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是这期刊物的头条，全文占两个版面，一千八百五十多字。文章对赵紫阳主政国务院总理时国务院机关的清廉勤政风气赞赏有加。田纪云罕有地公开回忆自己在国务院度过的十二个春秋，深感当年「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任人唯贤的作风。文章说，「从秘书长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身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田纪云说真话「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薰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夥，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麽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麽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八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一下，但基於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田纪云自称「讲话不招人喜欢，但是讲实话」。田纪云生於一九二九年，山东肥城人，一九四一年参加八路军，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执政后，先后在贵州、四川任职，八一年进入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八五年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七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九三年起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二零零二年，田纪云发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根据自己的经历总结了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引起反响。二零零三年退出工作岗位。田纪云多次去江西省共青城富华山瞻仰胡耀邦陵园，他面对胡耀邦遗像更深拜抽泣。田纪云是赵紫阳的老部下，赵从四川调往北京时，将田纪云调来，后担任自己的副手。赵紫阳软禁病重期间，田纪云给中央一再写报告，要求到医院看望，都没获准。一次，他透过非常管道得知赵紫阳病重被抢救过来，焦虑万分，给胡锦涛再次写信，这次胡锦涛很快批准他去探视。二零零五年一月五日，田纪云探望在北京医院住院的赵紫阳，虽然仅见面十五分钟，却显得难能可贵，在政坛被称为一段佳话。十七日赵紫阳逝世，田纪云面对种种传言，坚持去八宝山出席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卸任高官着书已成为中南海政坛的一种新风气。他们从政坛高位退下后，在适宜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对历史上自己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留下回忆文字，由於现实舆论的控制，他们对一些历史事实有所?避，但写下的个人化表述的史实，从百姓知情角度而言，多了一条「非官方非小道的第三渠道」，开了政坛政治文明的先河。今年七十八岁的田纪云从领导岗位退下后，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却也爱写点文章。他说：「我一直想留点时间给自己，现在退下来有时间看书、看电视，另外还写点文章，有回忆纪念的，有总结经验教训的，也有思考问题的。主题想好了，两天就能写出一篇文章。」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上，有零四年第六期《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零四年第十期《近距离感受胡耀邦》、零六年第五期《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等。文章所得稿费，除了逢年过节给身边工作人员发点奖金外，悉数捐给他老家山东肥城市作教育基金。据《炎黄春秋》一位编辑透露，田纪云不时就有文章给编辑部，有时文章涉及的内容比较「敏感」而最终没能发表。一九九一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创办《炎黄春秋》。《炎黄春秋》主要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萧克便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炎黄春秋》的顾问、编委和作者，是一大批退下的部长和部级领导。用《炎黄春秋》的话说，「网罗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原来的大部分部长」。《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任署长。他与田纪云关系相当不错。当年杜导正与赵紫阳接触颇多。他对赵紫阳的评价，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二零零七年五月下旬，杜导正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胡耀邦不是完人，有缺点，但他一生，特别是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些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领袖人物。按党内的说法，无非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不得力，胡耀邦的工作经验是全面的，什麽都干过，这一点比赵紫阳强，部队的，军队政委、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高级党校、社科院、省委书记、中央纪检委书记、中央秘书长，他是个全才。胡耀邦是个喜欢读书的人，思想活跃，读书范围之广，兴趣之大，远远超过赵紫阳。杜导正说：「我接触赵紫阳更多些，他是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大省省委书记、副总理、总书记这麽走过来的，主要是干实际工作的。他俩搭配真是很完美的。记得有一次赵紫阳和我谈话，那是胡耀邦要下台，外传由赵紫阳当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时，老人们，特别是邓小平对赵紫阳十分赏识，对胡耀邦有不少意见。赵紫阳确实得到邓小平的信任。当时赵紫阳应该站出来，在邓小平面前多说些胡耀邦的好话，但应该很明确地说，赵紫阳绝对没有对胡耀邦落井下石。那次谈话，赵紫阳对我说，老杜啊，我这个人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我只想在总理的位子上搞经济体制改革，搞经济建设，这是我的长处。他当时还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带着感情对我说，老杜啊，让我离开总理这个位子，让别人当总理，我还不放心啊。」杜导正不揭发老上司杜导正是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九日上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八九年七月被免职，主要是「六四」问题。免职时，中央组织部派人到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司局级干部会议，组织部代表在会上宣布：「杜导正同志当党的决议和指示很明确的时候，执行起来还是很坚决的，有效的。但作为一位党的高级老干部，当党的决议不是很明确的时候，执行起来不得力。」没有说杜导正的错误，是说「不得力」。实际上有个过程，八九年「六四」后的六月底，中央领导干部审查小组来电话要杜导正去，有两个人见他，要他说一下「六四」的一些细节，到赵紫阳那里去了几次，他说了什麽话，问了你一些什麽问题，你问了什麽问题，他如何回答你的。他们说关注的不是杜导正的问题，是赵紫阳的问题。杜导正对审查小组的那两人说：「一次去中南海赵紫阳的一所办公厅见赵紫阳，大约二十分钟，当时天安门广场上闹得很厉害，我坐在那里，老有电话打进来找他。我对他说了个意见，说这次学生运动，主要是反腐败争民主，是进步的。我当时讲了类似的话，他没有表态，没有说我的意见可以还是不可以。」审查小组的两个人很失望很无奈，说：「导正同志，我们知道你的记忆力是很好的，你怎麽一句也记不起来。今天就谈到这里，如果你想起来以后，给我们来电话。」他们留下了电话号码。杜导正说：「想当官的话，以我的记忆，给赵紫阳列出几条问题是完全可以的。过了七八天，见我没有找他们，他们很客气地告诉我：导正同志，你的年龄已经到了，要下来了，你看看对组织上还有什麽要求？我回答说，没有什麽要求。」《炎黄春秋》屡屡发表说了真话而引发社会巨大思想冲击的文章。当下，读者和学者，乃至境外舆论都关注着当局对发表田纪云这一文章的态度，在中共十七大前夕，会不会因此再度引发新一股冲击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