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大卫·梭罗的祖先是法国人，从古恩西岛迁到美国来，他是他的家族里最后一个男性的后嗣。他的个性偶尔也显示由这血统上得到的特性，很卓越地与一种非常强烈的撒克逊天才混合在一起。
他生在麻省康柯德镇，1817年7月12日诞生。他183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但是并没有在文学上有优异的成绩。他在文学上是一个打破偶像崇拜的人。他难得感谢大学给他的益处，也很看不起大学，然而他实在得益于大学不浅。他离开大学以后，就和他的哥哥一同在一个私立学校里教书，不久就脱离了。他父亲制造铅笔，亨利有一个时期也研究这行手艺，他相信他能够造出一种铅笔，比当时通用的更好。他完成他的实验之后，将他的作品展览给波士顿的化学家与艺术家看，取得他们的证书，保证它的优秀品质，与最好的伦敦出品相等，此后他就满足地回家去了。他的朋友们向他道贺，因为他现在辟出了一条致富之道。但是他回答说，他以后再也不制造铅笔了。"我为什么要制造铅笔呢？我已经做过一次的事情我决不再做。"他重新继续他的漫长的散步与各种各样的研究，每天都对于自然界有些新的认识，不过他从未说到动物学或是植物学，因为他对于自然界的事实虽然好学不倦，（但）对于专门科学与文字上的科学并没有好奇心。
在这时候他是一个强壮健康的青年，刚从大学里出来，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选择他们的职业，或是急于要开始担任某种报酬丰厚的职务，当然他也不免要想到这同一个问题；他这种能够抗拒一切通常的道路，保存他孤独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得的——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辜负他的家人期望；因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所以他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梭罗从来没有踌躇。他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他不肯为了狭窄的技艺或是职业而放弃他在学问和行动上的大志，他的目标是一种更广博的使命，一种艺术，能使我们好好地生活。如果他蔑视而且公然反抗别人的意见，那只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使他的行为与他自己的信仰协调。他从来不懒惰或是任性，他需要钱的时候，情愿做些与他性情相近的体力劳动来赚钱 —— 如造一只小船或是一道篱笆，种植，接技，测量，或是别的短期工作 —— 而不愿长期地受雇。他有吃苦耐劳的习惯，生活上的需要又很少，又精通森林里的知识，算术又非常好，他在世界上任何地域都可以谋生。他可以比别人费较少的功夫来供给他的需要。所以他可以保证有闲暇的时间。
他对于测量有一种天然的技巧，由于他的数学知识，并且他有一种习惯，总想深知他认为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广，山的高度，与他最爱的几个峰顶的天际的距离 —— 再加上他对于康柯德附近地域知道得非常详细， 所以他渐渐地成了个土地测量员。对于他，这职业有一个优点：它不断地将他领到新的幽僻的地方，能够帮助他研究自然界。他在这工作中的技巧与计算的精确，很快地赢得人们的赞许，他从来不愁找不到事做。
他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关于土地测量的那些难题；但是他每天被较严重的问题困扰着——他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他质问每一种风俗习惯，他想把他的一切行为都安放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他是一个极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生平放弃这样多的东西。他没有学习任何职业；他没有结过婚；他独自一人居住；他从来不去教堂；他从来不选举；他拒绝向政府纳税；他不吃肉，他不喝酒，他从来没吸过烟；他虽然是个自然学家，从来不使用捕机或是枪。他宁愿做思想上与肉体上的独身汉——为他自己着想，这无疑是聪明的选择。他没有致富的才能，他知道怎样能够贫穷而绝对不污秽或是粗鄙。也许他逐渐采取了他这种生活方式，而事先自己也不大知道，但是事后他智慧地赞成这种生活。“我常常想到，”他在他的札记里写着，"如果我富敌王侯，我的目标一定也还是一样，我的手段也是基本上相同的。"他用不着抵抗什么诱惑——没有欲望，没有热情，对于精美的琐碎东西没有嗜好。精致的房屋，衣服，有高级修养的人们的态度与谈话，他都不欣赏。他宁可要一个好印第安人，他认为这些优雅的品质妨碍谈话，他希望在最简单的立场上与他的友伴会见。他拒绝参加晚宴，因为那种场合，每一个人都妨碍另一个人，（而）他遇见那些人，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益处。他说："他们因为他们的晚餐价昂而自傲；我因为我的晚餐价廉而自傲。"在餐桌上有人问他爱吃哪一样菜，他回答，"离我最近的一碗。"他不喜欢酒的滋味，终身没有一样恶习。他说："我模糊地记得我未成年的时候吸干百合花梗做的烟卷，似乎有点快感。这样东西我那时候通常总预备着一些。我从来没吸过比这更有害的东西。"
他宁愿减少他日常的需要，并且自给自足——这也是一种富有。他旅行起来，除了有时候要穿过一带与他当前的目标无关紧要的地区，那才利用铁路以外，他经常步行几百里，避免住旅馆，在农人与渔人家里付费住宿，认为这比较便宜，而且在他觉得比较愉快，同时也因为在那里他比较容易获得他所要的人，打听他所要知道的事。
他的言行都是真理，他天生如此，永远为了这原因而陷入种种戏剧化的局面中。在任何情形下，一切旁观者都很想知道亨利将要持什么态度，将要说什么话；他并不使人失望， 每逢一个急变总运用一种别致的判断力。在1845年他为自己造了一座小木房子，在华尔敦塘的岸上，在那里住了两年，过着劳动与学习的生活。这行为，在他是出于天性，于他也很适宜。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不会责备他故意做作，他在思想上和别人不相像的程度不比行动上更甚。他利用完了这孤独生活的优点，就立刻放弃了它。在1847年，他不赞成公款的某些开支，就拒绝向他的城市纳税，被关到监狱。一个朋友替他纳了税，他被释放了。第二年他又被恐吓着，可能遇到同样的麻烦。但是，因为他的朋友不顾他的抗议，仍旧替他纳了税，我想他停止抵抗了。无论什么反抗或是嘲笑、他都不拿它当回事。他冷冷地充分说出他的意见，并不假装相信它也是大家共同的意见。如果在场的每一个人坚持相反的意见，也没有关系。
据说普洛梯纳斯觉得他的身体是可耻的，大概他这种态度是有 充分理由的——他的身体不听指挥，他没有应付这物质世界的技巧，抽象的理智性的人往往如此。但是梭罗生就一个最适合最有用的身体。他身材不高。很坚实，浅 色的皮肤，健壮的严肃的蓝眼睛，庄重的态度——在晚年他脸上留着胡须，于他很相宜。他的五官都敏锐，他体格结实，能够吃苦耐劳，他的手使用起工具来，是强壮敏捷的。而他的身体与精神配合得非常好，他能够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别人用尺量得还准些。他说他夜里在树林中寻找路径，用脚比用眼睛强，他能够用眼睛估计两棵树的高度，非常准确；他能够像一个牲畜贩子一样地估计一头牛或是一口猪的重量。一只盒子里装着许多散置着的铅笔，他可以迅速地用手将铅笔一把一把抓出来，每次恰好抓出一打之数。他善于游泳，赛跑，溜冰，划船，在从早至晚的长途步行中，大概能够压倒任何乡民。而他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比我们臆度的这些还要精妙。他说他的腿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他要走的。照例他路走得越长，所写的作品也更长。如果把他关在家里，他就完全不写了。
他有一种坚强的常识。就像斯葛特所写的浪漫故事中那织工的女儿罗丝·佛兰莫克称赞她父亲的话，说他像一根尺，它量麻布与尿布，也照样能量花毡与织锦缎。他永远有一种新策略。我植树的时候，买了一斗橡树子，他说只有一小部分是好的．他开始检验它们，拣出好的。但是他发现这要费很多的时间，他说："我想你如果把它们都放在水里，好的会沉下去。"我们试验了之后，果然如此。他能够计划一个花园或是房屋或是马厩；他一定能够领导一个"太平洋探险队"；在最严重的私人或大家的事件上都能给人贤明的忠告。
他为目前而生活，并没有许多累赘的回忆使他感到苦痛。如果他昨天向你提出一种新的建议，他今天也会向你提出另一个，同样地富于革命性。他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一切有条不紊的人都珍视自己的时间，他也是如此；他仿佛是全城惟一的有闲阶级；任何远足旅行，只要它看上去可能很愉快，他都愿意参加；他永远愿意参加谈话，一直谈到深夜。他的谨慎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从不影响到他尖刻的观察力，无论什么新局面他都能应付。他说："你可以在铁路旁边睡觉，而从来不被吵醒；大自然很知道什么声音是值得注意的，它已经决定了不去听那火车的汽笛声。而一切事物都尊敬虔诚的心灵，从来不会有什么东西打断我们心境的神往。"他注意到他屡次遇到这种事情：从远方收到一种稀有的植物之后，他不久就会在他自己常去的地方找到同样的植物。有一种好运气；只有精于赌博的人才碰得到，他就常常交到这种好运。有一天，他与一个陌生人一同走着，那人问他在哪里可以找到印第安箭簇，他回答"处处都有"，弯下腰去，就立刻从地下拾起一个。在华盛顿山上，在特克门的山谷里，梭罗跌了一跤，跌得很重，一只脚扭了筋。正当他从那里爬起来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一种稀有的菊科植物的叶子。
梭罗以全部的爱情将他的天才贡献给他故乡的田野与山水，因而使一切识字的美国人与海外的人都熟知它们，对它们感到兴趣。他生在河岸上，也死在那里；那条河，从它的发源处直到它与迈利麦克河交汇的地方，他都完全熟悉。他在夏季与冬季观察了它许多年，日夜每一小时都观察过它。麻省委派的水利委员最近去测量，而他几年前早已由他私人的实验得到同样的结果。河床里，河岸上，或是河上的空气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各种鱼类，它们产卵，它们的巢，它们的态度，它们的食物；一年一次在某一个夜晚在空中纷飞着的地蝇，被鱼类吞食，吃得太饱，有些鱼竟胀死了；水浅处的圆锥形的一堆堆小石 头，小鱼的庞大的巢，有时候一只货车都装它不下；常到溪上来的鸟，苍鹭，野鸭，冠鸭，潜鸟，鹗；岸上的蛇，麝香鼠，水獭，山鼠与狐狸；在河岸上的龟， 鳖，蛤蟆，蟾蜍与蟋蟀——他全都熟悉，就像它们是城里的居民，同类的生物；所以人们如果单独叙述这些生物中的某一种，尤其是说出它的尺寸大小，或是展览它的骨骼，或是将一只松鼠或一只鸟的标本浸在酒精里，他都觉得荒诞可笑，或是认为这是一种暴行。他喜欢描写那条河的作风，将它说成一个法定的生物，而他的叙述总是非常精确，永远以他观察到的事实作为根据，他对于这一个地段的池塘也和这条河一样地熟悉。
他用来征服科学上的一切阻碍的另一工具，就是忍耐。他知道怎样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成为他身下那块石头的一部分，一直等到那些躲避他的鱼鸟爬虫又都回来继续做它们惯常做的事，甚至于由于好奇心，会到他眼前来凝视他。
与他一同散步是一件愉快的事，也是一种特权。他像一只狐狸或是鸟一样地彻底知道这地方，也像它们一样。有他自己的小路，可以自由通过。他可以看出雪中或是地上的每一道足迹，知道哪一种生物在他之前走过这条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向导员必须绝对服从，而这是非常值得的。他夹着一本旧乐谱，可以把植物压在书里；他口袋里带着他的日记簿与铅笔，一只小望远镜预备看鸟，一只显微镜，大型的折刀，麻线。他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坚固的皮鞋，结实的灰色裤子，可以冒险通过矮橡树与牛尾菜，也可以爬到树上去找鹰巢或是松鼠巢。他徒步涉过池塘去找水生植物，他强壮的腿也是他盔甲中重要的一部分。我所说的那一天，他去找龙胆花，看见它在那宽阔的池塘对过，他检验那小花以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把日记簿掏出来，读出一切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植物的名字，他记录这些，就像一个银行家记录他的票据几时到期。兰花要到明天才开花，他想他如果从昏睡中醒来，在这沼泽里，他可以从植物上看出是几月几日，不会等错在两天之外。红尾鸟到处飞着；不久那优美的蜡嘴鸟也出现了，它那鲜艳的猩红色非常刺眼，“使一个冒失地看它的人不得不拭眼睛”，它的声音优美清脆，梭罗将它比做一只医好了沙哑喉咙的莺。不久他听到一种啼声，他称那种鸟为“夜鸣鸟”，他始终不知道那些是什么鸟，寻找了它十二年，每次他又看见它，它总是正在向一棵树或是矮丛中钻去，再也找不到它；只有这种鸟白昼与夜间同样地歌唱。我告诉他要当心，方一找到了它，把它记录下来，生命也许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给他看的了。他说："你半生一直寻找而找不到的东西，有一天你会和它迎面相逢，得窥全豹。你寻它像寻梦一样，而你一找到它，就成了它的俘虏。"
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承认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条猎犬或是一头豹，如果他生在印第安人之间，一定是一个残忍的猎人。但是他被他那麻省的文化所约束，因此他研究植物学与鱼类学，用这温和的方式打猎。他与动物接近，使人想起汤麦斯·福勒关于养蜂家柏特勒的记录："不是他告诉蜜蜂许多话，就是蜜蜂告诉他许多 话。"蛇盘在他腿上；鱼游到他手中，他把它们从水里拿出来；他抓住山投鼠的尾巴，把它从洞里拉出来；他保护狐狸不被猎人伤害。我们这自然学家绝对慷慨，他什么都不瞒人：他肯带你到苍鹭常去的地方，甚至于他最珍视的植物学的沼泽那里——也许他知道你永远不会再找到那地方，然而无论如何，他是愿意冒这个险的。
他知道幻想的价值，它能够提高人生，安慰人生；他喜欢每一个思想都化为一种象征。你所说的事实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它的印象有价值。因为这缘故，他的仪表是诗意的，永远惹起别人的好奇心，要想更进一层知道他心灵的秘密。他在许多事上都是有保留的，有些事物，在他自己看来依旧是神圣的，他不愿让俗眼看到，他很会将他的经验罩上一层诗意的纱幕。凡是读到《华尔敦》（Walden）这本书的人，都曾记得他怎样用一种神话的格式记录他的失望——
"我很久以前失去一条猎犬，一匹栗色的马与一只斑鸠，至今仍旧在找寻它们。我向许多游历的人说到它们，描写它们的足迹，怎样唤它们，它们就会应声而至。我遇见过一两个人曾经听到那猎犬的吠声，与马蹄声，甚至于曾经看到那斑鸠在云中消失；他们也急于要寻回它们，就像是他们自己失去的一样。"
他的谜语是值得读的。我说老实话，有时候我不懂他的辞句，然而那辞句仍旧是恰当的。他的真理这样丰富，他犯不着去堆砌空洞的字句。他题为"同情"的一首诗显露禁欲主义的重重钢甲下的温情，与它激发的理智的技巧。他古典式的诗“烟”使人想起西蒙尼地斯，而比西蒙尼地斯的任何一首诗都好。他的传记就在他的诗里。他惯常的思想使他所有的诗都成为赞美诗，颂扬一切原因的原因，颂扬将生命赋予他并且控制他的精神的圣灵——
我本来只有耳朵，现在却有了听觉；
以前只有眼睛；现在却有了视力；
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现在每一刹那都生活；
以前只知道学问，现在却能辨别真理。
尤其是在这宗教性的诗里
其实现在就是我诞生的时辰，
也只有现在是我的壮年；
我决不怀疑那默默无言的爱情，
那不是我的身价或我的贫乏所买得来，
我年轻它向我追求，老了它还向我追求，
它领导我，把我带到今天这夜间。
虽然他的作品里说到教会与牧师有时候语气很暴躁，（但）他是一个稀有的温柔的绝对信奉宗教的人，无论在动作或是思想上，他都绝对不会亵渎上帝。当然，他独创一格的思想与生活使他孤立，与社会上的宗教形式隔离。我们不必批评他这一点，也不必认为遗憾。亚里斯多德早已解释过，说：“一个人的德性超过他那城市中其他的公民，他就不复是那城市的一部分了。他们的法律不是为他而设的，因为他对于他自己就是一种法律。”
梭罗是最真挚的；先知们深信道德的定律，他圣洁的生活可以证明他们这种信仰是有根据的。他的生活是一种肯定的经验，我们无法忽视它。他说的话都是真理，他可以做最深奥最严格的谈话；他是一个友人，他不但知道友谊的秘密，而且有几个人几乎崇拜他，向他坦白一切，将它奉为先知，知道他那性灵与伟大的心的深奥的价值。他认为没有宗教或是某种信仰，永远做不出任何伟大的事；他认为那些偏执的宗派信徒也应当牢记这一点。
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眼前的一个物件或是几个综合的物件，他要在那里面看出一切自然界的定律。有些人没有哲学家的观察力，看不出一切事物的一致性；在他们眼光中，他这种倾向当然是可笑的。在他看来，根本无所谓大小。池塘是一个小海洋；大西洋是一个大的华尔敦池塘。每一件小事实，他都引证宇宙的定律。虽然他的原意是要公正，他似乎有一种思想萦绕于心，以为当代的科学自命它是完美的，而他刚好发现那些有名的科学家忽略了某一点，没有鉴别某一种植物种类，没有描写它的种子，或是数它的花等。
他的天才如果仅只是沉思性的，他是适于这种生活的；但是他这样精力旺盛，又有实际的能力，他仿佛天生应当创造大事业，应当发号施令；他失去了他稀有的行动力，我觉得非常遗憾，因此我不得不认为他没有壮志是他的一个缺点。他因为缺少壮志，他不为整个的美国设计一切，而做了一个采浆果远足队的首领。
植物学者知道有一种花——我们那种夏季植物，叫做"永生花"的，与它同是"菊科"——生在提乐尔山上的危崖上，几乎连羚羊都不敢上去，猎人被它的美引诱着，又被他的爱情引诱着（因为瑞士姑娘们非常珍视这种花），爬上去采它，有时候被人发现他跌死在山脚下，手里拿着这朵花。植物学家叫薄雪草，但是瑞士人叫它Edelweiss，它的意义就是"纯洁"。我觉得梭罗仿佛一生都希望能采到这植物，它理应是他的。他进行的研究，规模非常大，需要有极长的寿命才能完成，所以我们完全没想到他会忽然逝世。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她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国民。这似乎是一种罪恶，使他的工作没有做完就离开了，而没有人能替他完成；对于这样高贵的灵魂，又仿佛是一种侮辱——他还没有真正给他的同侪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就离开了人世。但至少他是满足的。他的灵魂是应当和最高贵的灵魂做伴的；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学完了这世界上一切的才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的，爱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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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注：Edelweiss 就是《音乐之声》中所唱到的“雪绒花”。括号中的单个字是我加的，这样似乎显得更通顺一些。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是美国自然学家、散文家，爱默生的挚友。他的 Walden （在上文中译为《华尔敦》，现在通常译为《瓦尔登湖》）与 Civil Disobedience （中文译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是美国散文史上的重要篇章。Civil Disobedience 对后来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有重大影响。以上这篇文章是爱默生在梭罗葬礼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