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也谈诗》’（原来也贴在书坛上）

古人云‘言之不足则歌之’，窃以为未必如此，应该是在采集渔猎中，为了减轻劳作之累，先有号子之类的‘歌’。随着人类感情和语言的丰富，才出现言之不足的歌谣。文字出现以后，一些流传传广，历史久的口头作品被记录下来，如‘击壤歌’（据说这是尧时的民歌）表现了乐天知命的心理，还有表现愤怒不满的‘时日遏丧，与汝偕亡’和表现忠贞爱情的‘上邪’之类的上古诗歌。现在已经无法唱了，只留下歌词成为最早的诗，当然这些诗意经过后人的修饰。先秦时代大致有三种场合会有歌唱的需要：老百姓抒发感情的民歌、会盟宴乐中助兴的曲调、祭祀祖先时奉献的乐章。这些歌词经过孔夫子的收集整理就成了包括风、雅、颂的诗经三百篇的内容。

诗应该可以唱，所以汉代有‘乐府’的设置专门管理有关事务，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诗和歌的分家。南朝沈约辨四声，无意中为诗歌进一步分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下认为魏晋六朝的乐府诗主要还是用来演唱的。长篇的‘孔雀东南飞’、‘陌上桑’、‘木兰辞’好比是后来的说唱文学。短篇的则是歌谣，有些歌题就相当于后世的词牌、曲牌，比如那个凄美爱情故事产生的‘华山畿’。即便到了唐代，主要是盛唐以前许多事还是可算作是歌词，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李白的清平调。李白是作乐府的高手，他的许多诗确实令人言之不足则歌之，比如‘将进酒’、‘侠客行’等等。中唐以后，近体诗的格律严谨了，诗和歌的界线越来越明显。即便如此，诗还是从民歌中吸取新的养料，刘禹锡的‘竹枝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诗中衬字竹枝和女儿就是伴唱者的唱词。

清代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李白的‘忆秦娥’和‘菩萨蛮’是词的百代之祖，直到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才纠正了人们的看法。同诗和歌一样，词和曲也是先有民间的曲调，敦煌曲子词文字都比较朴实，没有刻意雕琢，然后再有文人优美的词作。李白来自碎叶，对‘菩萨蛮’这个曲调是熟悉的，填词就和作乐府诗一样。词牌名特别五代以前的小令都比较通俗，高雅一些的大概是因为名人名作的关系，比如那个‘忆秦娥’，可能是由于李白及其做的词太有名了的缘故。五代以前的词人很少又是音乐家，宋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柳永、周邦彦、姜夔等人不仅是著名词人，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创作了大量的慢词。当时叫自度曲，就是既作歌词又作曲谱，如姜夔的白石道人自度曲十七首，这和今人只作词的所谓自度曲不同。词更应该是用来演唱的，所以前人有红牙檀板和铁板铜琵的说法。词谱应该是词牌的曲谱，曲谱佚失后词谱变成了格律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