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民运”似患“中共病”——布鲁塞尔“全球民主会”杂感

朱健国：“民运”似患“中共病”——布鲁塞尔“全球民主会”杂感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为了储安平悲剧不再现，谨发此乌鸦之声，得罪一些“民运”人士。


作者 : 朱健国,


發表時間：8/1/2007

我算得一个认同各类民主自由追求的“共生主义”者，无论是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儒家自由主义还是天道自由主义，其中经过历史检验的普世民主精神，都让我心驰神往。因此，我虽从不参加什么“民运”组织和活动，但多年来对流亡海外的一些“民运”组织和志士仁人心存同情、敬意和期望，边鼓敲得不少。不料，近日（2007年5月13日至16日）因一朋友推荐，到布鲁塞尔观摩了一次“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大会”，所见所闻所遇，竟预兆“民运”有患“中共病”之危险，令人疑惑海外一些“民运”“红旗能打多久”？深深悲观悲哀，不由得想直言几句——中共须批判监督，“民运”又岂能离开批评审视？这世界，谁离开了监督都会昏庸腐败。

兹有其时日记，摘抄几许，可见一斑。

窃费先生“笔记本”者，第一嫌疑人是“魏派”
5月13日，星期日，阵雨。
8：30分起床。即到一楼早餐——中西结合的自助餐。这家位于布鲁塞尔红灯区旁的华人饭店，自称四星级，房间管理远低于大陆三星级，但早餐倒确实可口。据说，全城许多旅店皆不说原因地拒绝接待此次会议代表，唯有它和另一家酒店，双双“难得糊涂”地同意了，让会议9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得以住宿。
早餐时遇费良勇先生和潘永忠先生，他们是总部在德国的“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和秘书长，为组织此次会议，已辛辛苦苦了半年。
昨晚刚入住时，听说费先生自驾小车从科隆到布鲁塞尔后，车在路边稍停，几分钟后费返回时，发现车后窗玻璃被砸碎，“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一旁装钱的皮包却毫发无损，怪哉怪哉。当时怀疑是布鲁塞尔的“新华社记者”行窃，通过盗其电脑而获取会议资料和干扰会议。这从比利时政府近日拒绝已到德国的达赖前来布鲁塞尔参加一个西藏问题会，可以感觉到“富起来的中共”，在海外已“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此刻却有人透露，窃费先生“笔记本”者，第一嫌疑人不是“新华社记者”，而可能是“魏京生派”——传说有“民运之父”之誉的魏京生，对此次会议极为不满。据N先生说，去年在柏林召开“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大会”时，魏京生应邀到会，但最后拂袖而去，不欢而散——魏认为费良勇等无资格组织此类会议，非由他这个“民运老大”执牛耳不可。魏在会上想以领袖规格发表最新指示，但遭遇“冷藏”，遂极为怨怼。此次为了挫折此会，已专程坐镇德国，指挥弟子教训会议。
如此奇闻，令人难以置信——以追求民主自由为己任的魏京生，竟然会比“新华社记者”更仇视民主会议？如如事实确凿，可见没有共生理念的民主，必异化为伪民主。无论是中共还是“民运”，皆不能忽视这一历史规律。
下午一个亲闻，使我确信有些民运志士，也如中共一样酷爱论资排辈，大搞等级制。
14：30分，与同房K先生聊天：当今海外民运志士中，是否有领袖人物候选人？刚出狱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是否可能？
忽然隔壁的L先生不请自来，加入我们的聊天。传闻L先生近30年 来，屡因要求民主而被掷入北京精神病院，前年移民到德国定居，专攻中国人权问题。L先生见我与K先生口无遮拦地评说民运现象，大为不满地诘问我：为什么民运朋友都不知道你？你进过大狱？没坐过牢，有什么资格夸夸其谈？干民运是要讲资历的，谁坐牢早，坐得久，谁才有领导民运的资格。
以此论调类推，魏京生不满费良勇，确有可能。而且，还有去年“柏林会议文集”作证，集中没有收录魏京生“最新指示”，仅有很边缘的一张小寸照。

民运不知要出多少“袁崇焕”

5月14日，星期一，阴。
8：30分，全体会议代表乘双层大巴车到达位于布鲁塞尔法律大街200号的欧盟总部会议厅—— 一个可容300来人，可同步翻译18种语言，每座皆有耳机话筒的高级会议室。此时才知，与会者约有三分之一的老外，大多是各国议员、政治家，最高级别有副议长。
此会称“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大会”，倒非虚张声势。
进入会场的安检如同香港机场一般认真。9时开会。主席台一次坐十来人，理论上每人限时8分钟，但没有严格执行。午饭是面包咖啡便餐，一直开到18时。今天发言者以洋人为主，多表达了各国政府对中国人权滑坡的忧虑和关注。

5月15日，星期二，阴。
今天会场在布鲁塞尔市政府新闻中心，座位上只有翻译耳机，没有话筒。9时开会，主席台一次坐五人。今天多是华人发言，会议正式议程上本没有安排我发言，但11时进入“新闻自由”专题时，主持者突然让我上台，作为“老五”发言，胡说了十来分钟“共生论”，居然有不少人感到新鲜而鼓掌。这也许因为此次会议邀请大陆人十来个，但只有我一人最终成行，许多人在“自律”或“他律”下，悄然拒会。
此时才知，参会华人主体，是海外九个民运组织，主要来自德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也有一两个被拒绝入会的民运组织，自己派出代表坚决来参会了，这使得会议氛围时有火药味。
有新消息说，“魏派”确实已专程到德国，指挥弟子干扰会议。
不知为什么，会场上下弥漫着一种互疑为“匪谍”的阴影。来自香港的H先生说，会议中起码有20%的人是“匪谍”，据他观察，连香港《开放》杂志主编也是“匪谍”，大陆“笔会”几个知名领导人，也大有“匪谍”嫌疑；甚至有人说，此次会议的主持者、骨干人物和大陆某知名教授的夫人，也是被“匪谍”收买了，可疑之处多多。还有人用怀疑的眼光问我：大陆谁都来不了，你来了，有什么背景？你又是照相、摄像，又是录音，想做什么？这真叫人心入冰窑——克服千难万险，万里来赴一个只会给自己带来重重麻烦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的会议，结果却是这般冷饮眼猜忌。如此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民运”岂不要走向“东厂西厂”？
这叫人一下子明白了，当年毛泽东为何会大杀AB团，王实昧何以投奔延安而死于延安肃反扩大化——如果此时海外“民运”已有一个根据地执政，也可能照样会大杀“AB团”，大杀王实昧，猛烈开展“抢救运动”的。
如若中共乘势来点反间计或“蒋干过江”之类，“民运”不知要出多少“袁崇焕”！
中共在海外有不少“匪谍”，这是无疑的，必须正视而且有针对性的防范，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此风声鹤唳，“怀疑一切”，“防谍扩大化”，人人自危，自相残杀，则“民运”必倒于“匪谍恐惧症”。
可悲，今日“民运”，正在重走中共昔日的“肃反路”！

借“民运”的旗帜做生意发财

5月16日，星期三，多云。
今天是会议最后一天，会场在布鲁塞尔市政府新闻中心。上午会议主体结束。下午是九个“民运”组织的代表讨论“民运”问题。我非“民运人士”，本想下午与国标夫妇到布鲁塞尔景点逛荡，不料会议主持者竟然恳请我旁听。也许我昨天发言中谈到的“共生主义”对“民运”更新观念有参考价值？
结果到会的最大收获是旁观了“民运”内部的“路线斗争”。原来有些“民运”组织现在正大踏步“民运公司化”—— 一方面借“民运”的旗帜做生意发财，通过帮助想永久留在西方先进国家的华人办理“政治避难手续”来赚钱（申请美国政治避难一人要交纳7000美元）；一方面通过策划“民运活动项目”牟取社会赞助、慈善捐款，有人揭露，某“民运”组织以“援助大陆自由思想者”为名年可得300万元美元，却每年将290万元用于自己“发工资和开支”。“民运”中领袖权竞争得你死我活，与“民运”背后的经济利益大有关系。对此，“理想派”、“批判派”和“赞同派”在会上面红耳赤，剑拔弩张。
如此清晰的是非问题，居然争论不决，可见中共的腐败早已传给了自己的对手。批判中共腐败的“民运”，却不幸早已染上中共腐败病，这是中共的阴谋还是国粹基因遗传？

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悲剧与古老笑话！
“将腐败传给对手”，就像一些艾滋病人故意将病菌传给仇人一样，这可能是中共是最新的“颜色革命”战略。
“民运”已患“中共病”。同病相反（而非同病共治），这是中国几千年不能真正进步的根本症结。
储安平虽然在1947年就发现了大搞民运的中共有党天下有病态，确认“中共倡导的也是‘党主’，肯定不是‘民主’”（1957年明确为“共产党，党天下”），并预言：“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但储安平却没有坚持更有力地揭露中共这一伪民主病灶，心存中共可能自然改正的幻想，到得中共秦皇梦实现，1957年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时，储安平再想制止“党天下”，只有享受“右派”的折磨，最终在文革中悄无声息地从人间蒸发了！
“民运”若不熟读中共党史，资治通鉴，必然重蹈覆辙。
为了储安平悲剧不再现，谨发此乌鸦之声，得罪一些“民运”人士。
但愿有人能记得“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2007年 6 月 5 日初稿，7月29日定稿于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