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恐惧症——亚洲文化的病灶zt

丑陋恐惧症——亚洲文化的病灶
发布者 siyu 在 07-10-04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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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勍

（写在《民以何食为天》日文版前面）

作为一个出生在唐代中国首都长安的人，坐在北京北郊栖居书房的灯光下，给山隔海阻的日本读者写点文字，满脑、满眼尽是禅机“相逢一面500年修”所显现的情愫和气场在激荡冲撞。一时间，思绪自然便有点拥堵且盲然——宛若一个公交车的窄门，乘客们争相往进挤，到头来谁也进不去、出不来，就在那儿拥塞着。

尽管中日两国的空间距离，相对于那些欧美国家要近的多，可两国民众相互间的生疏和误读却要比后者的距离相去远矣！这种奇怪的现状，可以套用一个文学上的名词 “熟悉的陌生人”。而我一直以为，这并不全是因着60多年前、甚至近代以来的那些战争。那么又是什么呢？说起来还真有点复杂，可两国民众在相互获取对方相关历史和常态生活的信息管道上相对单一、而导致的信息量太少应是主因。由于是盲人，那么摸到的大象永远都是大腿或者鼻子，再加上残缺的想象。

还是从与日本有关的事儿说起吧：

我的这本小书入围2006年在德国举办的“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时，并没有引起国际媒体、特别是亚洲媒体的特别关注，而从今年美国宠物食用中国产的猫粮、狗粮中毒开始，美联社、CNN电视台、美国《新闻周刊》、法新社、丹麦《贝林时报》、英国的BBC、德国的国家电视二台、意大利的《Flair 》杂志……我过去听说过或没听说过的媒体，几乎一时间拥上了门。这其间当然包括日本的一家国际著名的电视台和一家报纸。

相比较欧美国家的媒体，日本的这两家媒体的礼节与周到当时真的令我动容——电视记者西装笔挺、迎来送往，间或还有些小礼物；报纸的记者细腻周全，更有茶点款待。加之自己因为过去鲜见日本的媒体，更重要的是我的书马上要出日文版，有借这两家媒体向日本读者传达信息的私心。我便婉阻了他们上门采访的要求，而自己在炎热如同蒸笼的北京，每次都要整整乘坐两个小时左右的车，赶到记者的住地不止一次的接受这两家媒体的采访，算上几次往返路上的时间，两家加起来足足有10多个小时。访谈期间，大家一来二去也到朋友般的客气热络。

可就在一周前，一位知晓我接受这两家媒体采访事体的日本朋友告诉我：周先生，那家电视台做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节目播了，根本就没提到你，更不要说出镜了！那个报纸的记者对你也是只字未提。

直到写这篇文字的现在，我仍没有收到那家电视台记者答应寄我的采访录象资料（当时也左摆右拍的折腾了几个小时呀），而比其采访晚得多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英国的BBC，不但提前告诉我了播出的时间，而且所寄的音像资料也早已收到了。尽管他们都没有日本这两家媒体记者的礼数——一家记者采访时随便的把双脚跷在工作台上，而另一家的两个女记者和我吃饭时专找又破又小的饭馆进。

对此我大惑不解，先后询问过不少的日本朋友，答复几乎是一致的——你讲的太直观了，他们怕播出来出了中国政府的丑，近而得罪中国政府。因此就不采用了。

天呐！这竟出自目前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我的书在中国的处境如出一辙——其实我最近高调见各国媒体，特别是就“假包子事件”公开批评北京政府，使我真切地感到了2006年10月在俄国，那位被公开枪杀的同获过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的俄国女作家安娜死亡的气息和遇害的缘由。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你反对共党或者任何只要不是专指某一个人的抽象的政党反倒没事，有事的是你胆敢触动且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前几天我去为因纸包子事件被判一年刑的记者找律师回来的晚上，独自一人回家真切地感到了害怕，尽管没有发生任何事。除了道义我很脆弱，人有时很强，韧性很足，有时候又像风中芦苇，很容易折，当你一个人去走近黑幕时有时就是这种彻骨的孤独和无望的抵抗。

中国有句老话叫：秋后算账！我自己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这是我1989年“六四事件”后在中国大陆出的第一本书，而下如此大功夫写这本书，是为了所有人的饮食安全和生活品质相对的有所保障，这当中自然包括那些秘密警察和他们的家人。

尽管最近我的那份给美国出版公司作顾问的工作又丢了，主要是公安从今年春节前后就不停地找他们。这就如同前几天我对媒体讲过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如前苏联般的利益格局，只要你触动了这个官僚机制的利益链条。不管你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如果和这个官僚体制的利益链条发生冲突，都必然是死无葬身之地。”更何况 2006年7月，我在意大利，安娜在瑞典，我们虽然不相识，更谈不上事先有所交流了，可我们各自演讲题目的正副标题竟然惊人的一样——国家恐怖是恐怖主义之父。

虽则我曾因1989年“六四天安事件”被关押了近3年，而当年的“反革命”就是现如今中国的“颠覆国家安全罪”的前生今世。而在奴化教育下的人们普遍理解这两个罪名或多或少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情感，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有着天然的责任与义务。如果说我要“背叛”的只能是——那些一直蚕食着这个国家的利益集团和支撑其存活的机制。

我从2002年下半年持续至今、甚或还要一直关注下去的中国食品问题，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写这一本小书，当然也不是为了向日本民众灌输敌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产品的情感原素，更不是要抱着“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疯狂心理籍此来唱衰中国。尽管象这样的疯子，世界上已经不少了。

我只是想要把在中国的现行制度下，食品安全的现状是如何形成的缘由和读者探讨。同时讲出我在这三、四年的时间里，探寻到的一些食品污染的真相，并把食品安全可能导致的后果和普通人如何预防的一些方法公诸于世。籍以提醒人们，特别是中国相关行业的决策层，这将带给中国和世界什么样的危险——假若今年春天，因中国宠物食品中毒的不是美国的几千只宠物，而是几千个美国人的话，那将给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带来什么？就是世界各国都禁用中国的食品，若中国的恶劣食品现状仍不能得到改观，由饮食而导致的类似萨斯一样的病毒要是传染上人身。而在人类流动空前频繁且便捷的现在，又有哪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幸免？须知地球愈来愈象一个村庄，东头患感冒，西头一定就会打喷嚏！而人类所经历的每一次病毒，其惨烈祸患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一直在警惕着的战争。我也希望能以自己这样关注个案的方式和努力，为中国社会最终找到自由的出口而竭尽全力。

而我之所以能持续三、四年，在1000多个日夜里耐着性子看过不下2000万汉字的枯燥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资料，自费且冒着危险去寻找食品污染的线索，现如今又如此高调地藏否中国食品安全现状，难道我就不明晰古谚：“出檐的椽头子先朽”？

其另一个缘由则是缘于我对家人和周遭朋友的关注——再差10多天就已过世整整3年的我乡间的婶婶，其实我应该依乡俗叫她奶妈——因着儿时母亲少奶而吃过她老人家的奶水，其死因是食道癌！这位一生无论遭遇任何难耐苦困都以一脸笑面迎对的老人，临终竟生生的咽不下一口汤水。如果说这位老人因居住的距离距我较远，而导致我对她的病痛还没有太深切的感触的话，那么就同住在北京的我的一位前女友，就在近两年里手术摘除了子宫，原因——子宫癌晚期，因而不能生养，尽管她非常非常的喜欢孩子。而另一位捻熟的女性朋友，也在今年的3月份做了子宫瘤手术！仅我周遭在这不到两年里，查出肿瘤或者癌症的亲友就不下10人之多！

让我感同身受的则是今年5月的一天，一位香港驻北京的记者朋友打来电话，说她自己常规体检查出了因饮食而染上了传染性肝病，苦劝我也去查查，开始我还用“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而嘻戏，结果挨不过朋友的好心去医院一查，血糖高出正常值3倍左右——正常值是6.0，而我则是17.6！不折不扣的是“吃出来”糖尿病。

真正令我身心为之颤栗的，则是在帮这位力劝我检查身体的记者朋友过程中的见闻：她有一位相知的藏族女友，患子宫癌一年有余，想进著名的北京肿瘤医院治疗。因病人太多挂不上号，知道我曾采访过这家医院的一位权威，就央我去疏通关系。且不说进到医院满目老老幼幼的肿瘤病人们形态各异的惨痛状，仅这在医院随时发生的一幕，就足以将我们这些不常去医院的普通人击垮——当我拿着挂好的号从门诊处路过时，一个还不到上学年龄的女童跪在地上喃喃地央求“好心的叔叔，帮我妈妈挂个号吧，我妈妈的牛奶病了！”那是一双怎么样的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眼睛呐——那样的绝望与期盼相揉杂，那样的哀怨与憧憬……

俄顷，我方明白，可怜女童的母亲患了乳腺癌（因母患乳病，小孩从小把牛和母乳搞混了的误叫）！同时，我也知道所谓的子宫肿瘤什么的都是癌的一种，仅是为了不让病人们心理负担太重的人道叫法。通过那位一流的肿瘤权威得知：目前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病因，都与吃有直接关系！而癌症的发病几率正以几何数字递增！

子宫癌和乳腺癌意味着什么？是曾经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过并且将一直要源源不断地提供下去、供我们赖以存活的先决条件——“恒温的房子”和甘甜“牛奶”。却正在一个个的腐烂、淌血、甚至殇亡。

我以为，用下面两则故事，来阐释亚洲人和西方人面对同样的丑陋现状，所表现出的文化心理则较为妥切：一则《韩信惯娃》，讲的是汉朝大将韩信，兵败被霸王项羽追杀，途经一棵古树，适逢一恶少站在树叉上故意往下撒尿。韩信头上、身上尽是尿水，可韩不但不恼，反而唤下恶少笑言：你尿的真好，这是纹银5两，给你。过会儿还有位黑脸汉子要从此经过，你要给他头上撒尿，他会赏赐你更多。结果恶少因把尿撒在霸王的头上而被其生生活劈两半，韩信却因恶少家人与霸王纠缠而得以脱身。而西人的常态情状，则更像其著名的《皇帝的新衣》中那个纯粹的孩子，多半会直言喊出：皇帝没穿衣服！

而在我们亚洲人的日常表述和思维中，往往不顾及真实的尺度，一味的喊大求全，遇事客套而不切实际，信誓旦旦却言不由衷等等。比如自己简单的对各自国家和地区的称谓，无论疆界大小，则一律的——大韩民国，大中国、大台湾、大日本。我把这种心理归结为医学上的名词——丑陋恐惧症，而这可能也正是整个亚洲文化的病灶。这种患者往往用扭曲的心态去观人看己，重要的是常用病态的自尊来遮盖内心深处的自卑。而据心理学家讲：40%患“丑陋恐惧症”的人，都有自杀的念头！

面对如此境况，还有什么事对我来说能有比关注食品安全这件事更为急迫的？而又有什么力量能迫使我放弃或者阻止我继续关注下去的惯性？我明白自己是在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从强大的利益集团手中抢夺子宫、抢夺乳房，甚或抢夺我们的未来！

基于此，我要感谢日本草思社，是他们给了我平生第一次在不受控制和约束下完全表达自己思考的机会，也不用惴惴任何压力而对自己的文字删之减之。最应该感谢这本书的翻译廖建龙先生，若没有他的付出和渊博的知识支撑，这本书则要逊色不少。虽然我曾用中文出过书并写过不少的文章，可要出版成为一本适合日本读者的书，70高龄的廖先生所付出的和我的那本已被他密密麻麻的标注满了供翻译用的中文书，则使我感铭不已！感谢这本书的编辑所做出的贡献！

回到开始的话头——信息量不对等导致两国民众了解的不堪现状上来。我就非常热望我的这本小书，能够成为民间的、哪怕是一个仅仅属于我个人的“遣日使”——期待着象当年日本国派往我的故乡唐长安城去的“遣唐使”一样，回馈我进一步了解日本的知识和资讯，间或再能收获些许友情和缘分则余愿足以。

借用老家长安的一句民谚打住——不怕慢，只怕站。

2007年9月2日凌晨1点51分于北京北郊满井家中

□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