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师傅
·陈 平·
一九八七年冬天，我在旅行社前台卖了近一个月的机票，经理才准许我带团出去。
第一天是一个两人的散客团，旅行社的车都出去了，经理让我自己到外边叫辆出租。我站在马路边一招手，开过来一辆土红色的皇冠。司机座上坐着一位一身蓝涤卡制服，留着说不清是分头还是寸头，胡子拉喳的大脸，像是京郊农民的“土老帽儿”。我有点担心，就问：“上八达岭，你知道怎么走吗？”“土老帽儿”好脾气地笑了：“放心吧！我昨天还拉人上那儿去了，上来吧！”我把俩老外安排在后座坐好了，自己坐到司机旁边的座位上。上了公路，才发现这司机开车熟练，很稳。
到了长城脚下，我让那美国老夫妇坐在车里等着，自己顶着寒风先去把门票买好了，再叫司机把车开上去，开得离入口尽可能近些，才打开车门，让那老夫妇出来，他们一叠声地谢谢，老太太也一口一个“哈尼”地叫。开始爬长城，我有意走得很慢，边走边给他们讲秦始皇修长城，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还把远处的烽火台，近处的小村庄指给他们看，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才爬到第一个炮台。这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我建议先下去吃午饭，吃完饭如果高兴，再回来爬，老头老太太齐声赞同。看那老头老太太脸蛋被冷风吹得通红，我知道下午再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出了长城，我还是让他们在背风处等着，自己下去找司机。我一边往下边的停车场走，一边想，司机肯定在抽烟，把车里熏得呛人；要不就是在睡觉……找到那辆土红色的皇冠，我惊奇地发现，师傅既没抽烟，也没睡觉，正坐在里头看昨天的《北京晚报》。
见我进来，他问了句：“累了吧？”
我更吃惊了——知道心疼人的“车豁子”可不多。我尽量没让脸上的惊奇露出来，轻描淡写地说了句：“累倒不累，就是风太大，天儿太冷。”其实我冻得上下牙直打架。
师傅听了说：“我这儿还有点热茶水，你要不要？”
我又是一惊：“那师傅你？”
“我早晨吃饱喝足了才出门的。”
我不再说话，接过保温杯，“咕咚咕咚”，把多半杯热茶水都灌下去了，立刻，我就觉得身上有了暖和气，脸上也不针扎似的疼了。
把老夫妇拉到旅行社指定的对外餐馆，坐下来，点好了菜，看着他们吃上了，我和师傅才走到隔壁中国人吃饭的地方，叫了六两包子和两碗汤。两个包子下肚，我问师傅贵姓。
“免贵姓夏，夏青。”
“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位重名？”我笑着问。
“是啊，我父母都是工人，没文化，天天爱听个戏匣子，听见里头有个‘夏青’报新闻，就给我也起名叫‘夏青’。”夏师傅一口老北京话。
他接着问我名字，“北外”的还是“二外”的。我摇头说都不是。咽下嘴里的包子，我告诉他我是某某大学毕业的，夏师傅嘿嘿笑了。
“这就对了，我看着你就像东北人。”
“你怎么看出来的？”自以为练了五年的北京话可以乱真了，没想到一个早晨就被这老北京听出了破绽，我不免有点不快。
“我在东北插过队啊！东北姑娘都你这作派。”夏师傅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你插队在东北哪旮瘩呀？”既然已经被夏师傅看出来了，我干脆放松，舌头也不卷了，直接用东北话问道。
“吉林省镇赉县四方台子公社韩村大队二小队。”夏师傅连个“倍儿”都不打地报出这一连串的地名。
“那你是老三届了？”
“六七年初中毕业。”
我刚要问他七七年七八年怎么没考大学，话到嘴边咽了回去——那不是戳人家疮疤吗？七七年七八年考大学的，有几个是工人的孩子？
“你开出租几年了？”我改口问。
“三年了。怎么着，查户口？”夏师傅笑道。
“不是，不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咱们倒是可以合作。”夏师傅看着我说。
“嗯？”
“你负责找客人，接待客人，我负责开车。一个旅行社有这么俩人就够了。”夏师傅看着我，认真地说。
听了夏师傅的话，我心里一亮，是呀！以前我也听说过这种导游和出租汽车司机联合起来“干黑活”的事儿，没想到这事其实就这么容易。
“好，这事就这么说定了，下次我有了客源就找你。怎么跟你联系？”我问。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我家住前拐棒胡同６号，记住了，６号。”夏师傅递过来他的电话号码。
这一带团不要紧，连着二十多天，天天去长城。每天早晨我一来上班，就听见值班经理发号施令：“陈平！八人的美国团，上长城！”“陈平！十一人的加拿大团，长城！”同事们戏称我是“长城专业户”。到了第二十三天上，磨挲着皴裂的双手，看着镜子里被风刺出来的红脸蛋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找到经理，问能不能给我换个地方。经理说，你第一天带团就是去长城，回来客人说你讲得好，所以就还让你去长城。我大叫冤枉，说如果第一天让我去故宫，我肯定一样讲得好。经理一听也有道理，第二天就把我换成去故宫。
故宫一天下来，讲得口干舌燥，走得腿肚子转筋，这才明白过来，还是长城的活儿好，去的时候在车上介绍一番就行，上去不用爬多远就往回折，中午在八达岭吃顿饭，磨上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就打道回饭店了。故宫从午门进去就得不歇气地讲，几个大殿不用说了，防火的水缸，看时间的日咎，都得说说，有时想偷懒跳过去不讲，肯定就有人问。故宫里可看的东西太多了，可讲的故事也太多了，常常讲到后花园珍妃井时，我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借故上厕所溜开。那时候故宫后门里有个卖大碗茶的地方，我有两个星期，天天上那儿去润嗓子，里头的人都认识我了。回到饭店，跟经理说，还是让我上长城吧。经理说长城已经让小顾去了，你回前台坐着去吧。
这天我一个人在前台正坐得无聊，来了两个美国妇女，问上长城怎么走，多少钱。我灵机一动，说，我可以给你们组织一个ＰＡＣＫＡＧＥ ＴＯＵＲ，长城加颐和园，车，导游，午饭，门票，全包，两人一天一百美元。两人一听很高兴，说好了明天一早出发，我马上就溜出门去，给夏师傅打电话。
电话接通了，那头是一个老头的声音，“你找谁呀？”我说找夏青。“几号的呀？”老头又问。我这才明白夏师傅给我他家门牌号码的用途，原来这是胡同口的公用电话。我赶紧掏出小本，冲电话大声喊，“６号的！夏青！麻烦您了！”老头搁下电话找去了。仿佛过了无尽长的时间，电话那头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喂？”
我有点蒙，难道一个胡同里还有两个夏青不成？我赶紧说我找的是男夏青。
“我知道，我爱人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女人小心谨慎的声音。
“噢，请你告诉他，有两个老外明天去长城，我包的活儿，让他明天早晨八点半准时在饭店门口等我。我叫陈平。”说完我就把电话撂了，免得那女人又盘问我。明天如果他不来我就临时在饭店门口叫车，我心想，有钱赚还怕没人开车？
第二天出师不利，先是我坐的３２３在花园村堵车，下了公共汽车都八点四十了，又发现导游证忘带了，这就意味着中午吃饭不能去指定饭店了，我一路小跑到了饭店门口，一眼就看见夏师傅坐在他那土红色的皇冠里，正翻《北京晚报》呢，我顿时觉得踏实，朝他挥了挥手，又指了指酒店大堂。夏师傅冲我点点头，把车发动起来。
车上了去八达岭的公路，我告诉夏师傅，我没带导游证。他说没事儿，到中午他会带我们去一个“又好吃，又便宜的地儿”。
从八达岭上下来，夏师傅开着车过了那两间“国家旅游局指定饭店”，绕了两个弯，进了一个村子。村口一家小馆子，木头桌椅，又干净，人又少，地中间点着个炉子，把整个屋子烤得暖哄哄的。看见有老外来，老板亲自出来，问我们想吃什么。原来他们盖这个餐馆，就是想从八达岭那两家指定饭店抢点客源，无奈地点太偏，导游们都不知道。我问两位美国人想吃什么，她们说想吃面条。我根据我了解的美国人的口味，要老板做大卤面，告诉他多放蔬菜和鸡蛋，少放酱油和盐。出来的结果两位美国妇女很满意，直说这是最好吃的面条，还要跟老板合影留念。
那天我和夏师傅去掉汽油费，给出租汽车公司的“份儿钱”，饭钱和门票钱，净赚了六十多美元，按黑市价就是将近五百元人民币啊。夏师傅对这天的结果很满意，我因为长时间没挣这么多钱了，也很兴奋。夏师傅坚持要我拿“大头”，我开玩笑说，“夏师傅，你要是学会说英语，我就失业了。”
“等我学会说英语，黄瓜菜都凉了。”夏师傅自嘲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瞧你这又是大学又是研究生的，多少年哪，才练到今天这个水平。”
“我那么多年，可不是天天学英语来着，我的专业是计算机。”我笑了。
“噢，这我倒不知道。那你说说，要达到你这个水平得多少年？”
“全脱产，两年吧。”我说。
“嘿，那我还有希望啊。”夏师傅高兴得像个小孩儿。
“真的，你要学，明天我就给你盘带子，你这什么王洁实谢丽斯就甭听了，改听《英语９００句》吧。”
第二天，我就把上大学时听的《英语９００句》的老带子翻了出来，交给了夏师傅。夏师傅拿着带子和书，挺高兴，又问我：“你看我，行吗？”
“怎么不行，你有听不懂的地方就来问我，我不带团时就在前台那儿坐着。”我鼓励了他一把。
“好嘞。”夏师傅应着，开着车走远了。
那以后，夏师傅就特别注意我和客人之间的谈话，第一次听出了几句简单的英语，他兴奋得脸都红了。他也试着开口说，但总是带着浓厚的北京口音，把ＣＨＩＮＡ说成“拆那”。
到了一月份，我赴美的护照和签证都办好了，三个月来旷课当导游，挣了一千二百多美元，我辞了旅行社的工作，从研究生院退了学，临上飞机前一天晚上给夏师傅打电话告别。夏师傅一听我要走，就说他开车去送我。知道夏师傅是个实在人，我也没推辞。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和两个送我的朋友把行李拖到楼下，夏师傅的车已经在院里了，朦胧中隔着玻璃看见坐在方向盘后边的夏师傅，我心头一热。到了机场，夏师傅一个人拎着我的两个大箱子，走在我们后边。进到机场栏杆里边很远了，我回头一看，夏师傅和我的两个朋友仍站在那里看着我，夏师傅的兜里，还揣着不知是哪天的《北京晚报》。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