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工厂并不是天天开工，真正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搞了一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干脆既不批邓，也不开工。厂里经常发不出工资，领导就到省出版局要钱。即便如此，还真没有拖欠过工人工资，境遇比现在的民工可是强多了。由于工厂没什么事，七六年底我去了一趟芜湖，上海，苏州。在当时，这绝对算是出远门了。十六岁的我大开了一回眼界。先是在芜湖，第一次吃春卷。我像个乡巴佬一样问姨妈是不是要先剥了皮再吃。然后到了上海，我简直是两眼圆睁看什么都新鲜。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上海的年轻人，出双入对，女的挽着男的胳膊招摇过市。按保定的道德标准，这简直就是流氓行为。如此糜烂的资产阶级作风，南京路上好八连怎么也不出来管一管？我发现上海人喜欢早起，每天一早去菜市场买新鲜蔬菜，我想这是一种生活的品位和态度。就像广东人要求海鲜之“生猛”一样。不像我们河北人，储存一百斤大白菜，一个冬天不愁吃，可以天天睡懒觉。所以上海女人都很苗条，我相信跟睡眠不足有关。从那以后，我喜欢从背后看上海女人，杨柳细腰。可是一旦回头，动人的不多，并且脸上总带有一点疲倦。所以我欣赏张艺谋的电影插曲：（上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你莫回啊头。我随生长在北方，但从小听父母在家里讲上海话，因而我也跟着讲两句，并且自认讲得还不错。到上海期间，我便时不时地讲几句上海话。有一次我用上海话向一个老太太问路。她看了看我，并不给我指路，而是说：侬瓦斯搡海宁（你不是上海人）。我问：侬哪能晓得偶瓦斯搡海宁（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上海人）？她说：侬岗搡海矮屋像当尼个色本宁岗搡海矮屋（你讲上海话像当年的日本人讲上海话）。我差点没背过气去。从此绝对再也不敢讲上海话。都说京油子嘴上功夫了得，有时候你还真不能小瞧了上海的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