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关村三座楼里还住有几位生物学的前辈，他们中有植物学的前辈钱崇澍、陈焕
镛、林镕和秦仁昌，昆虫学家陈世骧和谢蕴真夫妇。作为一个晚辈，把我所知道的作简单
介绍。
钱崇澍先生与胡先骕先生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主要奠基人，胡先骕先生因“政
治”问题在解放后就不再被提及和重用。而钱先生是学者型因而在1950年后任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1953年前为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直至到1965年12月28日于北京
去世。钱先生是1883年11月11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1910年赴美，先后在美国伊利诺大学、
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先学农学，后改学植物学，最后攻读植物生理学和生态学，
获植物学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 他在中国学术界做了许多组织和领导工作。1927～1935
年、1937～1942年间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教授兼植物部主任。历任南京甲种农业
专科学校、南京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和
复旦大学教授。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钱崇澍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他曾与邹秉文和胡先骕合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植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
》。生前还是中国植物学会的理事长，他是植物学界的长者和老前辈。钱先生呕心沥血，
为我国培养了许多植物学人才，真正是“桃李满天下”。我这里要介绍的另一位前辈、植
物分类学家秦仁昌的启蒙老师也是钱崇澍，秦仁昌的毕业论文《南京木本植物》就是在他
的指导下完成的。每当秦仁昌谈起这段往事时，对钱崇澍老师充满了崇敬和怀念的心情。
钱崇澍先生曾住在中关村十四楼。
陈焕镛先生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晚年移居北京，从
事编纂中国植物志时也住在十四楼。他生于1890年，卒于1971年，是广东新会人。1919年，
陈焕镛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并历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植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他于1928年创办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
室，后改名为农林植物研究所。1954年该所改属中国科学院，即为著名的华南植物研究所，
陈焕镛一直任所长。他常年工作在中国南方，其足迹遍布海南、粤北、鄂西、广西及香港
等地，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深山林区采集植物标本，对中国华南的植物进行大量的调查、采
集和研究，发现100多个植物新种，10多个新属；其中为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而命名的木兰
科孑遗植物“观光木属”和裸子植物“银杉”属在植物分类上有重大意义；与秉志、钱崇
澍等科学家提出建立天然森林禁伐区的建议，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打下基础。陈焕镛
先生于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陈焕镛一生寻求：“求中国科学之独
立，与各友邦并驾齐驱”。他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探求不已。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经
济树木》、《中国植物图谱》（共5 卷）、《海南植物志》（第一、二卷）、《中国植物
志》（第二卷、第十一卷）、《银杉——我国特产的松柏类植物》、《中国木兰科新属新
种》等。
林镕先生是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江苏丹阳人。１９０３年生，１９8 1年
去世。他于１９２８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０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中
法大学、中国大学、西南联大、西北农学院、厦门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福建研究院
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
院生物学部副主任、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中国植物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曾居住在中关村十五楼。林镕先生２０年
代主要从事真菌学研究，是中国真菌学研究开拓者之一。30年代起从事高等植物分类学研
究，是中国菊科、旋花科和龙胆科植物系统分类的奠基者。50年代参加黄河中上游水土保
持综合考察，编写了《水土保持手册》，为黄河综合治理和黄土区水土保持规划提供了科
学依据。主持《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中国植物志》菊科编写，发现了菊科重羽菊属及
各类植物的新分类群百余种。主要著作有《真菌之雌雄异体》、《中国植物志》第74、75、
76(1)和76(2)卷册、《中国新见或未深悉之菊科植物》等。林镕先生有四个女儿，有两人
选择了生物学专业，这始于他爸爸从小对他们的熏陶。他女儿深情地回忆父亲的为人是刚
直不阿，不会看风使舵，也绝不说违心的话。他严格地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是“自己的事
自己做，今天的事今天做，不要等别人！不要等明天！”“不要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
随波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