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台前幕后
李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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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当时，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多猜测。30多年过去了，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严峻性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会看得更加清楚。
国际局势乌云压城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和苏联边境领土纠纷渐渐升温，并趋于白热化。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多次边界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谈判破裂后，苏联领导人下令把军队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在其本土的亚洲部分和蒙古共驻扎70多万兵力，把军事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感到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中苏领土纠纷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从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苏联挑起边界事端4189起，军事部署上，由70万人增加到114万人，并且不断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侵华战争做准备。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在黑龙江珍宝岛苏军与我军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双方都有上百人的伤亡。1969年3月5日，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
1969年6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多次召开战备会议，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做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9月30日，疏散了北京几个机场上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了障碍物，机场人员配发了武器，准备打击入侵的敌机。10月中旬，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疏散了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和老同志，许多大城市也进行了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全军进入紧急状态，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这种状况持续到80年代初期。但是，对于战争何时爆发，以什么形式爆发，战区主要在哪里，人们很难准确预测。因此，作为大军区主要领导，熟悉全国多个战区的情况是有必要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据中央命令所称，是“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这应该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世友 皮定钧 杨得志 曾思玉
国内斗争乱云飞渡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73年8月24日至28在北京召开的，比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间仅仅早4个月。这次会议中，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由上一届的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增加到9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四人帮”的主要成员王洪文、张春桥进入了最高领导核心，王洪文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因为年轻，国外都猜测他将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表面上看，“四人帮”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其实，因为叶剑英、朱德两名老师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并且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加上周恩来的支持，“四人帮”的阴谋仍然不容易得逞，党内斗争更加激烈。
特别是在江西“改造”的邓小平回到北京，更让“四人帮”感到不安。
1972年1月，陈毅元帅不幸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肯定陈毅是个好同志，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他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契机，便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邓小平得知后，于1972年8月3日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些工作。毛泽东接到信后，同意了邓小平的请求。就这样，邓小平在江西度过了3年“改造”岁月之后，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同年3月16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毛泽东整整80岁，身体每况愈下。两年前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叛逃，死在了蒙古，这对毛泽东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自己精心挑选了多年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林彪，竟然是身边的定时炸弹。他曾经有过较长时间的痛苦反思，不得而知。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急于安排后事，为下一代领导人打好基础的想法越来越明显。
受命于危难之中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清醒地认识到，林彪把持军队工作12年，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干扰和破坏十分严重，许多单位的问题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紧紧抓住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个中心环节，大力开展各个方面的工作。他和军委办公会议人员一起着手筹备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并多次派出工作组，下到各大军区了解情况。叶剑英认为，军队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大单位（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是军队的“上层建筑”。而基层部队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基础，军队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狠抓政治思想教育，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二是进行调整。
叶剑英的这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大家注意到，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坐在了茶几旁。会议开始，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客室里雅雀无声，大家等着他下面的话。大家明白，毛泽东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虽然没点名，但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那段时间是周恩来和王洪文主持政治局工作，主要的还是周恩来在主持。谁也弄不清楚，王洪文和江青又向毛泽东进了什么谗言。
毛泽东再次批评政治局和军委：“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说完，他停顿片刻，扫了大家一眼。
会客室里，静得掉下一枚针都能听得见。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也感觉到了。他缓和了一下气氛，换了一个话题：“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完这句话，他转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是这样的。对于他来说，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没有任何工作上或其他方面的影响。
王洪文听完，连连点头，虽然面色平静，却掩盖不住内心的高兴。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搞起了成规模、成建制的民兵队伍，企图取代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和地方上人民武装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装”。但是，上海在南京军区的辖区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事事掣肘，把许世友调走，就少了一块“绊脚石”。
不但是许世友对王洪文掣肘，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也是这样。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快散会时，王洪文忽然从主席台上跑下来，找到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假做客气地说：“田副主任，开完会你留一下，有一件事情我们商量一下。我已与李副主席讲了，我们三个人谈谈。”
散会后，已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从台上走下来。王洪文对他说：“关于民兵指挥部的问题，你们总政治部态度不明朗，《解放军报》也很少宣传。”
李德生当即驳斥他说：“民兵是毛主席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兵历来都是由军区、武装部来管的。如果不让他们管，另外成立指挥部，这牵扯到一个体制问题，体制问题要慎重。”
田维新明确支持李德生的意见：“现在军区和武装部管民兵，战时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平时管治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军区和武装部有一套现有的组织班子和干部队伍，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一下子要改造过来，要慎重。”
王洪文听到他们两人反对，就立即使用造反派经常使用的上纲上线，扣大帽子手法：“毛主席不是说了，民兵也要改造，我们认为要改造民兵工作，民兵指挥部是最好的形式，同志，这是个新事物，对新事物要敏感。”
田维新在军内虽然知名度不太高，但也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战争年代担任过太行军区祁县独立营政委、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八旅团政委、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担任过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工副政委等职。他对王洪文等造反派素无好感，听到王洪文又扣大帽子，一下子就火了：“王副主席，你和李主任谈吧，我家里有一大堆事，有文件要处理，先走了。”说完，不等王洪文同意，转身便走。
李德生看到田维新走了，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着，也走了，把王洪文孤零零丢在一边。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竟然一下子找不到感觉了，愣了片刻，只得在心里记下仇，恨恨地走了。对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是非常同意的，事情越乱越好，乱中才能找到机会，造反派都是在乱中起家的。
毛泽东不顾他们的想法，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主持会议，在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提议后，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政治局委员一起唱歌。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其实，在那个动乱时期，不要说全党步调一致，政治局的步调就难以一致。
唱完歌，毛泽东又解释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因为有的大军区司令员，在一个地方已经呆了一二十年。他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搞得关系盘根错节，对工作不利。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区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吧。”
邓小平点点头，稳健中透着刚强。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对这个决定有什么不同的反映，但在他们的内心里，有的拍手叫好，有的却气得咬牙根。
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这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表扬。
邓小平脸上泛起淡淡的笑容，没有说话。
毛泽东忽然又换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大家都明白了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是要大家支持王洪文的工作。
整个政治局会议，始终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军队高层领导的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2月20日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接见后，大家进行了分组讨论，众将领对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致表示赞成。
对调具有戏剧性
12月22日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再次集中。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李德生，时年57岁，河南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0年毛泽东对林彪集团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是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1973年召开的党的“十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在北京军区工作时间不长，却为当时正在谋求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不容，他们指使爪牙喊出“打倒军阀李德生”的口号。他们的这些阴谋活动，显然影响了毛泽东的重要决策。就在这次调沈阳军区任职后，李德生仍被毛远新所排挤，不久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陈锡联，时年58岁，湖北省红安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已达14年之久。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杨得志，时年63岁，湖南省醴陵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5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已达18年。曾思玉，时年62岁，江西省信丰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7年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韩先楚 李德生 丁盛 陈锡联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许世友，时年68岁，河南省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担任本职务达18年。丁盛，时年60岁，江西省于都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韩先楚，时年60岁，湖北省红安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达16年。皮定钧，时年59岁，安徽省金寨县人。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9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在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以前，他多年在福州军区工作，对东南沿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当时全国共11个大国区，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员调动。没调动的军区司令员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这3位司令员任职时间都很短。原任大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没有了职务，1969年10月被“疏散”到湖南省汉寿县一个农场劳动，犁地、挑粪，一直干到1972年，后来，去长沙治病，又转移到一个疗养所。1973年的一天，身边的人员忽然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喊老秦了，要叫首长”，1973年6月，军委领导通知秦基伟到成都军区任司令员。
12月22日会议是由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命令。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想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点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
王洪文在部队当过几年兵，他1951年入伍，呆了几年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干事，但对军队的“点名”没有更深层的了解，对军队高层的“点名”则更不了解。“点名”制度在军队历史悠久，《内务条令》中亦有明确规定。连队每星期都要“点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点名”的内涵得到了延伸，军队的“点名”不只是清点人数，而成为了一种严肃的仪式，一般“点名”的人都是最高首长，被“点名”的是部属，点名后，最高首长要总结工作、部署任务。王洪文当了中央副主席，有些昏头，也就大大咧咧地拿起花名册，点起名来。
“许世友！”
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王洪文在上海造反多年，最怕这个南京军区司令。他壮着胆，又点了一次：“许世友！”
忽听得“咚”地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往茶几上一磕。王洪文抬眼一看，不光是许世友，杨得志、皮定钧这些老将军都鄙夷地望着他。王洪文胆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王洪文这才尝到了军队高级将领的厉害。
周恩来不得不救场。他拿过花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刚才还是很傲的将军们，现在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名点完了，周恩来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
毛泽东宣布完了对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没有一个人耽搁，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去上任。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出奇的速度结束。
（摘自《湘潮》2005、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