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斗、批、改”的浊流中沉浮
何钟林
1968年下半年，全国各地省级的革命委员会陆续成立，理论上讲，无政府状态应该有所克服。但是情况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样满意。我在1968年4月23日的一篇日记中写到：“安徽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了，这在全国是第二十一个。辽宁的革命委员会看来很快也要建立起来。有了权利机构一切事情都会好办一些，也比较有次序。目前，投机倒把在沈阳比较厉害，买不到必须的生活日用品。例如，牙膏、灯泡等。不完全是因为货物不足，投机倒把从中剥削，扰乱市场。“五一 ”节快要到了，市容将会全面整顿一下”。但是，我的善良愿望并没有实现。反而，随着“斗、批、改”的进行，各地局部的不平衡，混乱有所加剧。辽宁依然是个重灾区。1968年6月我在被一派红卫兵“群众专政”以后，情况依然是不明朗,可以说是糊里糊涂“专政”，糊里糊涂“被专政”。不久“军宣队”、“工宣队”陆续进驻沈阳轻工业学院学院，两派红卫兵初步联合起来，谁都要表现得更革命一些。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就在这局部“斗、批、改”的浊流中跌跌撞撞，不亦乐乎。一个阶段，“牛鬼蛇神”的队伍似乎也有所扩大,因为两派都有各自认定的“牛鬼蛇神”，彼此要“尊重”对方，“牛鬼蛇神”的数目就叠加起来。两派红卫兵联合以后，可能是为了展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让我们所有的“牛鬼蛇神”，包括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集合起来，开始每天早晨的请罪活动。请罪时队伍的排序，不知道两派红卫兵是怎么协商的，带头的是原沈阳轻工业学院党委第一书记，依次是党委副书记、党员院长，我们教职员工中的“牛鬼蛇神”排在最后。我对“排座次”的概念，就是那个时期有了深刻印象。我们的队伍最多时大约有二十多人，仍然是由我担任“牛鬼蛇神总队长”，我得出列，带头呼喊请罪的口号：“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他的人再跟着喊一遍。但是，当时我很困惑，带头呼喊请罪的口号，是由于我是这群请罪队伍中罪行最大的？还是罪行比较轻微？出于自我安慰，我认为我还是比较有点希望，努力改造自己吧。不管怎样，为了请罪队伍的整齐，呼喊的请罪口号应该整齐而又不嚣张，声音要有沉痛感，但音量又不能太小。我们事先要有排练。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字的发音是单音节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八个字，正好符合“一、二、三、四”的节拍。但是，在掌握节拍上需要注意，“脱--”、“胎--”和“重--”、“新--”均是两拍，而“换-”、“骨-”与“做-”、“人-”各一拍。虽然是各自低头弯腰，脖子上挂有大牌子，行动颇有些不便，但是请罪步伐走得大体上还算整齐。只是有一位教硅酸盐的老师，专业研究颇有成就，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就玻璃表面Griffith裂纹在硅酸盐学报发表论文，我还帮助过他借阅过一本英文图书：“分子光谱“。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是国际玻璃协会的副主席。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可能一直不喜欢体育。当时他出操请罪时，手脚动作总也配合不好，应该是出左脚，伸右手；出右脚，伸左手。他天生小心，总是十分紧张、害怕。据说，查出他历史上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帽子自然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出操请罪时，你只要心态平和，弯腰低头照常走路就是了，可是他却偏偏出左脚，伸左手，而出右脚时，只好伸右手了。样子十分滑稽。在演练的时候，他就挨了红卫兵的一顿拳打脚踢，愈发紧张，愈练不好。样子十分可怜。后来，也只好随他去。可能红卫兵也认为这样请罪更具有观赏性，不再认为是对请罪的不敬，也就不去管了。那时，红卫兵总是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说成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什么“小麦、稻谷不分”；“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我们研究的学问都是“马尾巴上的问题”，毫无应用价值等等，------。借以打破“革命群众”对我们的“迷信"。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发现我们所有被强迫请罪的人，至少在外表上对“革命群众”的态度都是十分“迷信”，对 “伟大领袖”又是十分“虔诚”。开始围观的人很多，但是后来每天我们绕操场走三圈，几天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轰动效应了。红卫兵又想出新花样，这便是唱嚎歌，歌词大意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曲调借用儿歌“两只老虎”的曲调，当然是不伦不类。排练了几次，可能主管的红卫兵也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中让“牛鬼蛇神”唱歌有负面作用，影响不好，就没有继续采用这种方式来侮辱我们的人格。因为我们“牛鬼蛇神”的人也比较多了，担当的劳动任务也多了起来，除了传统的打扫厕所，清扫楼道以外，又增加了扛粮、运煤，修大院围墙等等。我的泥瓦匠手艺就是那个时候练的。据说古代的秦始皇抓民工修宫殿，宫殿修完了，就把抓来的民工统统活埋，以防泄露秘密。这叫自掘坟墓。我们在六十年代倒没有遇到过这样残酷的待遇，但是却享受到一回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事件。事情在工宣队进来不久，一天掌管我们“牛鬼蛇神”的李师傅，亲自向我布置：要我安排几个泥瓦匠手艺比较好的 “牛鬼蛇神”砌墙。我跟他到一处干活场所，去看看要求怎么干。他领我到当时沈阳轻工业学院工字楼一楼的西北部的几间大房间，好象原来是教室，进深约4米，高度在3.5米左右。李师傅告诉我要把它们都间壁一下。好在每个房间都有两个门，也有地方可以备料，七、八个人干活可以施展得开。于是，安排连我三个人砌墙，这边拉线，准备工具、脚手架等，其余的人运砖、取土、拌料、和泥，基本上半天可以完成一个间壁墙。但是，工宣队的师傅还嫌“牛鬼蛇神”干活不够快。可是，这种采用泥砂料砌的间壁墙，不同于水泥砂浆，固化比较慢，间壁墙的高度超过一米以后，由于重力的作用，间壁墙不容易保持平直，有时向一边倾斜，如果发生坍塌就是严重问题。于是，赶紧向工宣队李师傅汇报请示，还是不能太快了，如果需要急用，能不能两个房间同时开始砌间壁墙。这样速度也可以快一点。工宣队李师傅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同意这样做。慢就慢一点吧，好在随着墙体高度增加到两米以上时，干活、运输各个环节都有些不方便，速度自然慢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些间壁的房间都是给我们“牛鬼蛇神”做隔离审查用的。我们这是“自筑囚室”。随着“斗、批、改”的深入，“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对我们的批判、斗争、审查更为严厉。可能为了防止“牛鬼蛇神”之间互相串供、“交头接耳”，我们都住进了“小号”。更多的失去了自由，吃饭也由食堂送来，晚间睡觉不许关灯，不时有红卫兵在门外巡查监视。我们住进新间壁的房间以后，由于工期短，在沈阳深秋的季节里室内温度又低，墙壁来不及干燥，匆忙进住后也不容许开窗，通风不好，又加上人的呼吸作用，间壁墙一直是湿渌渌的，汽凝水延着墙壁经常流淌下来。当时也根本没有人考虑健康、卫生的要求了。好在年底，沈阳轻工业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不久，我就进了“学习班”，集中检查、交代问题。1969年1月把我从“牛棚”中释放了出来。当时叫做“解放”。恢复了自由。编到三班五组，参加“斗、批、改”。
我在“牛棚”里面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但是，有一件事情也是值得我终身忏悔的。当时在“牛棚”里关押了一个过去国民党的老兵，他原先是学院食堂的一个炊事员。平时大大咧咧，喜欢喝酒。揭发他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条是：他炒菜时，遇到火不旺时，就往火炉里浇一勺油，当时这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行为之一，“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没有什么文化。红卫兵让他交代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什么事情，他居然也能够絮絮叨叨地说：某年某月在云南楚雄，晚间站岗开枪打死了一个老百姓；某年某月在河南开封抢了老百姓的东西；等等。虽然有情节，但是大多数交代也没有旁证。有时候叙述的时间、地点也颠三倒四，因为毕竟也是发生在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红卫兵可能也没有足够耐心，他们就把做访问笔录的事交给我来做。我承认我是做了帮凶。但是，这同时也使我了解到在混乱的旧中国，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情景。听了以后也是唏嘘不已。对这位老兵，我觉得我做得最过分的一件事是：在“牛棚”里，根据红卫兵的指示，组织了“牛鬼蛇神”的批斗会，我充当了批斗会主持人的角色。而被批斗的对象，就是这位老兵。事情的缘由是；在劳动中这位老兵拣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的半成品，在一次红卫兵突击搜查“小号” 囚室的行动中，这位老兵拣到的毛主席像章成为红卫兵的战利品。但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这枚毛主席像章半成品的眼睛部位有一个砂眼。于是，这位老兵大祸临头，红卫兵要他承认：他是出于阶级仇恨的目的，在这枚毛主席像章上扎了一个眼。但是，这位老兵并没有承认这件事情。于是，红卫兵便把这位老兵交给“牛鬼蛇神” 批斗。在“牛棚”里面的一个大房间里，我们“牛鬼蛇神”自己组织了批斗会。工宣队李师傅、还有几个红卫兵在一旁监督这次批斗会。“牛鬼蛇神”中很多人对这位老兵的印象并不好，加之这位老兵在学院中的地位低微，于是批斗会的火力十分猛烈。因为我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倒不需要我做什么发言。但是我是会场气氛的引领者。我的表现不比那些急于“立功赎罪”的“牛鬼蛇神”们更有廉耻一些。我充分学习了红卫兵组织批斗会的经验，但貌似宽容一些，当这位老兵有所交代的时候，就让他稍微直起腰来，否则便是低头大弯腰。可能这位老兵在解放后十几年的炊事工作中，积累了腰肌劳损的职业病，在经过我们长达3-4小时的批斗中，他终于支持不住，承认他是出于阶级仇恨的目的，给毛主席像章上扎了一个眼。这就是“逼、供、信”。因为，我很清楚，他当时并没有充分的作案时间和条件。比如说，用锥子什么的，他并不具备。通过物理鉴定，也完全可以辩明：像章的砂眼是铸造过程中的缺陷，而不是人工破坏的结果。“牛鬼蛇神”们终于完成了批斗会的任务。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位老兵并不特别记恨我的恶劣表现。在宽甸农场劳动时，他甚至还在无意中救了我一命。事情经过是这样：1971年冬天在宽甸农场，我们大约四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白天劳动之后，人也比较疲乏，晚上封上煤炉以后，我们便安然入睡了，半夜里我觉得头疼痛，也没有理会。但是，这位老兵却连续地大喊大叫起来，惊动了左邻右舍，赶来救援。原来，发生了煤气中毒。当我们被抬到室外空旷的地面时，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们终于苏醒过来。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我们醒过来之后，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去拾粪去了，而没有顾及这位自我保护能力极强，生活经验丰富的老兵。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位老兵，可能我也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想起来觉得还是应该首先感谢这位老兵，而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感觉到十分羞愧。这位老兵，在我们共同被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一直对我十分友善，当时我每个月包括穿衣、吃饭，仅仅只有30元钱。还要接济父母亲一些钱，生活非常拮据。真是祸不单行，偏偏我又在赶车的过程中，摔了下来，摔破了手表表蒙，表蒙上有一块有机玻璃破口不知道摔到什么地方去了，虽然我用胶布黏合了手表表蒙的破口，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但手表终于完全不能走时了。在艰苦的劳动中，我多么迫切地需要掌握时间，这位老兵知道了这些情况，默默地给了我20元钱，让我彻底修好了这只手表。这种困难中的帮助，对于当时要比他小二、三十岁的我来说，已经不能用“忘年之交”的感激来表达。人间有许多“真挚、善良、美好”的东西，那怕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冥冥的黑暗中，也会看到希望，也会看到光明。
我在1969年一月，在三班五组开始参加的“斗、批、改”生活，也是不平坦的。可能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所以态度一直比较“恭谦”。我从“牛棚”中放出来以后，倒还没有受到大的折磨。但是，我在思想上却一直十分紧张。军宣队的小魏，一个来自河南农村十七、八岁的小兵是我们这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纺六五八班大学生的最高领导者。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的深入，小魏怀疑编在三班五组的一位数学老师可能是“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份子”。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布置任务：要我故意在这位数学老师面前说反动话，看看他有什么反应。这是一种“苦肉计”。但是，我这个人还是有天地良心，我不能平白无故地去陷害人。所以，我一直没有按照小魏布置的去做，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所幸不久，整个学院全体教工和在校学生，都徒步行军到辽宁省清原县，进行长途拉练，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换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对我也是一种经历。好在我当时年轻，背负包裹行囊，对于我不算是什么沉重的负担。可怜的是那些还没有得到“解放”的牛棚难友们，他们要走一路，被斗一路。三月的北方大地，仍然笼罩着浓浓的严寒，师生们走得疲劳了，批斗“牛鬼蛇神”就是工宣队和军宣队使用的“强心剂”。我亲眼看见我们化工系的一位老师在路旁被批斗的情景，他也和我们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行李，戴了一顶里面带有一圈油迹的棉帽。而他在被批斗的时候，棉帽是必须脱下来的，拿在手上。于是，他的头在寒冷的风中散发着热气，而他手上的那顶棉帽，则在更长的时间里，由于蒸发水汽，不断哀伤地飘逸着丝丝白烟。他诺诺地重复着已经讲过了多次的故事，表示“认罪、服罪”。其实，他是在刻写钢板编印红卫兵小报时，不小心在正版伟大领袖的头像后面的二版位置上，刻写了一篇打倒、讨伐的派性文章。打倒的字样，在印刷套版时清晰地透印过来。加上他的父亲有些历史问题，于是他就成为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我们基本上无心欣赏沿途秀丽的北国风光，祗是在路过抚顺大伙房水库时，在一望无际的冰面上行军有一种怪异的感受。但是，在到达目的地以后，北方原始森林和大片的次生林地，却一扫了几年来我积累的抑郁和疲劳。我们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我的房东是一位机敏的老人，有一次他单独带我进深山老林，在他的一个朋友家中吃饭。这在当时，是严重的违反纪律的行为。他却安慰我说：“不管事”。对于这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经过多长时间，将来会干什么，我的心中是没有任何底数的。但是，我朦胧地有一种将来要长期扎根农村的感觉。我不惧怕农村的艰苦生活。我仍梦想着我会创造未来。
我买了一把自用的砍柴镰刀。因为砍柴是我们初到农村，住在老乡家里所必须的。同时，我们集体成立食堂，也需要柴火。我们大约集中砍了半个多月的柴。那时侯，也没有太多的环境保护意识。清原县整个就是一个山区，周边山丘的灌木丛林很多，随你去砍。但是，用镰刀砍柴还是一个包含一定技巧的劳动。一刀砍下去，还必须有一个向上提拉的动作。开始的时候，我掌握得并不好，傻用力气。这倒并不是我初到农村急于表现的热情，而是长期在都市中郁闷生活，我有一种重新自我改造的动力。早在这次下乡的时候，我就准备了一双硬底牛皮靴，在砍柴时派上了用场，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脚底下的柴火茬和刺棵。也正是这双硬底牛皮靴使我逃避了一次大的劫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砍柴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夕阳西下，心情有些放松，就在这个时候，我一刀砍下去，没有集中注意，镰刀砍到我的脚脖子上，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我也不敢告诉别人。低头看时，我厚厚的牛皮靴靴帮上已经有一个长长的裂口，用血流如注来形容也许并不过分，好在马上就收工了，我休息片刻之后，又和大家背着砍的柴，扛着遗弃在山上的大树段下了山。我不知道这一路是怎么走下来的，只是感觉到脚脖子有些麻木。吃过晚饭，回到老乡家，我检查一下，整个右脚牛皮靴中满是凝结了的血液，伤口泛白，微微有些肿胀。我倒了一些备用的白药，用纱布缠了几圈，换了一双干净的袜子，便没有再去管它。几天以后，伤口就结痂了。假如这次受伤，我没有穿用硬底牛皮靴，也许后果会更严重些。感谢我的父母亲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身体，我象蜥蜴一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但是无疑，我的坚强的生活信心，总是怀抱着美好的生活愿望，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每当生活中有什么变迁，我尽量作好充分的应变准备，来迎接它。我无声无息，渴望着在劳动中获得人们的理解。默默地做着各种工作，听候着人民的召唤。但事情并不象我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在清原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办的一个“学习班”，但是没有什么新问题可以交代。1969年4月，学院在清原农村听传达中共“九大”的报告，在会场上突然我和一个已经“解放”的“三青团小队长”，被军宣队做传达报告的周副队长当时通告，需要立即离开会场。真不知道政治风云又有什么变化。但愿这祗是报告人为了让所有听报告的听众能够更认真些，而事先安排的。
尽管我每天早晚都勤劳地挑水、扫院子，春耕时我也和贫下中农一起刨坑、用手抓粪，覆土、播种，看起来贫下中农也对我不错。但是，这一切似乎引起了我们的红卫兵女连长的不满。她认为我是在欺骗贫下中农。需要我向贫下中农交底。反正我已经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的批判，脸皮也变得厚了，在一次地头批判会上，让我当靶子，要我坦白交代问题。我也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刚刚要讲我的那些大实话时，这位红卫兵女连长，又突然保护我，不让我讲下去。事后我想，在那种场合交代所谓“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确实对我们所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都是很尴尬的事。这次地头批判会，无非让我“夹着尾巴做人”罢了。就这样糊里糊涂，在清原农村呆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沈阳。也不知道是到了“斗、批、改”什么阶段，反正有“开门整党”、“解放干部”等等环节，整天煞有其事，批过来，斗过去。而那些“共产党员”、“干部”们，为了早日取得“群众谅解”，必须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给自己无限上纲上线。例如，有一个党员教师，青年时期犯了一个一般性的生活错误，就把自己说成是“流氓成性”。有一个身体比较瘦弱的老师，胆小怕事，就要给自己定性，“政治立场不坚定”、“大风大浪沉到底，风平浪静浮起来”，是一个王八。我们“革命群众”也要跟着他自己骂一通。但是，这种闹剧并没有持续多久。1969年秋冬，在国际上随着中苏矛盾升级，在东北地区“准备打仗”的气氛日益浓烈，林彪发出了“一号通令”，理所当然阶级斗争的“弦”又蹦得更紧。沈阳轻工业学院也准备疏散到宽甸农村去。事实上，就当时全国形势而言，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国民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从1968年冬天开始的全国范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曝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假、大、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已经使很多人有所觉悟。所以，1969年年底，在沈阳轻工业学院革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突然宣布我为“定性不带帽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立即押赴宽甸农村去进行监督劳动改造，我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整个沈阳轻工业学院搬迁到宽甸农村，难度是很大的，人心不稳。我确实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感叹。在接受现实，我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示拥护之后，我不免陷入深深地悲哀之中。唉！古往今来都有“杀鸡给猴看”的谋略，我就是那只可怜的鸡！虽然，在经历了五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没有最终保护了自己。但是，我需要开始实践一下，“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能不能找到新的出路。在全国“反右派斗争”12年之后，又再一次划“定性不带帽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可能是某一级革命委员会的发明。而我最为关切的是在进行“监督劳动改造”方面，有那些政策规定。大会上宣布，每个月祗发给我30元生活费。我还要坚强地活下去，怎样接济我的父母亲呢？当时也想不了许多了，到宽甸农村下乡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