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大龙
“买办经济”，是一种严重依存于外国经济势力，而存在的经济方式，是一种依附经济，没有自立能力。当然，这并不影响“买办”阶层们先富起来，而且这个先富速度是很快的。先富的手段无非是，把国外的垄断产品贩到国内来，再把国内的资源廉价的卖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买办”？象美、日等所谓崛起的国家，当初都是通过明火执仗的抢劫式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后来的国家想如此崛起，就没有条件了。这些强盗发财后，当然会洗黑钱漂白了。
今天这些崛起的国家，大多都是鼓吹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落后国家想崛起，就只能够勒紧裤带苦干了，这个苦干不是短期内的干，而是干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把国外先进的产品贩进来，和把国内的资源廉价卖出去，却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睡床板，明天当老板，这就是“买办”经济，如此吸引一部分人的重要原因。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自然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思想解放了，从新的视角来看问题，就会发现李鸿章、汪精卫的确都是如此的。
“买办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母语的衰落。韩国是一个小国，在历史上也受到过日本殖民的残酷统治，韩国人当中，也出了不少韩奸。但是，韩国人在前些时候，对历史上的韩奸进入了界定，把这批人，打入了历史的耻辱柱中。一个小国能够这样有骨气，猜想，韩国的经济一定不是什么“买办”经济，韩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们，一定是通过“剥削”外国而崛起的，肯定不会为外国民营企业家做监工，做“买办”。所以韩国是不会容许戏子们去演日本艺妓的，也不会为了与“国际接鬼”而修改历史教科书。
“买办”一职，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为打破这一限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
“买办”的身分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最初，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随着侵略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大批当地“买办”。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买办”与外国在华洋行之间，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
鸦片战争后，外商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活动。这些“买办”成为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贩卖鸦片、经营丝、茶的巨商。为扩大洋行业务，洋行主东还要求“买办”勾通封建政权，依托地方“官绅”势力。外国商人与“封建官僚”之间，往往通过“买办”建立密切联系。
由于“买办”职能的扩大及活动的增加，“买办”在洋行中的地位，及其雇佣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首先，在大洋行内，出现了层层相属的各级“买办”所构成的“买办”间或华账房，洋行主东只要控制“总买办”便能驾驭他以下的全班人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买办”要向洋行主东承担，以至保证洋行全部购销任务的完成，从而使洋行老板无需承担风险，就能随心所欲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其次，“买办”的佣金及薪资制度，也有相应变化。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有的“买办”每年佣金收入不下五六千两。此外，“买办”还利用职务之便，独立经商，投机倒把，走私偷税，敲诈勒索，由此而来的收入，几乎没有限度。
“买办”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甚至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均落入“买办”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买办”势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内地城镇的“买办”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买办”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什么叫“官僚买办”，鸦片战争前，“买办”必须经公行行商推荐、担保，并向广州地方政府及海关监督，请领执照才能充当“买办”，从外商处领取少量薪金，主要收入来自佣金和小费。
鸦片战争后，行商制度被取消，外国商人，自己物色并雇佣“买办”，而“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者直接的资本合作关系，成为外国资产阶级入侵的“帮凶”，同时也为自己积累资本。
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一部分“买办”逐渐“官僚”化，与此同时，一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务派“官僚”也日益“买办”化。这有力地促进了“买办”势力的发展，并使得中国“买办”阶级，一开始便同“官僚”结合起来，成为了早期的“官僚买办”阶级。
“官僚买办”阶级，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续性问题，应首先需要论究到它发生或形成过程的起始点。
“官僚政治”是当做“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似乎只要问中国“专制政体“是何时开始的就行。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即“官僚政治”的支配。谭复生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盗”，且不忙解释，但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袭秦代“专制政治”而来，却是一个事实。而“官僚政治”必然派生出腐败的“官僚买办”，这就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不争事实。
痛将士之壮烈，恨当今之腐败“官僚买办”。偌大之中国，屈服于西方，惨败于倭寇，让百姓欲哭无泪。纵观中国几千年，未曾如此阳痿不举。明治维新，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几乎在相同时代背景下进行，结果却天壤之别。日本花了50年时间，打败了中国清王朝，还打败了俄国。是什么原因，使一个“盛世”的大清朝，在一个甲子年间60年中，走向“毁灭”？，答案是“官僚买办”葬送了大清朝！
四大家族概念是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的。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是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这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大有非常相似之处。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的文人陈伯达，在内战的解放战争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约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根据日本资料，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
摘引于下：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还有美国方面的，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官僚买办”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这就是“官僚买办”葬送国民党的历史片段。
洋腐蚀，催生新的“官僚买办”，当前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民生惨淡、消费不足，而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出口增长太快、外汇储备太多，社会主要矛盾之一是，“官僚买办”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二元对立”。“科学”与“人民群众”对立，“发展”与“公平正义”对立，“效率”与“环境保护”对立。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这不是学术问题。这是对包工头们的辩护词，是最厉害的“豆腐渣”工程、最高明的“假冒伪劣”、最毒的“精神消费品”进行辩护。这是为一切针对民众的“劫掠”、“盗窃”、“剥削”的辩护。
当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与人民分离甚至对立的时候，这个民族就极其危险了。这就如同一个人肉体与精神的分离。精神分裂或精神错乱的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肌体，并无实际意义，仅仅摆设而已。
中国的知识精英，整体上是稚嫩的。知识精英有了知识之后，失去了境界。一经进入市场经济大潮，现实主义就压垮理想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加无政府主义，堕落了知识精英的灵魂。一群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但却没有良知的精英们，变成了聪明机警干练的苍蝇，附着于污浊和丑陋之上。最可怕的是，他们并不觉悟，并不以此为耻，他们还在制造、传播、散布污浊和丑陋。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一个当头棒喝。为什么150年的苦难，还不能提高一点，中国知识精英分子的境界？遗憾的是，很多的精英，没有经得起考验，在向“钱”进的过程中，他们变质了。
他们原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现在竟然长出伶牙俐齿，开始吃人肉了。谁是肉？当然就是人民大众的肉了。
“官僚买办”让外资廉价参股中国银行，就是摘桃子，那么“官僚买办”让外资廉价控股中国银行，就是砍树，并且是连根刨走。外资摘桃子砍树，引发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次争论，姓中姓外的争论。目前外资借助“官僚买办”对中国产业和金融的扫荡，就是对中华民族的严峻威胁，这完全是在瓜分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只是第一次是领土瓜分，这第二次是经济瓜分；第一次是用鸦片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这第二次是用“官僚买办”的唯利是图，摧毁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中国人再次变成了一盘散沙，并且培育“官僚买办”精英集团，误导中国改革，用两极分化的鸿沟，把中国撕裂为许多碎片，中华民族的确己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当前右派的“官僚买办”言论甚嚣尘上，认为外资来到中国就变成了中国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都是中国的企业，对国家对民族只有好处没有危害，并且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讲什么内外企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官僚买办”的理论，表面好像很有逻辑，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十分荒唐，如果说，目前整个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全球化了，不分彼此地融为一体了，可关键目前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虽然正在形成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但是分配却没有全球化，仍然是谁的就归谁，美国就是美国的，中国就是中国的，彼此谁都不肯化给对方一分一厘，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
所以对外资既不能妖魔化，更不能神圣化，它既不是魔鬼也不是不是雷锋，他是来中国赚钱的，并且赚了钱要带走，既然是要赚钱带走，中国的产业，中国的银行，如果都被外资控制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财富，会越来越大规模流向国外，我们牺牲资源，付出劳动创造的财富，就都流进了外资所在国，我们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上班下班就都白干了，那我们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
“官僚买办”经济，需要汉奸文化，汉奸文化方兴未艾，大小汉奸，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风光。
中国的“官僚买办”腐败主要集中在，国家广泛参与的领域。包括大坝、道路和电网的建设。土地出售或授予使用权，也容易受到影响，金融服务和管制严格的行业。缺乏竞争性，高风险领域更易受到诈骗、盗窃、回扣和贿赂的影响。
美国、日本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可能因为竞争对手从事非法行为，以争取中国的业务，而处于竞争劣势。
“官僚买办”腐败，令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特别受威胁，因为那些不道德的地方官员，常常为保护中国造假者，以换取贿赂。
“官僚买办”的腐败，通过贩毒、拐卖人口和洗钱等，跨境犯罪的传播影响到其他国家
“官僚买办”让中国的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存活仅是5－8年，而发达国家的生命周期存活是10－20年左右，“官僚买办”让中小企业总是昙花一现，难以脱离各领风骚两三年的宿命。
“官僚买办”危机使得产品的利润空间迅速降低，市场渠道一旦动力不足或失去动力，市场注定崩溃。用一家美国银行高管的话，美国银行，从中国建设银行投资中，潜在获利32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在美国次级贷40亿美元损失。这就是很好的证据。
中国的“官僚买办”官员，廉价出让中国建设银行资产。为了保证中国国有银行成功IPO，一些“官僚买办”官员，采取非公开、非竞争性的私下募集方式，不惜以重大利益诱惑，拉拢国外银行参股。结果是损失了国家利益，肥了“官僚买办”个人利益。
原中国建设银行“官僚买办”行长，接受国外巨额贿赂，就是一个明证。类似，一些“官僚买办”官员，在对外金融投资中，同样出卖国家利益。
中投公司“官僚买办”高价购买美国黑石公司股票，损失数亿美元，个中原由不言自明。这种“官僚买办”腐败，已经导致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如此下去，是否会导致中国破产？2007年11月12日，中投公司，首个投资对象，美国黑石集团股价再次跳水，单日跌幅2.20%。至此，中投公司，亏损金额达到约7.44亿美元，约合55.34亿元人民币。按照20万元建设一所“希望小学”计算，中国国家投资公司，毁掉了“27670个希望小学”，数以百万孩子的梦想，因此破灭了。
“官僚买办”的内奸遍布朝野，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中国购买力，理应占有大户优势，甚至支配市场；本应我大量买了何物，该物才涨价，卖了何物，该物才降价；但因“官僚买办”的内奸之故，重大经济情报，总是提前外泄，总是刚要买什么，还没买，就已传遍全球，该物价格随即暴涨。重大经济决策也是如此，国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先我而动。
“官僚买办”以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
“官僚买办”导致中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如长江大河般流向国外，形成了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张宏良教授的统计资料显示，仅仅十多家银行，由“官僚买办”低价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
这些损失意味着：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我们2006年GDP增长额的六分之五；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三；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全国2年半的公费医疗，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计算；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全国2年多的教育经费；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当年全国房地产的六分之五……这还仅只是十几家银行“官僚买办”贱卖的损失；
全国100多家银行，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的损失，到底会有多少？
全国所有行业外资，又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多少？
中国在连续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在耗尽全国资源换取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现象。祸国殃民的就是“官僚买办”集团。它也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
“官僚买办”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国政府债券，“官僚买办”让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造成大量资本外逃，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
“官僚买办”将我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置国家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于最危险之困境。
“官僚买办”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关税仅3％。致使控制着国际大豆贸易的“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能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形成其压价收购南美大豆，中国人大量消费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在美国施压下，“中国大豆采购团”于2004年3月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
“官僚买办”让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亏损高达60亿元。随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油脂企业，趁机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瞬间烟消云散。四大粮商，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实际加工总量。
这样，“四大跨国粮商”在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及定价权后，又完全控制了国内大豆加工业、贸易及定价权。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农户纷纷破产而改种其它作物，大豆种植面积已下降一半，只剩940万公顷。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商品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今天终于又重演了。这就是“官僚买办”的卖国作用。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有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官僚买办”让全部汽车工业，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官僚买办”导致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
“官僚买办”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
铁道部“官僚买办”，将八种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中华之星”，“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官僚买办”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
“官僚买办”导致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铁道部“官僚买办”无端限定自主开发的高速列车，样车，只许跑160公里/小时速度，目的是为进口200公里/小时以上速度的高速列车制造借口，使国产列车机车，永远没有机会进入高速铁路的运输市场。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官僚买办”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官僚买办”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官僚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这种幽默，既自豪又悲愤，是壮志未酬的无奈，也是士气犹存的不服。
目前铁道部“官僚买办”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官僚买办”又是严重依赖外国。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官僚买办”让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中国市场虽大，但很大一部分属政府“官僚买办”采购或“官僚买办”审批范围。而控制这庞大市场份额的“官僚买办”们，却将这些市场资源，尽可能优惠给外企，而不给民族企业。除铁道部外，其它各部门“官僚买办”和各地方“官僚买办”在政府采购中，也普遍存在“抵制国货”的情况。在这些采购招标中，不是以技术、价格、售后服务等综合实力为标准，而是首先将国货的竞标资格，彻底排除。与铁道部如出一辙。
如：江西省“官僚买办”采购路面设备，拒绝国货。又如：江苏、安徽等地许多政府部门“官僚买办”，在进行中央空调招标时，都明确要求，只要进口、合资品牌。但实际上，中国的中央空调技术，早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很多国外品牌，从压缩机到零部件，都是在国内生产，然后贴上国际品牌进行内销。
在核工业领域，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官僚买办”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且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一些中日关系专家认为，日本政治倾向攻击性，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官僚买办”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
“官僚买办”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的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的垃圾发电技术设备，是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基础上，经消化创新，而形成的国产先进技术，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技术领先，价格只有国际同类产品的一半，但其市场推广，却屡屡遭遇“官僚买办”阻挠。发包单位某些“官僚买办”官员，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
“官僚买办”，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僚买办”官员，与日本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僚买办”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阻挠重钢中标。
重钢在竞争西部某市生活垃圾焚烧电厂项目时，投资报价最低，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最后发包方“官僚买办”，为了排除重钢，违反国家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其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但是垃圾焚烧电厂的主要功能是，处置垃圾，不在于发电量，而且，此前重钢在重庆和福州的项目，都达到了预计的发电量。最终“官僚买办”将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增，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国外公司，通过商业贿赂，买通“官僚买办”关键人物，“官僚买办”限制国产设备。而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官僚买办”阶层，“官僚买办”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
“官僚买办”，让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切专用器材，只许用日本尤尼克斯，尽管国产品牌质量并不差，但国家羽毛球队“官僚买办”就是不用。“神通广大”的尤尼克斯，不仅搞掂了中国羽毛球队“官僚买办”，而且每年，都能从我有关部门，拿到大量金属钛，而钛是我国控制最严格的珍贵战略材料，国产羽毛球拍厂家，从未能买到过国家一点点钛。而“官僚买办”们，却不顾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以如此宝贵的紧缺战略材料，去扶持日本厂家，与自己的民族产业竞争，真令人不可思议。
“官僚买办”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官僚买办”，在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官僚买办”，在城市繁华路段商铺招标中，有些地方政府“官僚买办”，只准外商进驻，排斥歧视民族商家。在地方政府“官僚买办”崇洋媚外方针指引下，许多中高档百货商场，都抵制国货。只要是洋品牌，不论好坏，都可进来，而国产品牌，一律清出去。在中国的土地上，歧视中国人的，却是中国人自己！
“官僚买办”，在国家财政和环保，2006年10月24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
“官僚买办”，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官僚买办”，让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
“官僚买办”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无一不在政府采购中，明确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美国还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采购必须“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人和美国投资资本。”虽然我国也有“政府采购法”但由于关系到势力强大的“官僚买办”阶级的重大经济利益，因此“政府采购法”这些规定，很难落实下去。
外资巨头的这些兼并，普遍存在贿赂政府“官僚买办”官员，等违法行为。如凯雷收购徐工，就是以一个皮包走帐公司，为财务顾问，制作了溅卖徐工的改制方案。见2007年03月14日“经济参考报”，“徐工并购案再调查”记者：丛亚平王文志。
在外商巨头如火如荼的兼并浪潮中，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现在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官僚买办”对手消灭掉了。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官僚买办”让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外商巨头谋求垄断地位的兼并，是经过“官僚买办”充分“调查研究”后，深思熟虑的系统工程。通常以垄断下游产业，来控制上游产业的市场，控制了某原料的加工行业，就等于控制了此原料的生产行业，垄断了零售业，就可进一步垄断批发业，控制了流通，就可控制生产。
为实现其垄断大计，外商巨头通过“官僚买办”，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掉。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约六、七万字，读来太令国人心痛刀绞，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官僚买办”，在中国已然大面积出现，而且十分嚣张，嚣张到了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地步。
“官僚买办”用权力参与，加利益转移。就构成了“官僚买办”。
“官僚买办”是家族分工，老子官僚、儿子“买办”、是最佳组合，只要涉及钱权交易，那就多是“官僚买办”。
在中国，老子官僚、儿子“买办”，早己很普遍存在，外资外商通过这种曲线的“官僚买办”，干涉左右中国决策，强迫牺牲中国利益，面对如此强势“官僚买办”，如此吃香的“官僚买办”集团，中国的民族利益何在。
“官僚买办”定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
“官僚买办”的出现，该怎么办？，党的纪委和监察部门，决不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对这些恣意妄为的“官僚买办”，绝不能手软，对他们手软，就是对党和人民犯罪。纪检监察部门，是该到了采取断然措施，出击重拳的时候了！对这些人，要毫不留情地杀！否则，对不住今人，对不住后人，更对不住历史。
“官僚买办”，单靠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是远远不够的，应充分调动依靠群众，恢复大众立法，由人民对“官僚买办”进行监察。
恢复以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原则，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
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官僚买办”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由人民陪审团对“官僚买办”断案，公众立法的本质就是，体现在法律内容和法律本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