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爆发农民土地产权革命的原因分析与结果预测
作者：亮剑！， 發表時間：12/16/2007
［文章摘要］：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观察中国的土地问题，人们都会发现，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大规模推进，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已经爆发。政府支持、官商利益驱动的农村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进程，意味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强制性剥夺，是对农民生存发展权利的革命。而由此引发的群发性农民土地维权，正在迅速扩大为颠覆国有化政策的农民土地革命、开创缔造着中国土地所有制的私有化革命进程。
［关键词］：城市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小产房、以土地换身份、土地国有化、产权革命
［正文］：
2007年，堪称中国农民土地产权革命年，十多年来的民间自发农民反野蛮圈地运动，终于演变成一场要求土地产权的制度性革命：
▲流落他乡、血泪抗争三十载、唾弃"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恢复农民对土地的私人所有权！12月12日，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7万回迁农民庄严宣告收回被政府官员（现代地主）强占的土地15万亩。
▲打土豪、分田地、夺回被占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处分权、取舍权和要价权！12月9日，黑龙江省富锦市10个镇72个村4万失地农民向世界庄严宣告，夺回被政府低价强行征收的150万亩耕地的所有权，挖掘出长春岭村现代大地主21人。其中富锦市委主管农业副书记郭福山、富锦市委副书记葛其侠等占地均达万余亩。
▲清算腐败、罢免村官、民主选举、平分土地、财务公开、分权制衡！11月30日，黑龙江富锦市东南冈村村民集体罢免了腐败村长并依法夺回平分被地方政府官员强占的一千公顷的良田。
▲拒交土地承包费、砸官车、赶贪官！12月3日，富锦上千农民拒交土地承包费。多年来，富锦市政府以办农场、搞建设等各种名义征收农民土地，但既不上项目，也不归还土地，而是政府官员霸占，他们把土地层层转包，农民必须再花高价租地种田。
▲打砸镇政府、抢掠贪官家财、抗议官员腐败！5月8日，汕头市谷饶镇农民围攻村干部、抢劫其住所、到镇政府示威抗议，要求交待卖地收益去向。
▲抗议黑帮伤人、追讨征地赔款、怒烧施工车辆、阻止暴力施工！3月11~13日，汕尾东洲数千村民因阻止发电厂在强占土地上施工，爆流血冲突，3村民重伤。
2007年，我筛选的与强制征地有关、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发生的十大官民冲突有：2月4日，广东潮州所城镇征地，数千农民抗议，镇政府内暴力镇压；3月7日，湖北随州征地拆迁，爆发警民冲突；4月13日，成都温江农民反对强行征地，警民冲突持续；5月8日，汕头铜盂镇数百名村民抗议非法卖地、围攻村委会；6月22日，辽宁失地农民抗议，千警镇压，一死一伤；9 月21 日，广东顺德村民反贪示威，连续三个月包围村委会，阻贪官毁帐簿；10月24日，一个村土地涉及10亿损失，佛山顺德农民反圈地维权白热化；10月27日，云南开化镇出动武警公安征地打伤数十名村民；10月31日，广东中山石岐村民抗议十亿征地款被侵吞，遭到政府镇压；11月8日，400警察镇压温江农民，打伤数十抓走7人。
中国监察部、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初，中国各地共自办土地违法违规案件22395件，涉及土地32872.84公顷；已查结13059件，涉及土地17500.70公顷。
巨大的利益驱动、严重的特权腐败、可怕的生存危机、激烈的官民对抗，以联动的群体突发事件的形式，把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推向了举世关注的公共焦点平台，以政治危机、管制危机的形式强制中共中央当局做出选择。
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观察中国的土地问题，人们都会发现，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大规模推进，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已经爆发。政府支持、官商利益驱动的农村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进程，意味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强制性剥夺，是对农民生存发展权利的革命。而由此引发的群发性农民土地维权，正在迅速扩大为颠覆国有化政策的农民土地革命、开创缔造着中国土地所有制的私有化革命进程。
中国政局动荡与否，归根到底就是土地问题。中共夺取政权的契机，正是土豪劣绅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兼并与侵占。由此才成就了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农民第一次土地革命与中共夺取政权的成功历史。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冈村农民所开创的第二农民土地革命，再次把土地归还给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把中国农民从绝境中挽救出来，迅速推动着中国农业的迅速发展与经济腾飞。
那么，引发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原因究竟何在？其不可抗拒与阻挡的动力究竟在哪里？其革命性后果究竟将是灾难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何在？
一、农民土地的“国有化”进程
1、未来国有化进程中，四分之三的农民将失去土地
土地革命，总是围绕着“土地归公”还是“土地属民”这一政治界定开展的，而主导土地制度创新的力量，则决定着土地的所有制性质。中共当局改革开放所实践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思路，注定了城市的无限扩展与城乡结合部农业用地的迅速消亡；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注定了政府脚色向经济人的转化。政府不再是主持公道、打击邪恶腐败的正义力量，不再是自由市场公平竞争的公正裁判，它已堕落成与社会竞争的疯狂逐利者。在国家暴力主导国有化“圈地运动”中，为社会所有的农村集体用地将迅速的大面积沦陷。
“从1996年到2003年，全国耕地从19.51亿亩减少到18.51亿亩，7年之内净减少1亿亩。"温家宝在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电视电话工作会议上指出。而之后的近四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迅速扩张，农村耕地则更大规模的、迅速的消亡。而在未来，还将有3亿亩农民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用于城市化建设所需的房地产、公路配套及工业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报告中指出：目前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高国希教授（2004年度）的关于《共同富裕与经济公正》讲演稿指出：“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现在我国有3000万城郊农民成为“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保。”
2007年09月13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举行的名为“如何认识宏观经济形势”的免费讲座上声称：为推进城市化建设，中国将有四分之三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也就是说，在中共政府的计划下，未来还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农民，将被赶出家园，离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
2、新的“国有化”圈地运动——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2007年6月7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式拉开了中国新一轮“土地革命”——新圈地运动的序幕。“以土地换身份”农民居民化，要求农民放弃农民宅基用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实施进城农民承包土地国有化。按每个农民承包一亩地计算，将会有3亿亩左右的农村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用于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
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共当局主导的新一轮土地盛宴。三亿农民进城，三亿亩耕地和宅基地国有化，意味着三亿农民丧失农村土地与住宅，意味着全国耕地面积将由18.21亿亩减少到16亿亩以下。而政府承诺的农民城市住房、社会保障、工作机会，与其说是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所设计的美好蓝图，还不如说是诱骗农民上当的巨大画饼。不说国家现有的城市设施、医疗教育资源、政府的财政社保资源、企业就业机会等等无法满足这种城市化、国有化转型所导致的巨大社会需求。仅仅是资本权贵的贪婪与求富心理，都必定演变成抗拒安置失地农民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各种低劣手段与行径。而中央政府的这种不拨资金、不给政策、鼓励地方自行探索、勇敢开创的精神，无异于鼓励地方政府不顾后果的进一步强制拆迁、野蛮圈地。
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刚刚启动，抢占农民他土地的“小产房”圈地运动就开始了。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商大打政策擦边球，重庆、成都、北京等地出现规模化小产房建设。持续热销的小产权房，在解决大量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安居问题的同时，再次强化张显着官商合体城市化的“七宗罪”：占用耕地、破坏农村环境、失地农民无以为生、破坏整体规划、扰乱房地产市场、滋生村干部腐败、漠视法律。
朱明熙说：“中国的第一、第二次土地改革都使农民得到了长期的好处，所以政府也得到了农民的拥护。但是这一次土地改革的情况却令人‘谨慎旁观’，我很担心部分地方官员和商人们为了政绩和利益，以‘统筹城乡’为借口再一次掠夺农民，将他们从土地上赶走，实质却是新的‘圈地运动’。” 他表示，这些行为如果稍有不慎，将使社会矛盾积累、引发社会反抗和民众运动，所以全社会都需要警惕“在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情况出现。
二、农民土地国有化的巨大财富动力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一个香港商人，告诉了邓小平这一资本原始积累的诀窍。“卖地生财”运动由此席卷神州大地，形成了持续二十几年的中国式野蛮圈地“奇迹”。“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财富积累的最快捷径。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巨大差价，成了土地国有化、城市化的巨大动力。
1、地方政府向经济人的转换——资本原始积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当局实行财政体制改革，确立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分配关系，作为独立出来的经济体，地方政府得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所需的完全自主权。
“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他们有扩张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特别是在财政压力和政绩冲动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农转非’，可以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用于其原始积累。这是‘开发区热’的实质。”［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农民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行政划拨与出让。中国土地资源的单向流动性，注定了农民承包集体土地只能转化为国有土地，不能逆向转化，还必须由政府对土地进行征收、确定征收补偿价格。由此，低价征收、高价出让、卖地生财恶招在地方政府创收中成为必然。
财富诱惑、利益动机之下，宪法规定的所谓“公共利益的需要”，变成了永无止境不断向农民征收土地的“法理依据。中国宪法与法律没有对其所谓“公共利益”作出具体限定，为地方官商任意诠释“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名义疯狂圈占农民土地提供了机会。据2003年16个省、区、市国土部门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调查数据显示，所有征地项目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不到10%，绝大部分是经营性用地，如工商业、房地产、学校、企业用地等。
“征地程序不透明、不公平，被征地农民知情权被剥夺，公民财产权利被侵犯。在这种制度笼罩下，集体土地成为政府和开发商敛财的聚宝盆。现行征地制度的实质是从农村和农民身上‘抽血’来积累工业资金，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权利。这是社会矛盾凸显、越级上访不断的症结所在。”［2］
2、政府土地征收与出让的巨大利益
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曾测算，拥有土地长期使用权、经营权的农民，在被征土地回报收益中只得总额的5%－10%；村级集体经济约得25%－30%，它们一般由村干部掌握使用；60%－70%最后为乡镇政府以及各部门所得，而这只是征地收益，倘若再高价出让还可获取巨额土地增值收益。有些县级地方财政收入的20%－30%、乡镇政府预算外收入的80%，就是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
一级土地采用的是行政划拨与协议出让方式供给，价格相对低廉，二级土地的供给则通过转让（实际就是买卖），价格高昂，而且自转让以后，土地不断涨价，因此，相当多的地方，二级市场的土地价格是一级市场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政府对在二、三级市场上正常的土地交易，设置了行政审批和许可制度。而在协议供地上，政府可以随意定价、擅自压价和减价。这严重的扰乱了土地买卖市场，破坏了公平交易。
土地资源垄断的垄断与资本的竞争，造就了无数“天价土地”与“地王”。今年五月份以来，仅仅三个月时间，“地王”争霸大战席卷神州。万科、保利、金地、北辰、首创置业等上市地产公司发起了类似豪赌的圈地运动。“7家上市房企在15个城市，投入超300亿元，储地逾1000万平米。”平均地价3000元/平方米。
这种一夜暴富的财富效应，激起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商城市化建设的无限激情。野蛮圈地、待价而沽、囤积居奇，导致了大量被征土地的闲置。“开而不发，圈而不用，多征少用”，可谓之为中国式的“圈地运动”。
据中国建设银行发布的数据，2001年初至2007年5月，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22亿平方米，实际仅开发完成12.96亿平方米,加上近期多个城市成交的地块，近10亿平方米的土地囤积在开发商的手中，足够供应全国市场5年的开发量。
由此，所谓的国家公共利益，竟然变成了政府官员与开发商的“淘金地”。而无数的失地农民，则从此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丧失生之育之的土地。已经蜕变为经济人的中共地方政府，又岂会真正在意失地农民的生死？
三、土地产权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不在绝望中死亡，就在绝境中爆发！中共地方当局的城市化、土地国有化圈地运动，业已导致了农民集体用地的大面积蚕食。而新的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计划，正进一步的图谋着城市农民工所有的宅基地与耕地。城市就业无门，农村无家可归，这种暴力强制的农民土地国有化新“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资源。如前所叙的农民土地维权抗暴，由此引发。
地权就是人权！财富效应、资本贪婪下的土地国有化，实际上就是农民集体土地的变相权贵私有化。是现代土豪劣绅对农民土地最大规模的野蛮强占。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正在于中共政府政治制度、土地制度的巨大黑洞。产权归属模糊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变成了豺狼争捕的羔羊：
◆土地产权制度的残缺不全，农村土地产权革命，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纠正：“土地产权的核心是土地财产的所有权。中国土地管理中的一个基础性缺失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建立有效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一是缺乏对土地产权（包含土地财产权及他项权利）的明晰界定和解说；二是国有土地所有权主体抽象、虚置，所有人与代理人之间没有理清界限和责任；三是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多个主体代表，模糊不清；四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弱势地位，将集体土地以‘所有权’称谓之，实乃名不副实。产权制度黑洞正是寻租和腐败活动猖獗、农民丧失参与制度创设博弈过程的重要根源。”［2］
◆征地补偿制度极不合理，既给官商带来了巨大利益，也引发着农民的不平与反抗：中国的征地补偿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对农民利益明目张胆的掠夺行为，主要表现在：土地收益分配与补偿费的偏低，层层瓜分之下，严重侵害着农民的土地权益。而对失地农民只给经济补偿的简单安置政策，导致失地农民未来生活丧失了居住房屋、生存就业手段、社会保障。几千万的三无农民，成为引发社会不安与动荡的巨大隐患。
第三次农民土地产权革命正是在这种现实绝境下突然爆发。中国失地农民的反抗，由此才具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必然性与合法性。罢免腐败村官、民主选举村长、公开村财务账目、夺回被强占土地、向世界宣告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实现农民自治与自决，土地革命运动可谓气壮山河、举世瞩目。它为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与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注入了强大的社会动力。虽然这其中还将有冲突、有动荡、有流血、有牺牲。但是，我们相信，官商利益驱动的野蛮圈地运动必将失败，农民的土地产权革命运动必将成功。
在未来的几年内，将有三股力量推动中国土地所有制的产权革命，一是民间爆发的农民土地产权革命运动；二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城市化扩张政策被迫陷入停滞；三是世界粮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再度引发中共当局对粮食生产、农耕用地保护的重视。唾弃以房地产业为支柱的国家经济发展思路，遏制不切实际的城市化冲动，把他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农民农村，实施国家扶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最终防治中国政治危机、管制危机的的另一个关键，还在于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从与社会争利的经济人转化为单纯的政治行政机构；从集球员与裁判于一身的双重身份转化成公平竞争市场的公正裁判，这样才能真正遏制住权力主导、利益冲动的非法圈地伤民暴行，给民生、民权以制度性保障。
注释：
［1］：摘自邓聿文的文章《“圈地”恶风隐患须刹住》
［2］：摘自文章《中国土地管理十大弊端或十大不足》
(自由圣火首发稿)
作者：亮剑！， 發表時間：12/16/2007
［文章摘要］：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观察中国的土地问题，人们都会发现，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大规模推进，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已经爆发。政府支持、官商利益驱动的农村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进程，意味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强制性剥夺，是对农民生存发展权利的革命。而由此引发的群发性农民土地维权，正在迅速扩大为颠覆国有化政策的农民土地革命、开创缔造着中国土地所有制的私有化革命进程。
［关键词］：城市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小产房、以土地换身份、土地国有化、产权革命
［正文］：
2007年，堪称中国农民土地产权革命年，十多年来的民间自发农民反野蛮圈地运动，终于演变成一场要求土地产权的制度性革命：
▲流落他乡、血泪抗争三十载、唾弃"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恢复农民对土地的私人所有权！12月12日，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7万回迁农民庄严宣告收回被政府官员（现代地主）强占的土地15万亩。
▲打土豪、分田地、夺回被占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处分权、取舍权和要价权！12月9日，黑龙江省富锦市10个镇72个村4万失地农民向世界庄严宣告，夺回被政府低价强行征收的150万亩耕地的所有权，挖掘出长春岭村现代大地主21人。其中富锦市委主管农业副书记郭福山、富锦市委副书记葛其侠等占地均达万余亩。
▲清算腐败、罢免村官、民主选举、平分土地、财务公开、分权制衡！11月30日，黑龙江富锦市东南冈村村民集体罢免了腐败村长并依法夺回平分被地方政府官员强占的一千公顷的良田。
▲拒交土地承包费、砸官车、赶贪官！12月3日，富锦上千农民拒交土地承包费。多年来，富锦市政府以办农场、搞建设等各种名义征收农民土地，但既不上项目，也不归还土地，而是政府官员霸占，他们把土地层层转包，农民必须再花高价租地种田。
▲打砸镇政府、抢掠贪官家财、抗议官员腐败！5月8日，汕头市谷饶镇农民围攻村干部、抢劫其住所、到镇政府示威抗议，要求交待卖地收益去向。
▲抗议黑帮伤人、追讨征地赔款、怒烧施工车辆、阻止暴力施工！3月11~13日，汕尾东洲数千村民因阻止发电厂在强占土地上施工，爆流血冲突，3村民重伤。
2007年，我筛选的与强制征地有关、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发生的十大官民冲突有：2月4日，广东潮州所城镇征地，数千农民抗议，镇政府内暴力镇压；3月7日，湖北随州征地拆迁，爆发警民冲突；4月13日，成都温江农民反对强行征地，警民冲突持续；5月8日，汕头铜盂镇数百名村民抗议非法卖地、围攻村委会；6月22日，辽宁失地农民抗议，千警镇压，一死一伤；9 月21 日，广东顺德村民反贪示威，连续三个月包围村委会，阻贪官毁帐簿；10月24日，一个村土地涉及10亿损失，佛山顺德农民反圈地维权白热化；10月27日，云南开化镇出动武警公安征地打伤数十名村民；10月31日，广东中山石岐村民抗议十亿征地款被侵吞，遭到政府镇压；11月8日，400警察镇压温江农民，打伤数十抓走7人。
中国监察部、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初，中国各地共自办土地违法违规案件22395件，涉及土地32872.84公顷；已查结13059件，涉及土地17500.70公顷。
巨大的利益驱动、严重的特权腐败、可怕的生存危机、激烈的官民对抗，以联动的群体突发事件的形式，把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推向了举世关注的公共焦点平台，以政治危机、管制危机的形式强制中共中央当局做出选择。
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观察中国的土地问题，人们都会发现，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大规模推进，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已经爆发。政府支持、官商利益驱动的农村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进程，意味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强制性剥夺，是对农民生存发展权利的革命。而由此引发的群发性农民土地维权，正在迅速扩大为颠覆国有化政策的农民土地革命、开创缔造着中国土地所有制的私有化革命进程。
中国政局动荡与否，归根到底就是土地问题。中共夺取政权的契机，正是土豪劣绅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兼并与侵占。由此才成就了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农民第一次土地革命与中共夺取政权的成功历史。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冈村农民所开创的第二农民土地革命，再次把土地归还给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把中国农民从绝境中挽救出来，迅速推动着中国农业的迅速发展与经济腾飞。
那么，引发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原因究竟何在？其不可抗拒与阻挡的动力究竟在哪里？其革命性后果究竟将是灾难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何在？
一、农民土地的“国有化”进程
1、未来国有化进程中，四分之三的农民将失去土地
土地革命，总是围绕着“土地归公”还是“土地属民”这一政治界定开展的，而主导土地制度创新的力量，则决定着土地的所有制性质。中共当局改革开放所实践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思路，注定了城市的无限扩展与城乡结合部农业用地的迅速消亡；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注定了政府脚色向经济人的转化。政府不再是主持公道、打击邪恶腐败的正义力量，不再是自由市场公平竞争的公正裁判，它已堕落成与社会竞争的疯狂逐利者。在国家暴力主导国有化“圈地运动”中，为社会所有的农村集体用地将迅速的大面积沦陷。
“从1996年到2003年，全国耕地从19.51亿亩减少到18.51亿亩，7年之内净减少1亿亩。"温家宝在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电视电话工作会议上指出。而之后的近四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迅速扩张，农村耕地则更大规模的、迅速的消亡。而在未来，还将有3亿亩农民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用于城市化建设所需的房地产、公路配套及工业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报告中指出：目前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高国希教授（2004年度）的关于《共同富裕与经济公正》讲演稿指出：“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现在我国有3000万城郊农民成为“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保。”
2007年09月13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举行的名为“如何认识宏观经济形势”的免费讲座上声称：为推进城市化建设，中国将有四分之三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也就是说，在中共政府的计划下，未来还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农民，将被赶出家园，离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
2、新的“国有化”圈地运动——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2007年6月7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式拉开了中国新一轮“土地革命”——新圈地运动的序幕。“以土地换身份”农民居民化，要求农民放弃农民宅基用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实施进城农民承包土地国有化。按每个农民承包一亩地计算，将会有3亿亩左右的农村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用于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
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共当局主导的新一轮土地盛宴。三亿农民进城，三亿亩耕地和宅基地国有化，意味着三亿农民丧失农村土地与住宅，意味着全国耕地面积将由18.21亿亩减少到16亿亩以下。而政府承诺的农民城市住房、社会保障、工作机会，与其说是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所设计的美好蓝图，还不如说是诱骗农民上当的巨大画饼。不说国家现有的城市设施、医疗教育资源、政府的财政社保资源、企业就业机会等等无法满足这种城市化、国有化转型所导致的巨大社会需求。仅仅是资本权贵的贪婪与求富心理，都必定演变成抗拒安置失地农民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各种低劣手段与行径。而中央政府的这种不拨资金、不给政策、鼓励地方自行探索、勇敢开创的精神，无异于鼓励地方政府不顾后果的进一步强制拆迁、野蛮圈地。
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刚刚启动，抢占农民他土地的“小产房”圈地运动就开始了。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商大打政策擦边球，重庆、成都、北京等地出现规模化小产房建设。持续热销的小产权房，在解决大量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安居问题的同时，再次强化张显着官商合体城市化的“七宗罪”：占用耕地、破坏农村环境、失地农民无以为生、破坏整体规划、扰乱房地产市场、滋生村干部腐败、漠视法律。
朱明熙说：“中国的第一、第二次土地改革都使农民得到了长期的好处，所以政府也得到了农民的拥护。但是这一次土地改革的情况却令人‘谨慎旁观’，我很担心部分地方官员和商人们为了政绩和利益，以‘统筹城乡’为借口再一次掠夺农民，将他们从土地上赶走，实质却是新的‘圈地运动’。” 他表示，这些行为如果稍有不慎，将使社会矛盾积累、引发社会反抗和民众运动，所以全社会都需要警惕“在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情况出现。
二、农民土地国有化的巨大财富动力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一个香港商人，告诉了邓小平这一资本原始积累的诀窍。“卖地生财”运动由此席卷神州大地，形成了持续二十几年的中国式野蛮圈地“奇迹”。“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财富积累的最快捷径。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巨大差价，成了土地国有化、城市化的巨大动力。
1、地方政府向经济人的转换——资本原始积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当局实行财政体制改革，确立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分配关系，作为独立出来的经济体，地方政府得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所需的完全自主权。
“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他们有扩张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特别是在财政压力和政绩冲动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农转非’，可以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用于其原始积累。这是‘开发区热’的实质。”［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农民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行政划拨与出让。中国土地资源的单向流动性，注定了农民承包集体土地只能转化为国有土地，不能逆向转化，还必须由政府对土地进行征收、确定征收补偿价格。由此，低价征收、高价出让、卖地生财恶招在地方政府创收中成为必然。
财富诱惑、利益动机之下，宪法规定的所谓“公共利益的需要”，变成了永无止境不断向农民征收土地的“法理依据。中国宪法与法律没有对其所谓“公共利益”作出具体限定，为地方官商任意诠释“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名义疯狂圈占农民土地提供了机会。据2003年16个省、区、市国土部门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调查数据显示，所有征地项目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不到10%，绝大部分是经营性用地，如工商业、房地产、学校、企业用地等。
“征地程序不透明、不公平，被征地农民知情权被剥夺，公民财产权利被侵犯。在这种制度笼罩下，集体土地成为政府和开发商敛财的聚宝盆。现行征地制度的实质是从农村和农民身上‘抽血’来积累工业资金，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权利。这是社会矛盾凸显、越级上访不断的症结所在。”［2］
2、政府土地征收与出让的巨大利益
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曾测算，拥有土地长期使用权、经营权的农民，在被征土地回报收益中只得总额的5%－10%；村级集体经济约得25%－30%，它们一般由村干部掌握使用；60%－70%最后为乡镇政府以及各部门所得，而这只是征地收益，倘若再高价出让还可获取巨额土地增值收益。有些县级地方财政收入的20%－30%、乡镇政府预算外收入的80%，就是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
一级土地采用的是行政划拨与协议出让方式供给，价格相对低廉，二级土地的供给则通过转让（实际就是买卖），价格高昂，而且自转让以后，土地不断涨价，因此，相当多的地方，二级市场的土地价格是一级市场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政府对在二、三级市场上正常的土地交易，设置了行政审批和许可制度。而在协议供地上，政府可以随意定价、擅自压价和减价。这严重的扰乱了土地买卖市场，破坏了公平交易。
土地资源垄断的垄断与资本的竞争，造就了无数“天价土地”与“地王”。今年五月份以来，仅仅三个月时间，“地王”争霸大战席卷神州。万科、保利、金地、北辰、首创置业等上市地产公司发起了类似豪赌的圈地运动。“7家上市房企在15个城市，投入超300亿元，储地逾1000万平米。”平均地价3000元/平方米。
这种一夜暴富的财富效应，激起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商城市化建设的无限激情。野蛮圈地、待价而沽、囤积居奇，导致了大量被征土地的闲置。“开而不发，圈而不用，多征少用”，可谓之为中国式的“圈地运动”。
据中国建设银行发布的数据，2001年初至2007年5月，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22亿平方米，实际仅开发完成12.96亿平方米,加上近期多个城市成交的地块，近10亿平方米的土地囤积在开发商的手中，足够供应全国市场5年的开发量。
由此，所谓的国家公共利益，竟然变成了政府官员与开发商的“淘金地”。而无数的失地农民，则从此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丧失生之育之的土地。已经蜕变为经济人的中共地方政府，又岂会真正在意失地农民的生死？
三、土地产权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不在绝望中死亡，就在绝境中爆发！中共地方当局的城市化、土地国有化圈地运动，业已导致了农民集体用地的大面积蚕食。而新的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计划，正进一步的图谋着城市农民工所有的宅基地与耕地。城市就业无门，农村无家可归，这种暴力强制的农民土地国有化新“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资源。如前所叙的农民土地维权抗暴，由此引发。
地权就是人权！财富效应、资本贪婪下的土地国有化，实际上就是农民集体土地的变相权贵私有化。是现代土豪劣绅对农民土地最大规模的野蛮强占。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正在于中共政府政治制度、土地制度的巨大黑洞。产权归属模糊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变成了豺狼争捕的羔羊：
◆土地产权制度的残缺不全，农村土地产权革命，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纠正：“土地产权的核心是土地财产的所有权。中国土地管理中的一个基础性缺失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建立有效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一是缺乏对土地产权（包含土地财产权及他项权利）的明晰界定和解说；二是国有土地所有权主体抽象、虚置，所有人与代理人之间没有理清界限和责任；三是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多个主体代表，模糊不清；四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弱势地位，将集体土地以‘所有权’称谓之，实乃名不副实。产权制度黑洞正是寻租和腐败活动猖獗、农民丧失参与制度创设博弈过程的重要根源。”［2］
◆征地补偿制度极不合理，既给官商带来了巨大利益，也引发着农民的不平与反抗：中国的征地补偿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对农民利益明目张胆的掠夺行为，主要表现在：土地收益分配与补偿费的偏低，层层瓜分之下，严重侵害着农民的土地权益。而对失地农民只给经济补偿的简单安置政策，导致失地农民未来生活丧失了居住房屋、生存就业手段、社会保障。几千万的三无农民，成为引发社会不安与动荡的巨大隐患。
第三次农民土地产权革命正是在这种现实绝境下突然爆发。中国失地农民的反抗，由此才具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必然性与合法性。罢免腐败村官、民主选举村长、公开村财务账目、夺回被强占土地、向世界宣告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实现农民自治与自决，土地革命运动可谓气壮山河、举世瞩目。它为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与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注入了强大的社会动力。虽然这其中还将有冲突、有动荡、有流血、有牺牲。但是，我们相信，官商利益驱动的野蛮圈地运动必将失败，农民的土地产权革命运动必将成功。
在未来的几年内，将有三股力量推动中国土地所有制的产权革命，一是民间爆发的农民土地产权革命运动；二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城市化扩张政策被迫陷入停滞；三是世界粮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再度引发中共当局对粮食生产、农耕用地保护的重视。唾弃以房地产业为支柱的国家经济发展思路，遏制不切实际的城市化冲动，把他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农民农村，实施国家扶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最终防治中国政治危机、管制危机的的另一个关键，还在于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从与社会争利的经济人转化为单纯的政治行政机构；从集球员与裁判于一身的双重身份转化成公平竞争市场的公正裁判，这样才能真正遏制住权力主导、利益冲动的非法圈地伤民暴行，给民生、民权以制度性保障。
注释：
［1］：摘自邓聿文的文章《“圈地”恶风隐患须刹住》
［2］：摘自文章《中国土地管理十大弊端或十大不足》
(自由圣火首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