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阎真：《因为女人》讲的是“逼女为妾”by(燕赵都市报 蔡晓辉、集月音)

阎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

　　阎真的这部小说，让人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写困境的高手。校园里的女生柳依依，如何从一个纯情女性十几年后成为一个……这个词，实在是很难堪，怨妇。45万字的小说，阎真所要解剖的问题仍旧是女人该怎么办，女人的出路在哪里？他将这个问题放在了一个欲望化的时代背景下，读者读到的，是性别的悲剧。

　　本月9号，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100周年诞辰，距离她写《第二性》，我们已经隔了59年的时空。但性别的冲突和女性的自我认知问题，却不因时空而消淡。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答案，这涉及到个人解决困境的能力问题。但阎真的探寻，让人十分不忍，这种不忍，类似于一个长满雀斑的人，自己不忍心多照镜子的境况。

　　在小说开头，阎真将波伏娃和自己的认识列为两段，“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和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波伏娃)，阎真接着说，“女性的气质和心理首先是一个生理性事实，然后才是一个文明的存在；也就是说，其首先是一个文明的前提，然后才是文明的结果。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相反。把女性的性别气质和心理特征仅仅描述为文明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她们生存的真实状态。在这里，文明不仅仅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阎真在男女冲突问题上，是悲观的，他的小说冷酷而残忍。无论是女性读者还是男性读者，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描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距离女性自由的理论前景，我们还正处在一个困境之中。

　　爱作为女人生命的核心价值，是多么难以实现

　　记者：《因为女人》在《当代》刊发后，很多人都在谈论它，很激烈的争吵。在男女关系这个最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你希望读者关注什么？

　　阎真：我有两点希望。第一是希望读者通过小说，看清楚这个时代给了女性多么大的压力，爱作为女人生命的核心价值，是多么难以实现，因而幸福对她们来说是多么艰难。在“时代”这个思考方向，我的小说是具有社会批判意味的。欲望化的社会现实造成女性的生存困境，因为她们的青春不会永久。以前有道德的压力作为保护的屏障，现在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我愿意坦诚地说，他们对女性年龄的敏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普遍心态。这也许就像女性对男性是否成功非常敏感一样。小说中那种种关于女性年龄“说法”，全部来自生活，没有一处是我杜撰的。还有更极端更残忍的话，我都不忍写出来。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不无悲伤地看到，失败的女性很多，而且，我预言，会越来越多。因此，在这个时代，一个女性要追求完美的人生，需要更高的智慧。

　　记者：你的小说，扉页上写的很明白，把波伏娃和你的两个女性论断放在一起，让人很明显地意识到你对波伏娃论断的不同。简单说，你们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阎真：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生就的，女性的社会形象是文明决定的。我则认为女性的社会形象既是文明决定的，同时也是生就的。应该说，首先是生就的。生理事实在其展开过程中成为了文明的必然构成，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波伏娃的“文明决定论”回避了女性先天的生理因素，因而是片面的。

　　记者：我能不能这样总结：女人基于她的生理性事实，她的最大追求是感情。而这个感情，在社会现实中要实现它几乎是很困难的，所以，女人的出路在于，用真情去建立一份亲情，用亲情在维护家庭？

　　阎真：这要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来谈。现在的社会是相当欲望化的，欲望化社会挤压了情感空间，这对女性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也是她们面临的新的历史性挑战。因为，在欲望的视野中，女性是没有光明前景的，她不可能永远年轻。这是这部小说提出的问题。女性的前景在于建立一份亲情，但如果她以前的经历让她丧失了爱的信念和力量，建立亲情的基础又在哪里？这也是小说提出的问题。

　　记者：你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怎么看？

　　阎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五大冲突：民族的、阶级的、人与环境的……那么，两性之间的冲突必然列入其中，这也是小说所表现的话题具有的普遍意义。我觉得两性之间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因此，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比较悲观。爱，这个在女人一生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价值，会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副产品？有女权倾向的女人，在感情上几乎无一例外是失败者记者：你在小说中一再抨击说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很不公平。

　　阎真：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男权社会。第一、社会资源更多地掌握在男人手中。第二、在时间进程中，男人在情感方面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这是上帝对女性的不公。但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不认为女权主义会给女性带来幸福的可能性。女权主义意味着把男性当作潜在对手，这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理想。还有，在现实中我也看到，有女权倾向的女人，在感情上几乎无一例外是失败者。我因此对女权主义抱有警惕，它不会给女性带来幸福。

　　记者：如果感情是女性的最大追求，那么你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感情是不可靠的，是有赖于男性的，是被动的。那么，女性的追求注定将是一个悲剧了？女性，在男女两性中有可以主动把握的空间吗？阎真：感情不可靠，这正是欲望化社会的特征。问题在于，女性发生“情感第二春”的机会比男性小得多，这是生理事实(青春不再)和文化事实(男性爱年轻女性)对她们的制约。在这个欲望化社会，女性发生这种悲剧的几率是大大增加了，触目皆是，这是新的社会现实，也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动因。

　　记者：你的书还探讨了女性的自由。当然，是借助你的小说角色之口告诉读者，所谓的自由，到最后将成为女性无法承受，无所凭依的东西。这个论调似乎是逆潮流而动啊。

　　阎真：在两性关系问题上，我个人对自由没有特别大的好感。这不是说男女不应自由恋爱，而是说，太多的男人在自由的旗帜下去实现妻妾成群的梦想，像小说中的夏伟凯一样，对女主人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自由对女性来说简直就是恐怖主义。在小说中我说，自由不是谁想咬就咬一口的大苹果，这是对女性说的，也是我希望她们慎用自由的权利。如果有读者认为在两性关系上打破一切约束的自由是历史潮流，我非常愿意承认我逆历史潮流而动，我相信这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维护了她们的利益。

　　记者：女性是否拥有过权力？在这一点上，从恩格斯的母系氏族论到波伏娃，到你对于欲望社会的观察，有什么区别？

　　阎真：欲望化社会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一旦青春不再，她就不再是欲望的对象。小说中种种关于女人年龄的“说法”，都来自生活，再现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男性价值观。我们看看自己周围有多少青春不再的知识女性处于困扰之中，就会明白这个问题是多么普遍多么严重。为什么特别针对知识女性？因为她们面对的男性都很优秀，也有更多情感机会，这也是风险。因此我在小说中写到，恩格斯说母系社会的终结是女性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而欲望化社会的出现是女性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我希望女性读者不要因为我写出了这种失败就对我不满，正视现实，勇敢面对是改变命运的起点。同时也要看到，我完全是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表现生活的，小说就是要抗议欲望化社会对她们的不公平，但我如果不写出真实，我又怎么能传达这种抗议呢？我表现了现实，但现实不是我造成的。作家的责任在于直面真实。当然，小说把这种真实集中化了，这是艺术的存在方式。

　　我根本不欣赏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

　　记者：我从你的小说中没有读到知识女性有什么积极的作用。知识对女性的自我改变有什么用？阎真：在谈积极作用之前，我想问读者，我表现的生活景象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虽然我从整体构思到个别细节都是尽最大可能贴近现实去表现生活的，但不同的人还是可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我只能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也相信这种经验是能够跟读者沟通的。如果这一点得到了肯定，我的小说对知识女性就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了，小说至少让她们看到了自己的生存环境，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这种挑战所需要的姿态和智慧。同时，我的小说也写出了女性对欲望化社会氛围的抗议之声。这种声音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贯穿始终。

　　记者：这么多年过去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方面，我们这个社会和波伏娃那个时代的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构成女性自我解放的新的敌人有什么变化吗？假如你认同女性解放这个词汇的话…

　　阎真：法国社会不了解，没资格谈。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对女性来说是太欲望化了，缺乏情感的展开空间，也就是说，女性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女性解放的最大敌人跟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已经不是家庭，不是道德，而是欲望化的社会氛围。有了男人自由表达欲望的权利，女人就丧失了爱的权利，因为，她不可能去爱一个自由表达欲望的人，那是一条绝路。连爱的权利都没有，还谈什么女性解放？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这个自由解放的时代，女性实际上是非常不自由解放的吗？我的小说我是要表达这种状态，这是小说对女性最大的积极意义。

　　记者：你如何看待波伏娃和萨特关系中，感情、自由等等这些因素的？你欣赏这种关系吗？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是什么？

　　阎真：我根本不欣赏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更不认为他们的关系在中国的实践中会有任何积极意义。波伏娃一生跟随萨特，但萨特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找别的女人，太多了。他死了以后连遗产也没给波伏娃，波伏娃不难堪吗？波伏娃是一个特例，不是谁都可以学的，谁学谁就要准备充当悲剧主人公。至于理想的两性关系，“和谐社会”的提法就能很到位地表达，这很难，越来越难了，人人都很自我，太自我，又有这么多自由表达欲望的机会。这也是当代知识女性面临的挑战。

　　记者：你如何看待女权主义？

　　阎真：我觉得女权主义在理念上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理想。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大多生活状态不好。因此，从理念到实践，我对女权主义不敢恭维。

　　记者：你知道你这个意见会在当代知识女性那里遭到多大的激烈反对吗？因为它还是将女性置于一个从属的、被动的位置上。而当代女性的经济地位、自我认知都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作为一个女性读者，我必须说，你这本书，你的观点，让我很难接受。太残酷了，太男权了。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女性竟然又回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是女权主义不可行，徒劳一场，还是女性自我解放任重道远，阻难重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我猜你的书会在思想界和读者那里引起很大的反弹和批评。

　　阎真：我写出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这不能说我太男权了，只能说这个社会太男权太欲望化了。如果说太男权太残酷，那么残酷在于社会现实社会氛围，而不是表现这种现实氛围的作者。我不写出来现实就不残酷吗？作者的责任是写出真相。小说主人公柳依依的境遇，只能说是一个平均数，远不是我看到的最极端最残酷的现象。我恳请女性读者原谅我这么集中地写出了这种社会现实，我所有的观点和出发点都是为她们说话的。至于“女性又回到了这样一个情况”，这正是我要揭示的生存真相，并想通过这种揭示，让人们看到很多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如果有些女性读者对我的小说不满，我相信通过“反弹和批评”，她们会看到我跟她们是站在同一战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