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去的地方多，经历的事情也多，本来已经写了《我在嘉兴读小学》，可还是觉得对嘉兴没有写够，就又写《天井里的童年》，不写还好，一开了头就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那些“从来也不需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情景穿越时空，跃然眼前。我想干脆就把它们都写出来吧，让电脑帮我记着不是更好么，人脑总有一天会失灵的。写下来，是为了给自己留纪念，不只是为了让人看，如果您喜欢，我很高兴与您分享我童年的快乐，如果您嫌我唠叨，赶紧跑开还来得及。说心里话，老写些陈芝麻烂谷子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还有，《天井里的童年（上）》贴出后，收到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和留言，但却发现有人把“天井”和“水井”混为一谈了，“天井”是方言，就是院子的意思，是指四周建有房屋或围墙的空地，当然，有的天井里也有一口水井。
我在外婆家住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住在当年的中山路328号。中山路两边有很多高大的梧桐树，树下是人们夏天乘凉的好地方。嘉兴的夏天很热，那年月既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酷暑之夜，人们干脆把床板、竹塌摆在街边，再点燃一盘蚊香，手摇蒲扇，露天而眠。南方的夏日难熬，冬天更不好过，不象北方冬日里家家都有暖气或生炉子，即使外面滴水成冰，室内总是春意融融的。我记得那年冬天我的耳朵上、脚趾上和手上都长了冻疮，又痒又疼。
刚到外婆家最不适应的是没有厕所，大便小便都要用马桶。马桶有两种，一种是端的，一种是拎的。端的比较高级，外边和盖子上有雕出的花纹，边也比较宽，坐上去不硌屁股，但倒起来比较吃力。拎的那种就简单多了，像一般的木桶，只不过形状有点像鼓，多个盖子多个铁拎把儿而已。马桶通常放在家中比较隐蔽的地方，如衣柜边上的墙角落里，门的背后，床脚等地方。我刚到外婆家的时候极不习惯，只要房间有人，我就是憋得两条腿拧成了麻花也不肯上马桶，而当地人竟能一边上马桶一边聊天，只要是一家人，男女也不忌讳，邻居之间也无所谓，到谁家串门时想方便了就在人家方便，很自然很随意。到了晚上，家家户户都把马桶放在马路边上，第二天凌晨，乡下的收粪车就来倒马桶了，他们把粪便倒进收粪车，然后把马桶象征性地刷一下放回原处，当然不会刷得很干净，因此，刷马桶便成了主妇们每天早上必做的第一件事情。我每天就是在这“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的声响中起床的。
南方的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与北方的很不相同，房屋建筑、店铺格局、年节习俗、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都不一样。一切都是那么古朴，那么自然。只有一坐天主教堂，它告诉人们这里曾接受过外来的文化，教堂是光绪年间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建的。有趣的是，教堂顶上长了一棵小树苗，可能是哪只鸟把树种子衔到了砖缝里。我路过那里总喜欢抬头看那棵树，不知它会不会越长越大。
那时候在嘉兴还能见到很多挑担子的营生，“鸡毛换草纸”便是其中的一种。挑担人高喊着：“鸡毛--------换草纸！”如果谁家有杀鸡攒下的鸡毛，根据份量和质量就可以换到一刀或两刀草纸，一刀约有一寸厚一叠。我猜想他们收鸡毛可能是拿去做鸡毛掸子吧，草纸是自家产的，很粗糙，能清楚看到里面没打碎的草梗和草叶，更不要提卫不卫生了。“骟公鸡”又是一种挑担营生。一般来讲春末夏初的时候，鸡仔长到了两三个月大，是母鸡，自然被留下来生蛋，是公鸡，就花两毛钱请人给骟了，养到过年宰来吃。据说骟过的公鸡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挑担人走街串巷，遇到生意便放下担子，从挑筐里取出“手术器材”，抓住主人递过来的小公鸡，动作娴熟地在某个部位切一小口，用钩子钩出两个小蛋蛋，即小公鸡的睾丸。很多小孩不敢看，可我每次都是从头看到尾。骟过的公鸡不再会打鸣，鸡冠也不会再长大，头也不会再高昂地仰起，只会长得肥肥胖胖的。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是先有给太监去势的技术，还是先有给公鸡骟蛋的技术。
还有一种是挑着担子卖麦芽糖的，嘉兴话叫“jing 糖或qing糖”，哪位明白人知道那个字怎么写请告诉我一下，先谢谢了。卖糖人摇着泼浪鼓在街上迈着方步，后面跟着一群谗嘴的孩子，没钱没关系，废铜、酒瓶、牙膏皮都可以拿去换糖。糖是整块的，像一张大面饼一样，摊放在担子一头儿盖筐子的木板上，卖糖人左手持一铁片，右手持一小锤，将糖敲下一小块递给换糖的孩子，孩子会说：“太少了，再饶一点。”围着的孩子也会跟着帮腔：“再饶一点，再饶一点。”卖糖人就会再敲一下，让换糖的孩子觉得拣了便宜，满意而去。那时候还常常能见到铜钱，女孩子踢的毽子都是用铜钱做的，不少小孩就拿旧铜钱换糖，我也换过，现在想想很可惜，即使不是康熙、雍正、乾隆的，也应该是同治、光绪、宣统的吧，至少不会是假的。有件事情说出来很丢人：我有一把铜钥匙，是我北京的家门钥匙，当年爸妈下放河南“五、七”干校时，把我托付给我小时候的保姆，可我还是喜欢把那钥匙挂在脖子上，以为很快会回家。后来我也被接去了河南，一年后又被送到了嘉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北京的家，所以一直把钥匙存在我的“宝贝”盒里，可到了嘉兴我才感到，我一时半会儿是回不了北京了，有一天鬼使神差的，我从我的“宝贝”盒里拿出那把铜钥匙，换了好大的一块麦芽糖。糖吃完之后我后悔了，怕以后回了北京进不了家门，但事实上，我以后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
在外婆家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爸我妈分别从河南“五七干校”来看过我。记得我妈来看我的时候是夏天。妈是直接从干校赶来的，趁着在车站换车的空当，妈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想给我买些可读的书，可是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外，几乎没有其他图书，好不容易才勉强挑出了三本，一本是《讲给少先队员听》，一本是带剧照的剧本《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还一本全是剧照，《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第一本是“文革”前的少儿读物，不知怎么在书店的角落里搁着，可能是“漏网之鱼”吧，让我妈给淘了出来。关于两本样板戏，我后来曾向我妈问起过，妈记忆犹新地说：“唉，当时就想给你买几本书，可那时候哪儿有啊。跑了几家书店，就那剧本还有点故事情节和彩色照片儿，就买了。” 妈只有几天的假，看看我和外婆就要赶回干校，临走前，妈带我来到前篇里提到的那家杂货店，买了铅笔、小刀、橡皮等足够的文具。好吃的零食、点心让我随便挑，指什么买什么，买了整整一盒子。妈走后我舍不得吃，把盒子放在床边的窗台上，每天打开看一看，一次就取出一丁点儿来解谗。有一天我放学回来，把盒子打开一看，天啊，里面密密麻麻爬满了蚂蚁...................。
那三本书成了我的宝贝，不知读了多少遍。特别是那本《讲给少先队员听》，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讲的是两个美国黑孩子，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尽苦难，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有几句我还记得：“.............小木屋里黑，老鼠特别多，它抓我，它咬我，昨天它就咬了谢利的小耳朵。................. 妈妈做工还没回家，可怜辛苦了一天的她，只能给我买一块蛋糕，给谢利带回一个苹果。” 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穷人家应该是连粥都喝不上的，怎么他们还吃蛋糕和苹果？
我爸来看我的时候是冬天，带我去了一趟上海，看望了我在上海的大伯、二伯和堂哥堂姐们。在上海南京路的报摊上，我兴奋地看到有卖《红小兵》杂志的。那时一些杂志社和出版社经过“整顿”，已恢复了发行，在短时间内出版了一批少儿读物。我和我爸走了很多家报摊才凑齐了每一期的《红小兵》杂志。我爸还给我买了很多小人书，内容当然是极左的，完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绝对的革命化。小人书讲的要么是抓台湾特务的，要么是老地主如何破坏生产的，再有就是英雄故事，雷锋、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刘英俊、麦贤得、欧阳海、刘胡兰、金训华、刘文学、龙梅和玉荣............。回来后，我把小人书编上号，整齐地放在一个长方形的药盒子里，每天放了学就抱着盒子到天井里开“图书馆”，小朋友们羡慕地围着我，小心地巴结着我，我那叫一个得意哟！我敢说他们的小人书统统加在一起也没我一个人的多。
外婆一直是和我二舅一家住在一起的，二舅是有名的大夫，专攻结核病，不知救了多少人，可那时却被办了学习班，根本不让回家，所以我从到了外婆家就没见过二舅，家里除了外婆只有二舅妈，再就是我小表姐真光姐姐了，真光姐姐那时不到二十岁，因身体不好没有去插队落户。我的大表姐和表哥已经下了乡，在一个叫塘汇的地方，平时也不回来。一到周末，我就盼着在郊区教书的小舅回来，小舅一回来准会带我和小表姐去看电影，还会讲故事、说笑话，领着天井里的一堆孩子玩儿游戏。有一次暑假，我七姨的两个女儿小红和小勤从安吉来外婆家玩，小舅就带着我们一大群孩子在天井里跳舞，我们一人手拿一顶草帽当斗笠，边唱边跳：“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打敌人，打敌人...................。”小舅是个文艺骨干、能歌善舞，性格特别开朗。如今都七十多岁了还在嘉兴某老年合唱队里当指挥。周末我盼着他回来，但我也有点怕他回来，因为他一回来就要检查我的作业，抓住我什么毛病还会狠狠批评我一顿。外婆和舅妈也都很疼我，我去了几个月就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妈说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胖起来的，哈哈，到现在也减不下去。
暑假的时候，小舅把我带到我表哥表姐下乡的地方去体验生活，一住就是一个来月，“双抢”的时候，我天天跟着农民一起下水田插秧，在大田里割稻，背着背篓打猪草、割兔草，还跟着乡下孩子去给队里放牛............。乡下孩子夏天都打赤脚，我也学着把鞋脱了，烈日把大地烤得滚烫滚烫的，我每走几步就要跳进路边的草丛里让脚凉一凉，但过了几天就习惯了，光着小脚丫子满世界跑。乡下的孩子对我很友善，放牛时他们教我怎样爬上牛背，带我到河浜里洗澡，还把他们割的草塞进我的背篓。他们听说我是北京孩子，都围着我想跟我玩，我就在村头大树底下教他们北京孩子玩的游戏，有一个游戏是这样玩的：两个人手拉手做起一个“拱门”，其他人排成一行，做“拱门”的两个人和排成一行的人一问一答：
“买蒜嘞！”
“什么蒜？”
“青皮萝卜紫皮蒜。”
“什么膏？”
“马皮膏。”
“高几丈？”
“高三丈。”
“三丈几？”
“三丈三。请你们小孩儿快快钻！”
然后，排成一排的人一个接一个从“拱门”中钻过去。“拱门”就说：“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一个小尾巴尾巴尾巴尾巴..............鱼。” 说到“鱼”字时双手向下一捞，就“捞”住一个钻洞的小孩儿。然后再怎么“处理”这条捞到的“鱼”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谁还记得？
说到嘉兴就不能不提一下南湖。南湖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齐名。中国人都知道南湖，知道南湖是因为湖上有一条革命的“红船”，很多人是通过“红船”认识了南湖，然后才知道了“烟雨楼”的。那时候去南湖不要门票，但上红船参观要收五分钱，并要求脱鞋。我第一次登上“红船”也是怀着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心情的。当讲解员指着一张小小的棕梆床说：“这就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当年休息的地方。”时，我看着那张床觉得有些怪怪的，心想毛主席怎么也跟我们一样晚上要睡觉的呀。在我心里，毛主席他老人家是神不是人。南湖还有一样好东西，那就是南湖菱。南湖是国家的，南湖菱当然也是国家的，所以南湖菱上市的时候只有国营商店才有的卖，而且要排队。外婆差小表姐去排队买回了几斤，回来将菱放到水里，浮在上面的是嫩的，沉在盆底的是老的，嫩的吃个鲜，老的用来顿肉，烧菜。
离开嘉兴后我又去了东北大连。以后曾回过嘉兴三次，是七三年、八一年和二000年。七三年回去的时候跟文菊、文玉还有淑勤去照相馆照了像，一直保存在影集里。八一年回去的时候林家和戴家已经搬出了天井，国家把房子归还给了二舅。那次我曾去找过淑勤，她家没人在家。她也来过，偏偏我又出去了。文菊文玉家没有地址，只得做罢。与文菊在街上相遇，却互相没有认出来，过程是这样：我和二舅在路上走着，对面走来的一个二十岁多岁的姑娘和二舅打招呼，二舅停下来跟她笑哈哈的说了几句话，还指着我对她说：“这是我外甥女，在北京读大学，暑假来这里玩。” 我对她笑笑，她也对我笑笑，就各走各的路了。然后二舅告诉我，她是从天井里搬走的林家二女儿。待我恍然大悟急忙回头寻找时，早已不见了她的身影。我当时只以为她是二舅的什么街坊或病人，我猜她也没有想到会碰上我，把我当成了二舅众多亲戚中的一个什么没见过的人，而二舅当时也忘了我们曾是一起游戏的伙伴儿。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2000年带着孩子们再回嘉兴时，老屋早已不复存在，儿时所熟悉的店铺也不见了踪影。没变的只有那个老教堂，老教堂顶上的那棵树长大了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