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法：调查胡紫薇（3）
作者：谢盛友
敬告读者朋友，胡紫薇这一课，不仅在网络论坛，也在德国大学的课堂。不仅在欧洲，也在神州。不仅在文章里，也在餐馆的店堂里。不仅在暗夜思考里，也在暗夜“梦游”里。上胡紫薇这一课，不仅与黑毛华人，也与红毛白人。现在无法一一回答读者的提问。等下课， 我会写检查，向读者坦白交待。交待不清楚，你甚至可以把我杀了，但是，你得不到什么，二十年在德国算白混，一无所有，只存良心。
现在没时间，先工作，先调查胡紫薇，等胡紫薇水落石出后，才有时间检查谢盛友。今天能向我的新读者坦白交待的是，在我的文章里，“伟大正确”指的是党，不是指人。党误会，没关系，友误解，很伤心。
胡紫薇现在人在哪里？ 该不该罪？ 如何罪？谁罪？至少我认为，应该由法罪，而不是由人罪。
2007年八月，德国总理接见李大同的当天，德国mdr广播电视台同步采访我，要求我与德国民众谈谈中国新闻法的可能性。本来好好的一件事，被默克尔与达赖喇嘛一会儿，全玩蛋。（参见：当“德国小姐”遇到了“中国先生”——透视中德新关系的新问题）辛辛苦苦建立的中德法治对话，毁于一旦。
我们中国人目前还没有新闻法，但并不是不需要新闻法。需要法治者，当然一直在呼吁。喜欢人治者，当然拒绝呼吁。
新闻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电台，都应该是民众舆论介入政府和国家事务管理和行使监督权利的工具，又是支持和帮助政府科学有效、稳定地统治国家的一种有力武器。
我们中国人的前辈都曾积极呼吁，比如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1988年、1989年万里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时，曾提出该届人大常委会要制定新闻法，但到了1989年6月被玩蛋。
老中元老陈云曾说：“我们不能制定《新闻法》，如果制定了《新闻法》，就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捆住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就是钻了国民党的《新闻法》的空子，办了我们的《新华日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如果我们搞了《新闻法》，那岂不是……”。
在西方法治国家，民众把新闻媒体称作除立法、政府（行政、执法）、司法三权分离外的第四种权力——保障宪法赋予公民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而这三大自由权利，都是公民所享有的天赋人权，也就是民主和文明社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新闻自由就好比压力锅的阀，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它会自动开启，释放一部分压力以保证压力锅的安全；如果阀打不开，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再厚的高压锅也会承受不住而爆炸的。
我们中国人并非什么时候都害怕新闻法。早在1949年之前，在我们“伟大正确”接班之前，在袁世凯政府时期，政府就制定了新闻出版法律。如1914年（民国三年），由袁世凯制定的中国第一部《出版法》，共23条，当年12月5日公布施行后，废止1914年4月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报纸条例》——法律的效力高于条例；1930年12月16日（民国十九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国第二部《出版法》，6章44条，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后又有多项修正案公布并施行。
到了1987年，“伟大正确十三大”首次提出“加快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立法步伐”，此后新闻立法的呼声几乎从未停止过， 但是，却一年比一年热度降低。
老报人张恨水说，我们没有新闻，开头就是“几月以来”，这不是新闻，是历史。我们中国人办报，丧失了媒体的客观、公正、民意、独立的立场。
胡紫薇不明朗，我们中国人没有新闻法的一天，我要上课，你可以逃课，我不当逃兵。
下一课，新闻自由：调查胡紫薇（４）
写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７日，德国班贝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