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我们的人民好在哪里？——有感于“我们的人民真好！”

我们的人民好在哪里？——有感于“我们的人民真好！”

　　　　　　　　　　　　　　　　·白　焰·

　　“我们的人民真好！”似乎已经成为领导干部和大众媒体的口头语。从解放战争的支援前线，到建国时期的大炼钢铁，到文革以后的各种灾情，中国的普通群体都得到上级的如此称赞。今年春节前的雪灾过后，一些政府和报纸又如是说道：我们的百姓是多么好的百姓啊。暂且不论这些话是否都是由衷，这里要问的是，我们的人民好在哪里？

　　我们的人民好在忍耐。忍耐是中国人的特性。“中国家族生活的秘诀是一个忍字，中国民族生活的秘诀也是一个忍字”（潘光旦）。在历史的某些时期，中国人的忍耐是坚忍不拔。其余，中国人的忍耐是消极从命。这次雪灾就是一例。这场大雪说是五十年不遇，如此脆弱的政府也是五十年未见，如此忍耐的中国人可是司空见惯。中国人的忍耐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逆来顺受

　　中国人善于调整逆来的关系和窘境。身处凌辱，他们能够理顺并且相安；受到欺压，他们可以心安并且理得。在中国，似乎谁都可以为了利益、便宜、方便，而把麻烦、损失和伤害扔给弱势群体（如农民和民工），弱势群体却能够忍尤含垢。民众站在火车站数天，却不见民政部门提供移动厕所（憋比饿更难受）、开放大型公共设施。冰冻天气持续数天，却只见部队官兵用简单的劳动工具清雪（没有扫雪车）……车站数十万大众与其说是翘首等候，不如说是画地为牢。他们只是懵懂地、人贴人地站着，生怕失去拼命夺来的落脚之地。随遇而安把中国人培养为苟且偷生的顺民。

　　顺民接受百忍成金的宿命。他们相信生活就是忍而再忍，出路就是吃苦耐劳。至于是否有权或有机会享受劳动成果，只好听天由命。“此而可忍，殊不可忍”是中国人的自我安慰和对抗争的放弃。林语堂说：“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民不仅是顺民，而且是驯民。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民真好！”折射出中国固有的一种臣民关系、君临天下的姿态、和官员暗自庆幸的心理。毕竟，中国人民没有借机发泄、没有犯上作乱。他们比其它国家人民的激烈反应甚至打砸抢要驯良得多。

　　二．忍气吞声

　　中国人忍耐的方式是缄默无语、以忍为阍。他们不大声抱怨，不随便发怒。他们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心字头上有一把刀。同时，他们也不知如何申述苦难、如何辩护自己。问题是，有多少中产阶级对此感到于心不忍？有多少人大代表愿意仗义执言？中国的最大不幸之一是为民请愿的人太少。结果，人民历次的容忍没有兹生妥协，反而助长了邪恶。对于隐忍不言、唾面自干的老实人，高高在上者居然能安忍无亲。

　　几乎任何天灾都夹杂着人祸，不妨看一眼政府在灾前对天气预报的忽视、在灾中对安抚工作的敷衍、在灾后对过失的避而不谈。中国的单一体制（相对于联邦制）是地方官府罔顾民生的另一因素——中央必须凡事躬亲，否则诸侯按兵不动。另外，中国有２０００亿美元的“国家主权资金”在美国金融市场。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集团３０亿美元，现已下跌到２０亿（《经济学家》２００８—２—１９）。假设这些钱的一小部分早先用于购买国家应急设备，那惨不忍言的灾情状况不至于惨不忍睹。天灾忍受过去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次雪灾所带来的灾难和教训很快在一片歌功颂德中消匿。美国新奥尔良飓风灾难已经两年，两年以后，人们还在追问政府的失责，政府还在继续检讨，不敢怠慢。相比之下，我们的人民对待官僚却能够忍辱负重、安之若素。

　　相安为国是说教中的理想境界。唐朝有个叫张公艺的人，家里九代人都同住一块，且友爱和睦。唐高宗皇帝好奇他家有何特别的治家之道，张公艺便拿纸笔写了一个忍字。处家之道，长幼尊卑，人人需忍。然而，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里，人民的忍耐是有前提和有限度的。其前提是政府必须建立在契约之上，其限度是人民在忍无可忍时可以造反。忍耐是人民对政府提供保护所做出的交换，而不是单方面的牺牲。如果人民不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只是一味忍耐，忍耐不是美得，而是恶行（林语堂）。同理，忍耐不是韧劲、耐性、守己、自安。相反，它是卑怯、窝囊、猥琐、自贱。可见，能忍善耐的人民并不总是好人民。我倒希望我们的人民有时不要太好，也但愿能有一天，我们的人民会摆脱心字头上那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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