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探寻时代英雄的道德密码--试说兰德

刘军宁：探寻时代英雄的道德密码

女先知：从底波拉到兰德

圣经旧约里所描述的世界中有一种职分叫先知（prophet）。先知是得到了神的启示的人，他们把神的启示做认真的领会，并公之与众。先知只听上帝的，不听国王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义务把上帝的旨意原原本本地告诉国王，而不管国王爱不爱听，也不管因为说出真理而付出多大代价。其中最著名的先知要算是摩西和亚伯拉罕，还有后来的以赛亚等。先知通常都是男士。然而，《旧约·士师记》中记载着一位了不起的女先知，叫底波拉（Deborah）。这位先知兼士师，在没有男士能出来做头的时候，她出来做头；在没有男士出来统率的时候，她出来领导男士去征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位底波拉女先知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本文中的主角，二十世纪最有思想影响的一位美国女性爱茵·兰德（Ayn Rand, 1905.2.2－1982.3.6）。她生在俄罗斯，长在苏维埃，却成为典型的美国作家与哲学家。她是自成一系的哲学家、盛产思想的小说家，富有争议的、但却激发人心的思想家。有人说，美国精神就是耶稣加兰德。兰德精神不是美国的全部，但是她是美国这个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一生褒扬英雄主义的伟大道德精神、不倦向上的创造精神。这位女先知用她的作品证明，她是美国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自由精神的标竿。她的作品激励着无数美国人乃至世界各地的青年人。

上帝当年选女先知底波拉出来做头，是因为面对强敌，以色列人十分软弱，竟没有一位男人肯出来做头，领导百姓去迎战强敌。1957年时美国的情形十分相似。就在这一年，苏联的人造卫星升天，其国威大震，中国也由于开展反右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把红色革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的知识分子们，主流社会科学家们，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竟暗暗地或公开地羡慕乃至赞叹起挑战美国及其精神传统的强敌来。面对强敌，已经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看不见多少抵抗了。就在这时，一位女性站出来了，她的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在这一年出版了。她做不出卫星，做不出导弹，但不知是不是因为上天暗中相助，她写出了《阿特拉斯耸耸肩》。就像神话传说中的巨人阿特拉斯那样，就像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前的阿特拉斯雕像那样，她把捍卫美国精神传统捍卫自由精神的重担独自背负起来。像底波拉一样，兰德不仅是一位先知，而且还是一位士师（judge）。士师是做判断的人，也是带领民众去征战的人。面对美国的精神强敌，面对泄气的美国知识界，兰德做出了正确的价值判断，立志要捍卫自由，并领导了一场场抗拒极权主义的思想战役。正是其非凡的先知之见、士师之勇奠定了兰德在美国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力。

1957年也许是20世纪中最有标志性的一年，但是这一点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这一年对整个世界来说是特别的一年，对兰德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有几件大事，分别发生在在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国家：苏联、中国和美国。在苏联，苏联把人造卫星发射上天，这标志着共产主义的苏联在科技上占了美国的上风，大大动摇么美国和西方知识分子对美国、西方及其制度与价值观的怀疑，更加叹服、欣赏甚至向往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一时达到了顶峰。在中国发生了反右运动和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红色意识形态在中国正在蒸蒸日上。而那个时候，许多西方人都认为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道德上正在破产，输给了共产主义。在美国，兰德的最重要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也在这一年出版了。她一个人用一部作品对上述挑战做出了有力的回应。终于，美国人抗拒住了极权主义的诱惑，恢复了对自由的信念。现在苏联及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存在了。在中国，反右几乎被完全平反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逆向改造。剩下的只有这本书还依然在闪闪发光，而且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来到了中国。圣经上特别说，当时那个地区的人都到她那里听底波拉的判断。现在，世界各地的读者都通过阅读兰德的书来听取她的判断。

道德的源泉

道德的源泉究竟是什么？是他人的需要？还是个人的价值？兰德把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写在她的第一部畅销小说《源泉》里。在利他主义者的道德信条中，他者的需求是道德的正当性源泉。这种道德宣布，只要是为了他人的需要，攫取与强（行剥）夺便是最高的美德。他人的需求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正当的道德标准。然而，在兰德的道德信条中，每个人平等的价值与相应的生命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其他权利和自由才是道德正当性的源泉。这意味，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不能因为自己或其所同情的人有需要就把手伸向他没有权利的东西。需要不能产生道德正当性，否则就是为强盗贼寇发放通行证。所以，个人主义社会是建立充分保护个人的自由、尊严、财产、生命基础上的社会，而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反是。

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个人应该为国家活着！在兰德看来，这种反个人主义的观念听起来振振有辞，却经不起推敲。如果个人不能为直接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国家活着的话，那么国家为谁而存在？如果国家是自在的，与任何国民都无关，那么凭什么要求大家为国家活着？如果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国民，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国民直接为自己，而是要绕个大圈子通过国家来为自己？除非国家的掌权者从中取得私利？很显然，掌权者不仅从中攫取了利益，而且还严重妨碍了个人为自己活着。所以，兰德的主张是，人首先应该为自己活着，只有正视自己的人才可以正视别人，只有正视自己利益的人，才可以正视别人的利益。作者说，大公无私的社会不仅是非理性的社会，而且是自杀的社会。1958－1960年中国发生的人祸印证了这一点。中国之所以走上改革之路，也是因为不改革的话，民众就活不下去了。中国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开始不情愿地回到兰德揭示的这个逻辑上来。

放弃自我的利他主义者常常自认为或被看成是理想主义者。这样的利他主义者靠别人活着，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某个实体，美其名曰为事业献身，他放弃了对自己责任，却要求别人对他负责，跟他奋斗。但是兰德不是这么看的，她认为：为了某些人的利益去奴役另外一些人，绝不是一种理想；残暴不是“理想主义”，不管它是出于什么目的。千万不要说通过武力“做好事”是一种良好动机，对于权力的贪欲和愚昧无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动机。

与通常的指责相反，兰德所主张的个人主义者既尊重自己的价值，也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价值。每个人的生命与幸福自身都是目的，任何人不是他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个人主义者以实现自我为使命，而利他主义者则以服从权威和征服他人为乐。兰德主张，自我牺牲则不应该成为一种道德标准，倒是自利应该成为一种道德标准。个人主义者为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辞艰苦，不怕恶言，常常付出沉重的代价。兰德的哲学是，每个人的幸福就是其生活的道德目的。工作不是义务而是快乐与受益的源泉。人不是为了工作而活着，而是为了活着而工作。当人们正为文明兴衰的根源苦思冥想的时候，历史的每一页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只有一个源泉：独立、自由的个人。

时代英雄的道德密码。

主张个人主义的人必然要给个体以很高的位置。兰德也不例外。兰德喜欢英雄，但是她并不把社会分成一成不变的英雄与非英雄，而是希望每个个体都成为英雄。所以，她的著作，那些渴望成功、想做英雄的人当然爱看。其实，英雄也有两类：一种是为自己成就的英雄，一类是为他人成就的英雄。她尊敬的是前一种英雄，鄙视的是后一种英雄。

在人类的历史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在古代的时候，勇士、征服者是英雄，奥德塞、拿破仑、成吉思汗、张飞、李逵等砍砍杀杀的人是英雄，他们因暴力与掠夺成为英雄。自古以来，还流行一种与上述英雄非常相关的道德密码。这就是自我牺牲的道德密码。这种密码把人们追求自利和幸福看成是贪婪的和自私的，因此，要为自己取得的个人成就，幸福和财富感到羞耻。掌权者就是利用了这一道德密码来操纵、奴役和掠夺那些被这一道德密码控制的人。

那么，在当下，谁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兰德认为，创造者是今天的英雄，这个创造者当然首先是企业家、工程师、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是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提供创意、作品与研究成果并且获得收益的人。作为创造者，新时代的新英雄不用牺牲他人就能获得以前从不存在的财富。他们不再是掠夺者，而是生产者、创造者。他们有独立的灵魂、独立的信仰、独立的判断、独自的收获，他们有无穷的精力、远大的愿景和务实的目标。在他们面前，每一个困难不过是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兰德发现，他们为自己活着并且靠自己活着的。兰德欣赏这类人并称之为创造者（creator）。与时代英雄相对应的那种人被称为利他主义者，这些人名义上为他人（集体、国家、民族、政党）或者实际上是要他人为自己活着的人。兰德鄙视这类人，并在作品中称他们为二手货（second- hander）。

一个时代的英雄是这个时代主流道德密码的光大者。道德密码体现的是时代文化中的价值序列。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探索、遵循某种道德密码，以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没有一个人不受某种道德密码的支配。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受任何道德密码的支配，那他肯定是个没有道德的人。所以，人不是被名、被利、被钱驱动着，是被道德密码驱动着。如果某位先知般的人物揭示了一个时代的道德密码，并向社会宣告且被社会接受，那么，这个道德密码就成为社会的主流道德准则。提出十戒的摩西是这样的先知，兰德正是这样的先知。兰德通过她的一系列作品揭示了这个时代的英雄的道德密码。她所揭示的英雄的道德密码，就是人活着不是为了他人，首先是为了自己。因此，每个人生存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因此，也要承认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应当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应当自由地去为自己创造，去实现自我的价值。根据其所发现的英雄的道德密码，兰德公然主张，人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人活着，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活着。如果每个人都为另外一个人活着，大家为谁活着？这样活着还有意义吗？根据以往的道德密码，个人首先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国家、集体活着。可是，国家有什么权利勒令个人为它活着？

兰德对企业家与商人给予很高的道德评价，把他们看作时代英雄的道德密码的携带者和传递者。但是，她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中也强调，并不是任何经商办企业的人都是值得称颂的英雄。商人有真伪之分。她特别指出了三种伪商人。一种是对自己的仪表比对自己的产品更感兴趣的商人。第二是借助特殊关系靠政府转移别人财富来从中获利的商人。第三种商人对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利益感觉到羞耻的人。

按照兰德的标准，中国能称得上商人的人很少，伪商人却很多。很显然，兰德所发现的道德密码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流行。中国没有商人的道德环境，在中国还没有多少道德空间供真正的时代英雄立足。许多本想做真商人的人被迫成为伪商人。中国现在的道德环境，像货币一样，劣商人正在逐出真商人。兰德式的英雄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受到日益更加严重的挤压。然而，如果商人、企业家消失了，这个时代本该唱主角的英雄消失了，或者用兰德的话说，他们罢工了，社会将得到什么呢？员工们要么挨饿，要么发誓自己成为商人。国家能接过商人的担子吗？当然不能！计划经济的垮台证明，国家是最不称职的商人。

兰德的贡献在于阐发了一种新时代的新道德理想。这就是，通过理性与自由，个人充分实现自己无尽的潜能，从而获得幸福，获得人生的意义。兰德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哲学：我的哲学在本质上是视人为英雄，视个人的幸福为个体生命的道德目的，视生产为最高贵活动，视理性为绝对存在的哲学。兰德通过作品传播时代的道德密码并逐步为社会所接受。这一过程就是观念革命。中国正需要新时代的道德密码，需要新时代的英雄，需要一场观念革命！

商品贸易与理想政体

什么是理想政体？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兰德认为，唯一道德的政体是承认个人独立自主是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政体，它建立在理性、自愿同意而不是在暴力之上。这个理想的政体承认你的生命属于你自己，而不是属于你的国家、你的阶级、你的政党、你的邻居；你确定你的人生的目的，而不是国家或政党来确定你的人生目的。任何以专政为诉求和手段的政体都是不正义的。兰德认为，即使是政府也没有首先使用暴力的道德权利。政府的职责是只能是保护民众的权利，而不是侵犯民众的权利，舍此无他。因此，法律也不应该限制民间任何自愿的、和平的活动，不应该干预人们的生产与贸易，不应该剥夺人的正当财产，不应该剥夺人的自由，除非是对犯罪的惩罚。

为什么建议在理性、自愿同意基础之上的政体是正义的？因为，在这种体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受害者与凶手，不是主子与奴仆、（上级与下级），而是通过自由交换得到互利的贸易者（交易者）。在这种体制里，没有人可以动用武力从别人那里掠夺任何利益，没有人可以对他人动用武力。政府只是保护民众权益的警察，它只是在对付那些率先动武的人如罪犯或外来侵略者时，才会采用武力。”这种政治的哲学基础是承认每个人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个人有权为自己而活着。每一个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别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应该为自己而活捉，既不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也不为了自己而牺牲别人。追求自己合理的利益和幸福，是每个人最高的道德目标。任何人都不应该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其邻居或领导手里。

为什么靠暴力维持的政体是不正义的？因为奉行国家主义的政体并不仅仅是靠武力来维持长治久安的。它在日常生活中更是靠精神武器来奴役民众的。这个精神武器就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信条。专制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个人没有为自己生存的权利。服务他人是自己生存的唯一理由。自我牺牲是最高的道德义务。人的生命属国家、属于社会、属于政党、属于集体，总之不属于自己。专制主义的字典上只有两个字：服从。个人对集体（国家、阶级、政党、领袖、单位、上司）的绝对服从。个人不过是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任意牺牲的祭品。在这样的国度，“政府不是警察，而是一个得到法律保护的罪犯。他可以勇任何方式，为了任何目的，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的受害者动武。”

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的是“个人通过自我否定和牺牲个人利益去实现体现其价值的纯粹的精神存在”。戈林说，纳粹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希特勒在1933年的一次演说中，更是直言不讳：“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个人位置的确定只取决于民族的利益，任何骄傲自满的情绪，任何认为个人至上的想法，不仅仅可笑，而且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决定个人利益的范围并决定个人的义务。”把个人奉献给国家，这一口号已成为无数苦难的源头，其实质是要把个人奉献给统治者。

因此，个体和人类的生存只能基于自愿的同意，不能基于暴力专政。既然如此，政治的建立必须得到民众的自愿同意，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只能用来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所以，在理想的政体下，个人不是为国家和统治者而存在，而是为自己而存在。

先知的担当

像底波拉那样的先知一样，兰德身上有一点非常值得称赞。这就是说真话的勇气，即使是冒犯所有的人也要说出真话的勇气。学者不敢说，政治家不敢说，兰德敢说。兰德的思想不仅常常惊世骇俗而且常常正确。任何社会都不难找到惊世骇俗的人，也不难找出说出真话的人，但是很难找到不仅惊世骇俗而且正确的人。我觉得中国需要兰德这样惊世骇俗而且正确的人。与兰德相比，这里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太多的顾忌。他们畏惧的不仅是权力，更畏惧的是民众的情绪。他们即便有学者的素养，也没有先知的勇气。当然，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先知。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勇气说出他认定的真理，他对真理的追求就会严重阻碍。即使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站出来为个人价值，为自由、为企业家、为市场、为正当的自利辩护，都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兰德做到了，而且赢得空前的影响。

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多个机构的多次调查结果表明，兰德的著作在美国的销量仅次于圣经。她的著作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已经销售了数千万册，而且至今每年还要卖出数十万册。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美国，乃至英语国家的主要大学，兰德的作品通常都被忽略。主流学术界要么对她的学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要么侧目而视。兰德的名字在教科书通常是找不到的，在课堂上是不会提及的，如果提起的话一定是嘲笑的口气。她的著作不会出现在老师推荐的阅读书单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美国的主流？是美国的社会还是美国的高校？在中国许多人的印象当中，美国的主流是美国的学界，但是我认为真正体现和代表美国的是美国的社会而不是美国的高校，社会中有先知，而大学中只有教授。这样看来，兰德的东西在美国高校得不到承认，这一点并不重要。不论高校的教授多么抵制，都不妨碍她代表美国精神的主流。兰德的遭遇也表明，即使在美国，真正的、主流的思想决不在官府，甚至不在大学，更在大学之外的民间，在那些无数的民间独立学者，和民间独立的思想库。在中国，近几年也有学府之外的民间学者崭露头角。这是非常可喜的。民间的学者，甚至所有的学者都应该学学兰德，不要为学术而学术，更不要为伪学术而学术，要为信仰而著述，为真理而学术。

期待中国的兰德，期待中国的底波拉，期待中国的先知！

刘军宁：探寻时代英雄的道德密码--试说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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