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月革命”的琐碎回想 ZT

戴 煌：关于“十月革命”的琐碎回想

2007-11-8 18:59


当年在苏北游击区新四军的一些战友们，每当提起“十月革命”节，就和“五一”、“七一”、 “八一”及新年春节一样，都是大家特别喜庆的节日。那时尽管面对残暴无比的日本强盗，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也不时制造事端，使得大家的日常生活异常艰辛，但是每年将近十一月七日，只要没有战事，大家也都眼巴巴地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节日及其以后的几顿饭，大伙才能美滋滋地吃到一斤肉。有时候甚至在节日当天，各个所在单位还会和所在地方的党政军民举行一个隆重盛大的庆祝会，同时还会有文艺团体的精彩演出。

后来在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大体上也是如此。直到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总社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听到朱总司令参加苏共二十大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才恍然大悟，痛感“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原来是个残暴无比的独裁专制的暴君！从而对以往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情愫才有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同时对原来喜气洋洋的“十月革命”节，也突然产生了一连串的疑窦。

比如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强调要“一边倒”。自从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毛老人家再三强调决不能丢弃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而且还要大肆挥舞这两把刀子。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这“十月革命”已黯然失色了。在中苏分裂以后，这个“盛大”节日更越来越靠边站了，甚至一去呜呼了；到苏联瓦解，它更踪迹全无。

在如此重大变化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感念十分庞杂。

当年在“十月革命”的强有力的蛊惑下，本人也曾是个狂烈的崇信者，恨不能刹那间就打败日本强盗。1945年春天，我与苏北游击区射阳文工团的二十多位男男女女，深夜穿越沟墩北面四里多地的曾家祠堂敌伪据点附近的一条河流封锁线，在这个据点西边几里地的废黄河堤上的几座草屋中铺的柴草铺上刚睡下，就听到屋外的枪声大作。原来这据点里的鬼子和伪军追杀过来了。文工团的男女同志来不及打背包的，只好披顶着被子向堤西匆忙转移。幸好，堤东有一条小河沟，河沟上架着五六十公分宽的小桥。日本鬼子和伪军虽然有机枪掩护，但必须通过这小桥才能到达这十几米高的废黄河堤上。当地的民兵就严守在几座草屋后面。每当日本鬼子嚎叫着想冲过这座小桥时，民兵们叭叭一阵枪响，一个鬼子就倒在东边的桥头，或从桥上掉在寒冷的河沟里，其他鬼子和伪军只好趴在河东岸的沟坎上，向我们这边猛扫机关枪。那时，我已有十七岁，入党也已有八九个月，担任文工团的一个行政分队长，在业务上又是音乐组长，随身带有一支排戏或演出用的左轮手枪。枪内有四发子弹，其中两发还是“屁股”眼上各冲过一个“鸡眼”的哑弹。我将一颗完好的子弹上了膛，准备和一座草屋后的民兵们共同阻击敌人过桥。但被这座屋后的民兵队长再三劝阻，要我赶快随顶着被子西去的男女同志一道转移。经他再三劝说，我才背起自己的小背包和挂包赶快去追赶文工团稀稀拉拉的队伍。

1947年夏天，既受到鲁南沂蒙山上全歼国民党主力74师的巨大胜利的鼓舞，同时也是为了歼灭敌人的生力军，不让蒋介石抽调武装力量，去黄河南岸阻扰刚刚强渡黄河的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地区开展运动战建立基地，坚持在长江北岸到陇海路东段的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兼苏中军区（司令员为菅文蔚、政委是陈丕显）、第十二纵队兼苏北军区（司令员是陈庆先、政委是曹荻秋）准备联合攻打守敌有一个师和十几个县反动武装力量的盐城。为了更好地反映战争实际，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应运而生。我从苏北文工团（也叫十二纵文工团）的创作组长（也叫文学组长）的任上，被调任这个支社的一名记者。当时我已19岁，比我大的有胡捷（约廿三四岁）和陈清伦（廿二岁）。

那时，我们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独裁专制都恨之入骨，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彻底消灭这帮反动势力，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打出个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共产主义天下。我们约定，一定要深入到最前线，看看我们的战士，特别是共产党员们，是如何英勇顽强实践自己的入党誓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的。

当年八月十日夜，总攻盐城。胡捷同志紧跟攻打西门的谢振华旅，与突击队的同志们一起向城墙上的碉堡冲锋前进。他身中一排子弹，还没有被抬到前线包扎所，就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在担架上。我和陈清伦分别随着廖成美旅的突击队，攻打北门和城墙东北角的碉堡。我本人随攻打北门的战士们与守卫北门土圩子里的敌人拼了刺刀，侥幸而还。

这一仗，全歼守敌七千多人，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单是北门那土圩子外面的壕沟中，在伤亡同志的身体被运走以后，沟中浅浅的积水与伤亡者流淌的鲜血和脑髓，混成一片粉红色的血浆。

建国前后，谢振华当过纵队司令、军长，也曾兼任过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文革”后担任过昆明军区司令员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成美在建国后几次晋升，离休前是二炮的负责人之一。

在新华社“社史展览室”里，也有胡捷同志的照片和简历。建国后，陈清伦一度调到中宣部工作，后因肺病转业，现在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离休干部，仍健在。

1950年6月，发生了朝鲜战争。金日成军队直趋南下，秋风扫落叶似地直逼南朝鲜的最后防线釜山一隅之地。没想到麦克阿瑟部队悄悄绕到西海岸中部的仁川突然登陆，并收复了接近三八线的汉城，南进的朝鲜人民军只得飞速后撤。美军和南朝鲜军直扑鸭绿江边。为了保卫祖国和援助金日成，更为了保卫以“伟大”的“十月革命”故乡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部分解放军以“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立即渡江作战，并很快就攻破了汉城。1951年春，新华社总社也准备从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把我调往朝鲜前线充实记者队伍，因我当时正在上海、杭州采访广大青年踊跃参军等新闻而赶不回南京，总社又催得急，三野总分社只得由旁人顶替。到了当年八月，总社又让三野总分社社长邓岗带着我和王殊、姜庆肇一齐前往总社，我和王殊、姜庆肇先在军事组投入采访活动，直到十月底，才让我们这三人前往朝鲜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那时敌我双方基本上都胶着在三八线左右。我每到火线和东西海岸线采访，都危险重重，并爬山越岭，路途遥远；每采写一篇稿件，往往都要费时十天八日。有一次去采访东海岸，曾几次面对海岸线外的波涛中来回穿梭的美国海军舰艇向岸上打炮。我还在横躺在海滩上的大肥猪似的、已被拆除了引信的巨型哑弹上歇过脚。在写了罗盛教舍己救人的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之后，也曾在以金日成亡故的妻子金正淑（即金正日之母）名字命名的“金正淑女子学校”采访过，并在该校师生面前讲过话——要牢记“十月革命”的辉煌。

1953年3月初，志愿军总分社派我到许世友为司令员的三兵团采访。不日，突闻斯大林逝世，我和三兵团司政机会的一些同志还站在斯大林的巨幅遗像前痛哭流涕，不知道到哪里去才能找到如此伟大的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和导师”，继续高举“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旗帜，带领大家前进。

朝鲜停战后不久，我又被派往越南，主要是采访越法双方正在奠边府的决战。1954年3月初，到了广西边陲凭祥，还率领随行人员参加了当地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大会。这说明我和很多同志对斯大林和“十月革命”的情结一度是“牢不可破”的。直到， 1956年春天听到了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它还是被破碎了。接着不仅是中苏分裂，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相继衰亡，这情结才在我的脑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回过头来看，到底谁是“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们是修正主义，还是 “十月革命”后的共产国际？

1985年，胡耀邦曾派遣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率领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中联部的那位女部长成立代表团，带着一位翻译和一位随行人员，前往西德，访问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想取参考经。

当时隔离东、西德的柏林墙还存在，西德政府还在波恩。波恩有的报纸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胡耀邦的接班人胡启立率团访问我国。

勃兰特宴请胡启立等人，不像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那样隆重豪华地宴请外宾，而是只在波恩大街上随便找了一家普普通通的饭店，而且还是围着一张餐桌等这桌顾客散去，等饭店服务人员撤去满桌的杯盘碗盏，刚刚铺上了一张干净的桌布，主客双方才围着桌子坐下。

客人是五个人，主方也是五个人，连中国驻西德的大使也不请。餐桌上除了面包、水果、饮料、酒水之外，每人先喝了一小盆汤，各人再要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菜上来以后，各吃各，互不干扰。席间，勃兰特说，他们当时虽然不是执政党，但党内有的是钱，可是坚决不能挥霍浪费，否则人民看在眼里，肯定会影响日后的选举。

第二天，在台上执政的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总理科尔，也请胡启立等人共进早餐。除了牛奶、面包、水果、饮料之外，主客双方每人只有两个荷包蛋。吃蛋时，科尔不小心碰破了自己盘中的荷包蛋，流出了很多蛋黄，他舍不得把盘子推向一旁，而是撕开一片面包擦了又擦往嘴里塞。盘子没擦净，他当着中国客人的面，端起盘子用舌头舔，直到盘子被舔得干干净净才作罢。

胡启立等人回国后，我的老熟人项南到我的住处，向我一五一十地道了个详尽。我并由此先后写了两篇杂感，发表在《半月谈》上，曾引起许多读者的热议。的确，不论是“十月革命”故乡的领袖人物，还是我们曾经“一边倒”向“十月革命”的核心人物，能当着高贵外宾的面舔盘子么？

那时，勃兰特还是第二国际的继承人——社会民主党国际的主席，这个国际在全世界有八十三个成员党。“共产国际”消亡后，“十月革命”的宗主国苏联也消亡了，而社会民主党国际的成员党已上升到一百多个。这样，到底谁是马克思主义的叛逆者，不是更一目了然了么？

本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时已收回了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主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修正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有关论点。

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上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同志的文章，力主发扬民主社会主义的精神而批判暴力社会主义，就是纯正澄清了马克思主义。

对此，我十分赞同。虽然我在年青时也一度倾向于“十月革命”式的暴力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直到奠边府的越法决战，我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枪林弹雨不下数十次，目睹过的“血流成沟”也不止一次两次，但人情尚存，再也不愿看到那极为惨痛的场景，坚决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暴君式的狂欲划清界线。

这几年，我看到了根据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让历史来审判》、

同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198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治制的由来》、

1986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受害的一代》、

1989年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图哈切夫斯基的妹妹的辛酸回忆》、

199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胜利与悲剧》、

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政治评传》、

同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大灾变》、

同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秘闻》、

1998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寻墓者说》、

200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

200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思想家》

等书写成的《革命的良心》一文，

才痛知斯大林当年杀人如麻的滔天罪行。这更使我认清了“十月革命”促成的法西斯式专横独裁的真面目。

而早在1843年，即早在与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前五年，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后与友人合办《德法年鉴》的年仅25岁的马克思，外出巡访时到达科仁时，给《德法年鉴》中的一位友人写的信中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详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

他这虽然说的是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但我认为这用之于现在的所有专制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我和所有“两头真”的同志都不愿再在这种兽性的圈子里打转转，而与“十月革命”坚决一刀两断。

这一断绝对不是“拜拜”，而是《别了，斯大林》书中所说的那样：是干净、彻底地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