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目于我华夏千载文明之中，风飒飒，雨潇潇，在那狼烟四起、群雄逐鹿的时代，一群天纵之圣款款而至。正是他们，缔造了我璀璨而经久不衰的中华文化。九流百家，争鸣于乱世而治于治世。《易》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书》又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儒家云入仕，不可怀宝迷邦，讲究修齐治平；道家讲出仕，不为冠冕肆志，崇尚清静无为。墨家兼爱非攻，承禹舜之德；法家赏罚明分，成霸王之道。由此观之，似有云泥之分，天渊之别，请略陈固陋，不胜惶恐。
苏子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我又何羡呼？”这是典型的道家思想，南华子云：“自其异者而视之，肝胆亦如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视之，则万物皆也。”苏轼，众所周知，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作品更是妇孺皆知了，可谓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苏东坡也做过抱关击柝之职，曾经也将自己的一片热忱撒在大宋社稷之上，即使在被贬谪之后，仍为再次晋升而努力过，可以说是积极入仕者也。但“万物皆也”的思想却是极其消极的，万物之间既然没有分别，为何还要为轩冕肆志，为贫约趋俗呢？贫贱亦可骄人，这就是出仕心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长久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积极入仕还是消极出仕，有些人把这种矛盾心理解释为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冲突，而在下却不以为然，相反，我却认为这正是儒道完美结合的体现。人皆有私心，如若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爱惜的话，何谈去爱惜他人？入仕固然好，可以在人前显贵，亦能光宗耀祖，读书学古的同时，能有此获，何乐不为哉？所以在做学问之初，儒家的入仕思想可以鞭策人们加以力索。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谓高步急癫，有居庙堂之日，亦有沦落江湖之时，及已至是，身处贫贱，则富贵荣宠之事皆为剌缪之辞，动力已成阻力，而出仕思想则能于此时给人以安慰，荀子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无轻矣。”庄子云：“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人应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在厄境中，藐视富贵则是最有效的治心良药，如此看来，原本消极的出仕思想，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两种思想相反相成，而又相辅相形，描绘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古人总是愿意以“天”来说明自己的思想，就像西方人的“God”；咱们有天子，他们有“Jesus”。文化与文化之间，总能存在这样一些相通之处。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永久的论题就是，集大成者荀子所提出的“天人合一”，老子中常有“天之道”“人之道”一类的说法，譬如“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金庸先生也用这句话作为射雕三部曲中最高深的秘籍《九阴真经》的开篇之语。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说：“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人崇拜天，正是因为天有神的外表而又不失人的品质，它有大美而不言，有明法而不议，成万物之理而不说。古人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就是说人要知天命，墨子运用这一点引出了兼爱，他说人要听从上苍的安排，天要人去做什么，人就应当照办，而天必然希望人相爱相亲，不希望人相互贼害，所以世人要兼爱以顺天命。但如何做到“兼爱”呢？曰：爱人如己也。这不正是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吗？孔子的学说是复周公之礼，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之谓也，而墨子的学说乃承禹舜之德，《书》曰：“舜之盛德，罪疑唯轻，功疑唯重，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禹之盛德，克勤于邦，克俭与家。其唯不恰，天下莫能与争能；其唯不伐，天下莫能与争功。”是故墨子崇尚的是舜的谦和与禹的节俭。曾子曰：“夫子之道以一贯之。”曰：“忠恕而已。”这“恕”字便是联结儒墨两家关键了。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小子斗胆以五行相拟：道家如水，它可高可低，可尊可贱，高而不矜，卑而不怨，不恶污而能洁物，欲得而不可持于手，无为则常随于身，吉光片羽，一鳞半爪则足以使人心旷，此圣人之相也；儒家似风，风与木同，皆以巽相，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故儒墨之德如春风拂面，和缓而悠扬，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必风行而草堰；法家烈如火，严如金，铁面无私，心肠似钢，令行禁止，赏如春雨降临，罚似暴风雷震，神圣亦不可解；我佛慈悲，相如土筑，总是菩萨低眉般地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大学》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天下间没有绝对的东西，诸子百家的个性不一定是我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庄子之狂，孟子之倔，韩非之狠，孙子之诡，老子之逸与孔子之泥。但其共通之处必是精华所在。去其偏激之末，则见中庸之本，君子之道中庸也。中庸，我中华之道也。窃以不逊，托于无能之辞，刍言繁杂，不胜惶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