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父仔

 

            舅父仔是我母亲的小弟弟，排行第九，我们也叫他九舅父，我母亲说不清楚他到底多少岁，他也从来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 我母亲常常和我说起这个弟弟吃外婆的奶直到她快病逝，那一年，他大概是5岁。 外婆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6个，舅父仔是外婆最后的一个孩子，也是和我母亲同父同母的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 或许是这个原因，我母亲对这个弟弟特别疼爱。

 

            外婆死的时候，几个大的孩子都已经自立了，只有我母亲和舅父仔这两个最小的孩子未成年，外公的小老婆自己也生了几个孩子，对这两个孩子不管不问； 外公虽然有产业，但是怕得罪小老婆， 也不管他们，我母亲不久也离家求学，剩下舅父仔一个没娘的孩子天生天养， 像孤儿一样和别的野孩子一起混，有一顿没有一顿的。9岁那一年，一群跑江湖的买药人经过他们家，舅父仔就跟着他们一起跑起了江湖，一去就是几年，家里人不知道他的死活， 他回来后，很少和家里人提起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49年后外公被评为地主成份，家产都被分光了，舅父仔也跑到了广州谋生，我母亲给他在教育厅里传达室找了份临时工，当起传达。 那时候他很年轻，虽然个子不高，但是遗传了我母亲家的优点，高鼻梁，大双眼皮，眉清目秀，人也很机灵，很讨人喜欢。 在传达室里无聊的时候，常常自己练书法。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多出名的文人经常出入教育厅，舅父仔于是认识了不少那时候知名的文人，商承祚就是其中一位，他不知道为什么看上舅父仔的灵气，闲下来时常指点舅父仔的如何练习书法，于是，舅父仔就成了他不拜师的徒弟，和他学书法和考古，练就了一手好字，大篆小篆金文篆刻都不含糊， 从此，他迷上了书法字画和考古，那一段日子，也许是他最开心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四清运动开始了，他因出生成份不好，被辞退了，母亲当时不过是教育厅里的小职员，没有能力保住他的工作，于是，他就搬到大姨妈家，和他们一家子挤在万福路那一间13平米的房间里，晚上住在阁楼上， 白天出去打散工，帮助大姨妈一些家用。他的年纪和大姨妈的孩子相仿，一帮年轻人混在一起，穷日子穷过穷开心， 楼上楼下邻居左右都一起叫他舅父仔，于是他成了众人的舅父仔。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来没上过高中的他又变成了知识青年，成了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跟大姨妈的女儿珍表姐一起到了东莞道滘插队落户，那时候的东莞可是个穷乡僻壤，他们两个收工回来，挣的工分还不够吃饭，日子过得很苦。有一天，舅父仔收工回来，才发现米缸里没有一粒米，于是他摸黑到了珍表姐那里，看看有什么吃的，屋子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油灯，黑地里，珍表姐端出来一盆青菜汤和几个番薯，招呼舅父仔一起吃，他拿起筷子在汤盆里捞了一下说：“阿珍，这么好，请舅父仔喝蛋花汤！”阿珍一头雾水，她根本没有鸡蛋，哪里来的蛋花汤？近视眼的她低头仔细看看了汤盆，起来端起汤盆把一盆青菜汤泼出门外，回头和舅父仔说，“那里是什么蛋花汤，我挑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有看清楚，连水里面的粪便挑回来了，这鬼地方哪里找鸡蛋？”舅父仔哈哈大笑：“你就这么孝顺舅父仔，请我喝屎花汤！”很多年后他在吃完晚饭后坐在饭桌旁和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恶心地几乎把刚吃完的饭都吐出来。也只有他，才那么乐天派，能够苦中作乐， 把过去吃的苦当作笑料说。

 

            可是，我记得小时候，舅父仔不是那么爱开玩笑的人，每次舅父仔来我们家，总是穿这一件藏青色的竖条纹的布纽扣的唐装， 我母亲每次把平时省下来的粮票和花生油给他带回去， 那时候，我们都不会说粤语，舅父仔又不会说普通话，于是，很少和我们说话，不过，他和我母亲总是很多话说；每次他来，都是吃完中午饭就匆匆地走了，我母亲说，他要赶车回东莞，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从东莞到广州的。

 

            记得1972年的春天的一个阴雨天，我母亲带我上街，在中山四路和中山五路交界的地方，那时候有一家江南土特产商店，里面有些土特产和小玩意我很喜欢，我母亲于是带我进去逛商店，出来的时候，意外的看见舅父仔在门口，买了一柱卫生香，正好要离开，我母亲一把抓住他把他带回了在越秀北路我们刚刚搬的家， 一路上我母亲都在责怪他为什么到了家门口了都来看看我们， 舅父仔一路上不吱声，一个劲儿的憨笑。到家后，我母亲忙进忙出的张罗中午饭，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舅父仔坐在客厅里，不说话，拿着一张报纸看，我悄悄地在一旁看他，觉得他脸色很不好，好像很忧郁。奇怪的是， 那天吃完饭后，他一直坐在那里，并不像以往那样急着要走，我母亲又翻箱倒柜地翻出一些过年存下来的腊肠和腊肉，外加一桶花生油交给他。天快黑了，他才离开，临走的时候，问我母亲可不可以把家里的旧闹钟给他，这个闹钟从来都不准时，我母亲问他要来干啥，他说有好过没有，他没有钟表，能参考一个时间就行了。他走之后，我母亲和爸爸嘀咕：如果不是在路上遇见他，他或许不会来，来了，不问他就不说话，好像有什么心事。

 

            半年后， 我母亲才知道，舅父仔在离开我们家不久，就游水偷渡到了香港。我母亲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他那一天那样沉默，心事重重地，原来他已经准备拼死偷渡去香港了。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偷渡的路上，又有多少人被抓回来进了拘留所。很多年后，他才告诉我们，那一次，是他第三次偷渡，以前有两次都被抓了回来， 在拘留所里蹲几个月才被放出来。

 

            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1982年的春节，舅父仔才第一次从香港回来探亲， 记得他进门，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留着大背头，红光满面，看上去很年轻， 很有些衣锦还乡的味道，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家里特别热闹，大姨妈，三姨妈， 五舅父这几个我母亲家里活下来的兄弟姐妹都来了，我母亲这一家子留在广东的，十几年后，第一次那么齐全。我记得那一天，他们喝了很多酒，这才发现原来个个都是海量。 至今，我还记得三姨妈喝了纯正的茅台酒之后不停地说“连牙齿缝里都是茅台酒的香味！”她还高兴地唱起了粤剧。 之后，每一年的春节，我母亲都一定要舅父仔回来过, 头两年，每次他回来还很讲究，还给我们带礼物，时间久了，他也就随便了很多。 我们都很喜欢他回来，有一次他本来说不回来了，但是耐不住我母亲反复的要求，于是突然决定回来，我母亲好高兴，立即打电话给所有的孩子，家里人陆续回来，每个人进门，都不约而同的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回答：“下午三点钟到家。”七八个孩子陆陆续续到家，每个人都那么问他，他每次都那么回答，到最后一个回家的二姐夫问他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噗嗤一声笑了：“我应该在我的胸前挂个牌子：‘我今天下午3点钟到家’，这样我省了很多口水来回答同样的问题了。”经他这么一说，我们都乐了。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能找到很多幽默的话题，每年的春节有他在，我们都很开心， 他给我的印象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老顽童， 我那时候在上大学，学校里的伙食不太好，因此每个星期六回家，我都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好吃的，有一天，舅父仔正好在家，晚上九点钟了，他突然问我：你们学校是不是像监狱一样？我愣了，怎么他会怎么问。他接着说：我从下午4点你进门的的时候就看到你拿着一个调羹周围挖东西吃，现在已经九点了，调羹还在你手上，你们学校如果不是监狱，你怎么会饿成这样？一家人听了哄堂大笑， 我才意思到我的馋相。

           

            后来，爸爸有机会去香港公干，我母亲要他一定要去看舅父仔，爸爸回来和我母亲说，舅父仔住的地方很小，和几个人一起住在一个很小的出租单元里，他只有一个双层架子床和一些日用品加一个17英寸的电视机，没有别的什么家当了，就是这样，他还拿出来几千元港币，给爸爸在香港购物。我母亲一听很伤心，觉得这个小弟弟没有成家，过得太苦了， 于是张罗着想给他找一个媳妇， 可是他每一次都打哈哈把我母亲糊弄过去。

           

            1984年的夏天，舅父仔突然间回来了，我母亲觉得有些奇怪，不逢年过节，他怎么突然跑回来了，反复审问他，才知道他在香港裕华国货公司的工作丢了，失业后跑回来散心。没有了工作，他不用急着回香港了，我母亲又开始帮他找媳妇了，给他物色了一个她在乡下中学同学的女儿，人长得不好看，但是很老实，大约30岁，那一天，她来相亲的时候，舅父仔还不知道，直到那个女孩和她父亲在敲门时，我母亲才告诉舅父仔真相，舅父仔哭笑不得地和我说：“救命啊，够义气地就帮我想法子过关。”我一不敢违抗我母亲，二者人家都已经进门了，我哪里还有折？只好和他做鬼脸：“舅父仔，自己执生了，人家大姑娘送上门给你， 不要白不要!”他气得给了我一巴掌：“你个小东西，真是没有义气。”出于礼貌，他不得不去应酬，客客气气地把人家送走之后，我母亲几次问他如何，他都笑我母亲“漆线”。 背地里和我说：“你妈妈老懵懂了，找这个乡下妹给我，我现在没有工作，怎么养活人家？” 

 

            我原来以为他不愿意是因为没有工作，不想耽误人家，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下班后，我母亲很神秘地和我说：“你舅舅今天约了一个女人来我们家， 那个女人还带着一个6、7岁大的孩子。”我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能是他的朋友。”“不像是一般的朋友，看他们那神情，不是那么简单的。难怪我给他张罗对象，他十万个不愿意，原来他以前有相好。”“妈妈，你就别瞎操心了， 舅父仔不是小孩子了，他知道自己在干啥！”从此，我母亲再也不为舅父仔找媳妇了。很多年后，我母亲去世了，舅父仔在葬礼之后喝了很多的酒，才和我们说出了真相：那个女人确实是他在东莞下乡时候的相好，那时候，她曾经和舅父仔一起偷渡，头一次两个人就被抓了回来，一同在拘留所里蹲了三个月，出来后，她怕连累了本来就在被批斗的父亲，就再也不敢偷渡了，不过，她一直很支持舅父仔出逃，希望他能有一条活路。当舅父仔第三次从拘留所里出来时准备再次冒险之前和她道别，她把屋里所有能够找出来吃的东西，都煮了给他吃，并且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交给舅父仔，舅父仔和她说，此行不知道是凶是吉，叫她不要等他了。她泪眼汪汪地说，她一定会等他。舅父仔到了香港之后，头几年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和身份，等到他有了工作和身份之后，听说她那一年刚刚结婚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个晚上，他和一同逃到香港的朋友们一起喝醉了，长叹一口气：“她应该嫁人了，我没有本事把她带到香港来……”然后站起来举杯面对广州的方向，遥祝她幸福。从此，他立志不娶，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打动过他的心。我问他为何如此痴情，他摇摇头，感慨地说：“一个女人，在我和她都是最困难的时候，倾其所有来帮我，这份真情是何等的无私，很难得，而我却无以报答，让她空等了我这么些年，我觉得一辈子都有愧于她，怎么还能接受别的女人？你妈哪里知道这些，不过我猜她后来明白了，从那时起，她再也不为我找媳妇了。”

           

            自从他失业后，他再也没有干过固定的工作，每次他回来过节，我母亲总是问他为啥不再去找工作，他却说，厌倦了每天早九晚五的上班模式，难得现在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反正自己没有家没负担，一人吃饱全家饱。那些年，在香港，他的字和篆刻小有名气，不少店铺都会找他题字刻印，付给他不错的润笔费； 他也认识不少香港的书画家，每逢书画展览，一定会要他去帮忙，给他一些报酬。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原来和他交往书画家，一个个的谢世，在香港，懂得和会欣赏书法篆刻的人越来越少，他的日子开始艰难了； 年纪大了，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了。不过，每次他回来，依然和以往一样乐呵呵的和我们没大没小地混在一，我母亲总是说他为老不尊，带坏子孙，他不管，还是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从他的笑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他面临着生活的困境。

 

            96年夏天，我到香港参加国际书展，舅父仔一连三天，每天下午都到展馆里我们的摊位里帮忙，我知道他是个爱书的人，和他说如果有他喜欢的书，告诉我，我可以做主送给他，他摇摇头：你带队出来，不可假公济私。同行的出版社的人都和他熟悉了，也和我一样叫他舅父仔，纷纷和他说没问题的，他们可以做主，只要是他喜欢的书，尽管拿去， 可是他还是没有拿走一本书。展览最后一天，他也和我们一起忙进忙出，帮助我们把没有卖出去的书装箱子，打包，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离开展馆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一帮出版社的同事，不由分说，就拉着舅父仔和我们一起吃饭，感谢他这几天的帮忙。过后，他们和我说，你舅舅是个好心人， 这样的人，会有好报的。

 

我知道他是个好心人，心肠软，从来不敢动刀杀鸡； 他不拜佛，但是却相信佛家不杀生以求善， 自己的日子过的艰难，却从来不诉苦，相反， 总是别的人亲戚朋友在他面前和他诉苦，每次，他总是默默地听，因为他明白，他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但是，倾听他们的诉苦，也可以从心灵上给他们一些安慰。在香港的时候，他和我一起在维多利亚港看香港的夜景，面对璀璨的灯光，突然间，他叹了一口气：“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这是有钱人的夜景！”这是唯一的一次我隐约感觉到他生活的不易。我和他说：等我有本事，有房子，接你回来广州过晚年。他笑了：“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你一个单身女孩子，我一个孤男人，两舅甥住在一起不方便。”我笑他迂腐，我一个女孩子都不怕，他怕啥？

 

可惜，在他有生之年， 我没有实现我的诺言。

 

96年底我出国了，当中回国途经香港，和他匆匆在香港的旧机场见了一面，之后，就在没有他的消息，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了。99年我回国，再次经过香港，没法找到他。2000年春天，二舅舅的孙子娶媳妇，我们一家子倒佛山喝喜酒，才在他们家再次见到舅父仔，我一个劲儿地埋怨他为什么玩失踪，当晚，不由分说把他拉上地铁，和我们一起回广州， 他才告诉我，他的电话功能不好，天气不好就断线，这次他能够回来，正好那天天气好，才接到了喝喜酒的邀请。 我特意请几天假陪他，他和我说想去看看就广州的街道，万福路，长寿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常去的地方。长寿路已经完全变了样，只有万福路他曾经和大姨妈一起住过的旧骑楼还在，但是已经人去楼空，回家的路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切都变了，舅父仔也老了。” 那天正好是情人节，路上有很多小贩在卖玫瑰花，我们便买了一把红玫瑰花回家，一路上还嘻嘻哈哈地开玩笑：“一个老姑娘，一个老光棍，没有情人送花，自己买花插。”

 

那一把红玫瑰在他走后还盛开了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灿烂和开得这么长久的红玫瑰。

 

四月底，我们突然接到电话，舅父仔因为心脏病突发，倒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天，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到香港，大家高兴，在酒楼里吃饭，他多喝了一点酒，出电梯的时候就倒下了。

 

我在办公室里接到电话就哭了，一霎那间，恍然明白了为什么两个月前他要我带他去看万福路，长寿路，或许冥冥之中，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没有孩子给他送终，我们这些和他亲近的几个外甥一起凑钱托人带到香港，给他办了后事，骨灰由他的朋友送回大陆，我们把它安放在南华寺。

 

我至今还常常想起在维多利亚港和他说的话，可惜，永远没法实现了。结婚后，我常常和老公提起这个他从没见过面的舅父仔，如今我有房子了，可是，舅父仔却走了……或许他的一个朋友说得对，最后那几年，他过得很艰难，早走，对他是个解脱；他走得很快很突然，却没有痛苦，上天有眼，好人终归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