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陆游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
我们常常感叹这个世界变得快。细想，世界变得快，原因是人变得快。
那天我在学校办公室接受例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想起来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儿。校办主任告诉我，按照国家政策，我在国外拿到硕士或以上学位回母校任教，可以分到一套二至三卧室的宿舍。未来的薪水也蛮高的，数字忘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穿着一套铁灰色的卡中山装，风纪扣扣到下颏儿，人瘦瘦的，到了香港。
香港的黑夜比白天更明亮。彩色电视、靡靡之音、中外电影、南北美味，使人意志消蚀，不由生出“在此地消磨余生，有何不可”的颓废念头。
香港的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气味。我最喜欢的是两种：海边的海腥味、图书馆的书味儿。
图书馆里，我显得很饥饿。浏览下来，第一个吸引我注意的作家是李敖。首先是他的风格特异。
李敖在《李敖自述》开始就是：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大意）。如此不含蓄的狂妄使我大笑起来。
接着看到了他的自由表述。他当兵的时候去逛“军中乐园”，对军妓的遭遇有深刻观察和思考。他在日记中记述了对那些一天要接客五、六十次的女性的强烈同情：请你试试看，在自己手上淋水，打上肥皂，冲洗干净，擦干；然后再淋水，打上肥皂，冲洗干净，擦干；再淋水，打上肥皂，冲洗干净，擦干……。你的手一天受得了多少次？受得了五、六十次吗？所以，只要能使我的姐妹不受这种苦，共产党来，我拥护共产党！日本人来，我拥护日本人！什么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都他妈的是骗人的，都是狗屁……（大意）。
这段话使那时候的我受到极大震撼。这种看似合理的表述，违背了我所受教育的一切重大原则。
我不喜欢“一天五、六十次”这个一开始就强加于我的前提。震撼我的是，一个人思考问题是可以有这种自由度的（我找了一下现在大陆出版李敖和研究李敖的书无数，发现这一段不是被删节就是被改写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搜索方法不对）。旧时俗语云“有的事情能想不能说”，太对了。
时间推移，李敖的光环迅即失色。他一本又一本写出来批蒋的书连篇累牍都是抄录、引用台湾民众不容易看到的大陆官方文章。那本没有一点文学味、小说味的小说《法源寺》在纽约我朋友开的印刷厂印出来的时候，全无销路，大雪天就整筐整筐拿出来倒在雪水中防止货车打滑。这是后话。
后来的日子里，我有一连串很有意思的发现。我发现，好几位学问见识都很优秀的台湾同事对中国大陆的了解程度之深，远不是我可以想象的：有人参观过大寨，有人熟悉很多中央首长的名姓，他们几乎都会唱一些大陆的革命歌曲、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原来他们都在暗中访问过大陆，甚至逗留过一段时间。这里的中国使、领馆请客吃饭他们都是座上客。后来，在不允许有反对党的台湾他们离开了执政的国民党，结成一派，名曰“党外”。他们办起一份印刷粗糙但是反对国民党内容锋芒毕露的《民主与进步》周刊。
那时候，台独已经走得很远了。早在1970年蒋经国访问纽约的时候就曾经遭到台独分子枪击（枪击蒋经国的黄文雄在民进党夺得政权以后，曾担任外交部无任所大使、总统府人权咨询小组委员）。台独的大佬都在美国活动，不少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他们有一份台独的《台湾公论报》，为了去中国化，上面有全部用台语写的专栏。
“党外”的人和国民党、台独两面作战，遭受巨大压力。那时候党外的几位要人今天仍然是台湾以至两岸都熟悉的人物：
许信良，一向获得国民党特殊栽培。他发表《台湾社会力分析》一文获蒋经国钦点推荐国民党干部阅读。1973年，许信良当选台湾省议员，开始公开批评当局。1977年许信良不顾国民党“安排”，自行参选桃园县长，击败国民党候选人当选，被国民党开除。
1979年，许信良以桃园县长身份声援“叛乱分子”被罢官。同年出任《美丽岛》杂志社长，正式参与党外活动。同年12月发生美丽岛事件时，许信良侥幸在国外，从此滞留美国。他甚至鼓吹过以都市游击战的方式在台湾推动人民革命。
许信良变化很大，不在这里细述。只要看现状就可以想见一斑：儿子在北京大学念书，他本人来往于大陆台湾，致力两岸交流已经有不少年了。
施明德，那时是年轻炮兵军官，1962年被控涉入“台湾独立联盟案”，入狱长达15年。1977年，施出狱后便投身“党外”运动，担任《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等要职。1979年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美丽岛事件”后，施于1980年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李登辉就任总统后，施明德于1990年5月20日获特赦出狱。
看看近况就可以知道施明德的变化：不久前在台北组织红军，大规模游行反对陈水扁贪渎。他是一呼万诺的总司令。
林义雄，1980年2月28日中午，身为美丽岛事件受难者，林义雄被拘禁于监狱候审时，他的母亲被国民党特务凶残刺杀十三刀，惨死家中。他七岁的双胞胎幼女均各被刺一刀丧命，长女被刺六刀重伤，仅妻子因外出幸免于难。
林义雄是民进党内受尊重的“圣人”。最有资格要求以牙还牙报复的林义雄多年来潜心思想研究，行为并不激进。当变而不变，那其实是另一种层次的变。
这三位都是我尊敬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擅变。
民进党继续不停的变。得势的一派和台独合流，越来越强大。不见容于民进党内主流的一些人若即若离，或者干脆出走……。
当连战、宋楚瑜、吴伯雄这些国民党大老在大陆同胞们的欢呼声中走下中山陵，走进北大、清华为中国青年精英演讲他们的心路历程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人变，国民党也变。
1981年一位名叫陈文成的留美学者因为在美国参加过党外聚会，回台湾探亲的时候被国民党的警总约谈，第二天的报道说他在台大校园跳楼“畏罪自杀”
1984年，国民党情报系统指旧金山美籍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为“双面间谍”，派出黑道人物给予制裁，将其枪杀于家中。
国民党的总统蒋经国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开放了台湾的报禁、党禁。党外成了合法的反对党民进党。
他的接班人李登辉脱下面具，倒行逆施，几年之内就把国民党搞得奄奄一息。
民进党大老们虽然钱多，但是多年来在地下打拼，整体形象和衣履辉煌的国民党没法比。我记得一条有趣的新闻，那时候的民进党主席许信良鉴于执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曾经提出要求，下次开党代大会的时候，大家必须衣冠齐楚，穿正式的西装套装，乐队奏交响乐……。他已经看到了国民党即将下台的前景。
不久，陈水扁当选直辖市台北市市长，然后是总统。
……现在，国民党以全新面貌出现，进入马英九时代。
用政治、专政手段来禁锢思想，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但是共产党在变。1957年的右派朱镕基成为国家总理。公开扬弃阶级斗争理论，1978年起高校公平招生……。中国今天空前的经济力量、国际地位，是这些变化的结果。
问题在于，变化从何发生。毛泽东晚年的倒行逆施，直接的结果就是“民心思变，党心思变”。
思变的人，是已经变化的人。
有人也许认为，不就脑子想想嘛，人人都可能是思变的人。
其实不尽然。无数的例子说明，自由变化的思想不但不能给人们带来实质性好处，还可能祸害大家平静的生活。同时，思变的人，不一定，或者不见得比旁边那些思考较少，或者不往自由思考这方面多想的人高明。
写到这里，我决定虎头蛇尾一下，不写下去了。
我想说的仍旧是，思想不能不自由，不能不思变。我生有涯，世界上绝大多数事情在物质上与我无缘，做不到、碰不上，想想总可以吧。
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为的是看到“走廊”上有人热衷划分左右派。
划分左右派，那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夺取政权的需要，或者说，夺取走廊“文化思想阵地”的需要。阶级斗争需要简简单单，非敌即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其实，人世间，两派那里够用。
“走廊”划分左右派，结果是两个：
一、文化走廊成为政治走廊；许多文章纯属谩骂，味同嚼蜡；许多马甲，功能单一，面目可憎。
二、许多在走廊积极活跃的网友到今天还没明白，自己到底属于哪一派。
这第二点很重要。它说明：人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