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马俑的研究界，陈景元一直被视为异类，因为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先祖秦宣太后！
该观点与主流截然不同，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后，一直被视为秦始皇的陪葬品看待。因此，多年来兵马俑研究学界不但对他的观点避而不谈，就连他的名字也都被刻意回避。
陈景元今年69岁，既不是考古学界的权威，也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学者，退休之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浩大的秦陵建设，都是建筑学上的事，地宫结构、施工方案、土方运输以及陵墓建筑的布局、主轴线方向等，绕开建筑专业自搞一套，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怀疑
首先，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和秦始皇陵园的距离太远，这是陈景元对此的最大疑点。
公开的材料表明，秦始皇陵的面积是56.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秦始皇陵真的有那么大吗？”陈景元怀疑。
陈景元第一次接触秦始皇陵是在1957年，他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此前他一直生活在故乡浙江，进入大学后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古代史。“建筑和其他专业不一样，必须要研究各种历史建筑的风格”他说，“所以人文、历史等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要了解。”在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考察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
1961年3月，秦始皇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月之后，陈景元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临潼县，和同学一起对临潼县进行城市规划设计。秦始皇陵的保护是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秦始皇陵的规模勘测则是计划的第一步。
虽然历史没有准确地记录下皇陵的规模，但根据秦汉墓穴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和同学的勘测，以秦始皇陵为中心，特地划出了30—40平方公里的保护圈，准备建设一个特别的森林公园。“当时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区域已经远远大于陵墓的面积了。”
1974年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但让陈景元奇怪的是，出土的地方却远在当初他们划定的这个区域之外。
更奇怪的是，出土不久兵马俑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景元非常怀疑，“我们当时特地多划了很大的区域，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很多研究材料说，兵马俑到秦始皇陵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而这1.5公里还不是两地的中心距离，他们的估算是按照两地的边缘距离，中心区域相距还要超过这个数字。
陈景元依据自己的建筑学知识产生了怀疑，在家里，他向记者展示出当年划出的测算图纸，精确到每一米的距离。“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秦始皇陵有那么大的话，会把整个骊山也包括进去，这现实吗？”
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马俑的方位却在秦始皇陵的东面。作为陪葬品，却没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这有可能吗？
“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骊山前有大河，在古代的建筑风水学说中是极佳的地方，难道古往今来只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吗？凭什么出土不久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
求证
然而仅靠自己的判断还不能形成说服力，1976年陈景元跑到西安，现场看见的情况更让他疑心重重。
按照兵马俑博物馆的说法，该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但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必须“车同轨”，否则无法在境内自由通行，统一六国后“车同轨”又在全国推行。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
而且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制度。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径庭。
秦始皇时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而兵马俑坑内的军阵则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兵器上也有可疑之处。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考古专家很快就得出结论，“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
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记：“秦始皇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加上出土的器物，陶俑“是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在此后的宣传材料上，一致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为什么结论会下得如此之快呢？1974年3月之后，围绕兵马俑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4年3月24日，临潼县东西杨村一群农民在附近打井，发现了兵马俑。
很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赶到，他们初步断定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过距离秦始皇陵太远，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及其时代、作用，他们一时也难以判断，当时也没有立即上报。
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就写了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事情清楚地描述了一遍，至于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要求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进行妥善保护。
而当时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文化馆的负责人都不知道此事，很快就打电话询问。
据陈景元透露，当时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压力很大。文化馆的同志讲，出土陶俑的地方距离秦始皇陵很远，当时对坑的大小、内涵、时代和性质等很多重要问题，他们都说不清楚。他们是反复商讨并请示县领导后才决定不上报，待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再向上级汇报。
对于内参上的报道感兴趣的还有江青，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江青认为秦始皇是法家的典型代表，而新出土的兵马俑则为批儒评法运动提供了最好的实物资料。
她批评下面对于这一重要发现没有及时上报，并指示考古工作者要保护好这些文物。
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与陕西文物部门的专家一起来到临潼，现场考察后疑问反而在更广的人群中扩散：这附近没有大型的墓葬，只有不远处有座秦始皇陵。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在如此远的地方呢？专家对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仍不敢下肯定的结语。
但在《试掘简报》中，却对兵马俑的主人做出了判断。
陈景元了解这些背景后，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当初对兵马俑的属性并没有准确的学术判断，完全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做的判断，这难道不叫人起疑吗？”
挑战
陈景元不断搜集相关的信息，写出了“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开始向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刊物投稿，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讨论。
为了文章的发表，陈景元四处奔走，四处碰壁，没有学术杂志愿意和他一起冒这个险。
《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获知此事，将该事件发表在内参刊物上。1983年1月，政治局委员、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知道后，批示此文章可以用“未定稿”的方式发表，但结果却了无音讯。
陈景元不服气，通过知名学者于光远，向胡乔木再次反映了情况。胡乔木再次批示，表示此文章可以公开发表。
但很长时间过去了，社科院的刊物上始终没有出现这篇文章。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为世人所知，陈景元想出了暗渡陈仓的办法，避开社科院，绕到自然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
1984年第三期的《大自然探索》杂志全文刊登了陈景元的文章，除了质疑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还根据自己的考证说出他眼中武士俑真正的主人----秦宣太后芈（音：米）氏。
《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它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地理位置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
据《史记·樗里子列传》记载：“秦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可知芈氏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她还是个“楚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兵马俑的发式和服装和当时的少数民族相似。
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年少即位，宣太后摄政。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其殉葬，可昭襄王不愿意。当人殉的要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为了孝顺自己的生身之母，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里。
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争议
该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外的研究者不断询问兵马俑考古队对此事的看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秦俑主人有了全新的观点，《中国考古未解之谜》一书中，作者公开将秦俑的属主列入“未解之谜”。
为了扭转这种舆论压力，一些兵马俑研究学者在西安召开研讨会，后来传出消息，到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陈景元的观点不正确。
陈景元逐个给参加会议的学者打电话询问，一一询问是不是反对自己的观点。而让他吃惊的是，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和他有相同的疑问，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林剑鸣告诉陈景元，他本人也对此存在疑惑，并在自己的学术文章“秦俑之谜”中支持陈景元的观点。
谢万幸、杨飞、张万鑫等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都表达了与主流不一致的观点。
但很快，这些质疑的声音都被淹没在当时的舆论浪潮中，1984年12月11日的《陕西日报》刊登文章：“秦兵马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帝----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纪要。”
兵马俑博物馆前任馆长袁仲一认为，兵马俑确实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有“中国兵马俑之父”之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后不久，兵马俑内发现了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秦宣太后比吕不韦早100多年，宣太后的墓葬又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呢？”
袁仲一认为，在一本古书上曾经记载着，秦始皇前来视察工程进展，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人们的钻探测量，发现西杨村发现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三百丈”的距离之内。
陈景元则反驳，他找到那本古书的各种版本，根本就看不见有“三百丈”的字样。退一步说，秦代的1尺只有现在的23厘米，“三百丈”折成现在的尺寸，只有690米，西杨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2公里，怎么可能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呢？
对于“吕不韦”戈，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此戈发现的位置不在墓穴的底部，而在中层。如果是和兵马俑一起陪葬的话，那应该是在底部。兵马俑坑内每年都有淤泥堆积，戈发现的位置可以推断出大致的年份，那是宣太后身后的年份。而且兵马俑遭到破坏，此戈很可能是后来人带进去的。”
但这次辩论已经不可能公开出现了，没有学术刊物传达陈景元的声音。
坚持
如今陈景元年近七旬，下排的牙齿已经全部掉光。他向记者感叹岁月的沧桑，而他一生都和秦始皇陵紧密相联。
1957年，他离开故乡浙江金华，考上了西安建筑学院。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的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考察”，开始从建筑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工程，兴趣越来越浓厚。
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沈阳的一家设计院工作，虽然单位在沈阳，但搞的工程几乎都在甘陕两省，秦始皇陵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1974年以前，他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书稿的撰写工作，书中提出了阿房宫修建与秦始皇无关，秦始皇生前未修骊山墓，这在当时已经是惊世骇俗的观点。
直到现在，他关于兵马俑的“惊世骇俗的观点”还是被压制。
陈景元不甘心，他说自己退休之后有了时间，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证据的搜集之中，家里关于秦朝历史的研究书籍堆满书橱，足有一堵墙的大小。
于光远曾就此事鼓励他：“学术研究不能搞民主集中制，更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这句话一直激励着陈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