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總說英國是自由貿易國家,其實它在早期幷不是靠“自由貿易”而是靠技術絕對壟斷發家的。也就是說,它的自由貿易是有條件的。當它處于高位勢的時候,才同你進行自由貿易,也就是後來亞當•斯密强調的自由貿易原則。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中揭露說:“在英國紡織品未立足之際,對出口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國公民重判以斷手或絞刑,但當拉丁美洲門戶被暴力打開後,英國則向這些國家傾銷其低質紡織品。”。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醒說:自由貿易原則對經濟落後的國家不能照搬。
落後國家在面臨高勢能資本沖擊的時候,不適度實行國家壟斷是要被沖垮的。國家發展在開始的時候開放一下是必要的,這樣可以沖垮傳統的封建體制,但當國家已經形成自己的工業生産力萌芽時,就應該將關稅相應提高,以保護自己的民族市場,等自己形成生産力優勢的時候,再向其他落後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和開放式競爭。
18世紀的法國沒有意識到“經濟全球化”對後發國家的負面影響。1786年,法國和英國簽訂了《伊甸條約》,法國人對這個條約就很像我們今天有些人對進入WTO的認識一樣,“他們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國工業品輸入以優惠待遇,以此爲條件,使法國的葡萄酒與白蘭地能够在英國暢銷,法國一下子就能够恢複繁榮狀態”。當時法國在與英國交換鏈環中處于技術下端弱勢,而當時的許多法國人幷不了解這樣的知識,他們開始用初級産品同英國技術含量高的工業品進行交換,結果吃了大虧,其中,最吃虧的是法國農民。英國資本打入法國,法國小農場主紛紛解體。法國農民根本沒辦法與英國工業進行競爭。法國農民解體後就進了城,1789年法國大革命就爆發了。
大革命給法國帶來了巨大的動蕩。當時真正認識到法國動蕩原因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拿破侖。拿破侖戰爭本質上來說,是第一次抵禦資本全球化幷在抵禦中實現民族國家從農業國家向近代工業國家轉型的戰爭。拿破侖用軍事手段將英國資本封鎖在歐洲之外,形成一個法國獨享的“大歐洲共榮圈”即獨家壟斷市場,淨賺歐洲的錢。拿破侖的法國盡管被打敗了,但法國由此形成了自主性的國家生産力幷使法國避免了依附型的“拉美模式”的危險。
接踵而來的便是1848年整個歐洲發生的大動蕩,其間産生了劃時代的《共産黨宣言》,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當時資本主義的喪鐘確實是敲響了,而且後來又敲響了好幾遍,但資本主義却至今沒有被送終;英國“工人階級”確實也失去了鎖鏈,但這條鎖鏈却從英國工人階級脚脖上被轉移到當時是殖民地,現在是南方國家人民的脚脖上了。不同的只是,這條曾是血漬的鎖鏈,現在則鍍了層“與國際接軌”的金粉,好看了一些而已。
19世紀40、50年代後,歐洲人征服了亞洲。此後幾乎全世界的財富都轉移到歐洲,在此基礎之上歐洲在19世紀後期才形成了“和平與發展時代”,那時稱作“維多利亞時代”。其間各國外長頻繁亮相,都是溫文爾雅,說起話來慢條斯理、之乎者也。爲什麽?有錢了,有錢家里少吵架。歐洲各國內部兩極分化問題緩解後,歐洲人團結了起來,搖身一變,成了壓迫民族。原來的國內階級壓迫矛盾演化成國際間的民族壓迫的矛盾。此後,世界分爲北方的少數壓迫民族和南方的多數被壓迫民族,民族壓迫成爲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普遍現象。
幹活吃飯,這樣一個天下最民主最簡單的道理,放到中國人身上就不行了,西方的“自由貿易”理論的“普世性”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