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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议西方文化霸权、抵御可能存在的政治图谋之时，我们也要反躬自问。奥运会与WTO一样，既帮助中国分享人类普世文明的红利，同时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中国一己之意志。世界上没有免费搭载的国际体系便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怀，去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学会在多元的环境下和谐相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之墙，需要从中西方两面来拆。我们自身的做事方式，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表达方式，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也曾有过对外的不宽容。1972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由于安东尼奥尼回避了“文革”中甚嚣尘上的政治说教，把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遭到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奉命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给《中国》扣上“反华影片”的大帽子。直到江青垮台后，才在外交部一个文件中承认此事“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中国文化部长访意时，特地登门向安东尼奥尼道歉。
对于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己人，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发生过令人痛心的误解和排斥。中国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公使期间，被满朝士大夫参劾为“汉奸贰臣”，著作《使西纪程》书版被毁，郭托病辞职后，回到家乡，家门口被乡绅糊上诋毁谩骂的大字报。
今天，我们在向西方坚定而强有力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时，也需要保持和养成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我们需要理性地表达自身立场，并慎重对待与己不同的声音。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身体保护圣火时，我们可以高声赞美她；当她反对抵制“家乐福”时，更不能反目成仇。我们有充分的正当性，向一部分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和恶意评论提出严正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的“有色眼镜”“刻板印象”还会长期存在，需要我们长期地沟通，包括做出解释、提出反批评，并坦然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审视。在西方信奉资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文化环境中，恶意和敌意的报道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们可以表达不满，但不能指望其彻底消失。
在多元的舆论环境中，新闻报道对各方意见的反映大体上还是均衡的。我们需要的，只是设法增加中国立场的感染力。新闻报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资讯封闭和文化隔阂导致的报道失实，会在事态的持续发展、后续报道中得到补充和纠正。一个奥运会在即的国家，不宜因为某些失实和恶意报道，导致民众对外国主流媒体的大规模敌视。因为主流媒体的背后，可能是所在国相当一部分民意。民意与民意的分歧，只能靠对话来解决。
加剧中西方文化隔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之间的资讯落差。我们要继续提高中国内部的资讯透明度，更要高度尊重中国人民的知情权。遇到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及民族关系、宗教问题，都要及时报道，坦诚透明，新闻公开，天不会塌下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国内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媒体管制达到期待的对外宣传效果，必须学会在多元化的声音中进行媒体公关，包括突发事件的危机公关。在拉萨“3·14”骚乱时惟一留在现场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记者詹姆斯·迈尔斯发回的报道，恰恰证明了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的真实性——警方在骚乱现场相当克制。这说明外国记者并非都有政治偏见，更不都是敌对分子。
中国需要社会稳定，公权力需要适当的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但公权力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放到阳光下运行。透明和开放是度过危机最好的方式。我很赞同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在拉萨骚乱后对路透社的表态：中国政府不会因外界的指责而动怒，也不会封锁运动员撰写的有负面评价内容的博客，希望奥运会成为全世界记者用不同的视角看中国的一个契机。
我们应当看得更清楚，成功举办奥运会除经济实力、体育实力外，很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文化、社会、人民素质等软实力。仅靠经济起飞、体育金牌就顾盼自雄，技压天下，那只是自我陶醉、自损形象。
编者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