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焰·
自古忠奸如泾渭、善恶如天壤,但《黑色笔记本》(以下简称“黑本”)让人觉得忠奸不如泾渭那样分明,善恶也不像天壤那样有别。在这部由荷兰人Paul Verhoeven导演的描写二战荷兰抵抗德国的悬念片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灰色世界——在敌占区内求生存又抵抗的本能,好坏难辨又心知肚明的无奈。
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的荷兰,一位年青的荷兰籍犹太女子和家人在逃离德军占领的途中被出卖,全船人被德军打死。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这位女子化名爱丽丝,加入荷兰抵抗组织,投身于荷兰地下活动。在执行一次任务时,爱丽丝在火车上邂逅了德军驻海牙的情报军官蒙兹,并利用他躲过一劫。上级知道后,命令她不惜一切诱引蒙兹,获取情报,还令她潜入德军党卫部安装窃听器。爱丽丝完成了任务,但也对蒙兹产生了爱情。此时,蒙兹已经察觉爱丽丝是间谍,而且还是染成金发的犹太人。但是,他对她的倾爱和“留后路”的战后打算使他大义放过爱丽丝。倒是他的党卫军死对头弗兰根把他刑定为卖国,打进死牢。理由是蒙兹暗地与抵抗组织秘密谈判,擅自答应不处决荷兰抵抗战士。爱丽丝被蒙兹的正直所感动,决心营救,然而她自身难保,也落入魔掌。狡猾的党卫军弗兰根利用同一窃听器,让抵抗组织相信爱丽丝是出卖同胞的叛徒。
战争结束,爱丽丝因为误解被继续关在牢房,遭到同胞施予的非人羞辱,直到后来被荷兰抵抗组织骨干汉斯解救。然而,故事的即将结束才是问题的真正开始。为什么抵抗组织屡次失败?为什么党卫军在打劫袭击时,能够信息准确、如鱼得水?那位律师生前的黑色笔记本里又记录了什么?故事的结局完全意想不到。如果能够原谅犯忌,这里不妨泄漏一下谜底:内奸是那位英勇善战的汉斯。汉斯和党卫军弗兰根曾经有过私下交易,又暗地恋着爱丽丝,是个随机应变的投机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丽丝当初是躺在棺材里,扮装死人逃过了敌人的查捕;汉斯最后是躺在棺材里,扮装死人企图逃出人民的查捕,但未遂而闷死其内。这应验了盖棺定论的老话。
《黑本》并不是有意混淆阵线,而是刻意反映阵线的混淆。它实际相似Jacques R.Pauwels的著作《伟大战争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Good War)。该书揭露了盟军和德军在二战期间,尤其临近结束时,所进行的交易和妥协。如以反共反苏为理由,美英加宽待投降的德军,让在荷兰的降军继续保留武器、维持编制。不同的是,《黑本》用视觉形象表现忠奸的难以分明和敌我的勾肩搭背,包括揭露荷兰人和德军对犹太人的蔑视和谋财害命。影片的表现方式又是反高潮和反意料,故情节悬而不决、惹人猜测、令人回味。的确,由于沦陷区内苟活者、幸存者、合作者、抵抗者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似是而非,有些善良人的灾难开始于战争结束,有些善良人的幸运结束于胜利开始。其实,战争远非忠奸两字所能囊括。
如所知,德军1940年5月10日侵略荷兰,不到5天内占领全国。当时,荷兰共有140,000犹太人,其中107,000被驱除出境。这些被赶走的75%死在异乡和纳粹集中营。影片以此作为仇恨根源的大背景,以爱丽丝一家和其他犹太人如何被枪杀为契机,向观众展现正规党卫军杀人劫富的残暴和卑鄙。如果爱丽丝出于为父母报仇,她的憎恨可以理解。可是看到她自由出入海牙盖世太保总部,为德军投入地唱歌,观众不由得怀疑她是否已经活得相当体面自在而忘却了复仇。当被营救出来,蒙兹和爱丽丝一起逃到一条小船上,这时战争结束的消息从收音机里传来,观众开始为他们的浪漫前景祝福,可是爱丽丝叹气道:“战争结束了,我的噩梦却开始了。”事实上,纳粹军官和犹太女子互相恋爱本身就是错误,但是这样的事确实有过,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有一例。
1945年5月,加拿大军队解放了荷兰。在解放的那些日子里,那些曾经和德军“交朋友”的荷兰妇女被拉到街上当众受辱,有的被剃头、有的被拔光衣服、有的被刻字……她们为“不知亡国恨”付出了代价。深仇大恨的爱丽丝是为真挚的爱情付出了代价,她的代价似乎又比别人的更甚——接受粪便的泼洒。这暗示她叛徒的罪名难以洗清。作为衬托,整天和纳粹花天酒地的爱丽丝女友罗尼却安然无恙。她在德军战败后马上嫁给一位加拿大军医。其暗喻是,战争不是双方对垒,而是左右逢源。与其中流砥柱,不如随波逐流。用罗尼自己的话,“我用笑容对待胜利者。”不过,荷兰人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直言不忌,首都阿姆斯特丹有着欧洲唯一的“与敌合作博物馆。”相比于四川投资家樊建川设想的中国博物馆(不知是否落成,但创意是全民共讨伐),荷兰的博物馆对各种合作分子作了大胆却平和的披露。它意在反映,不在鞭笞。当然,由于德国视荷兰人为雅利安人,德军对荷兰的占领不像对其它的残酷。毕竟,希特勒想把荷兰最终改造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毁了之。
按照惯例,影片里的德国鬼子是一群脸谱化的变态虐待狂。但是,德国军官蒙兹的形象却是出污泥而不染。可以看出,影片对他的描写是情有独衷,以使其鹤立鸡群。战后,蒙兹逃出监牢,被人认出后又入虎口。这符合逻辑,谁能让一个德国军官在光天化日之下逃之夭夭?出人意料的是,蒙兹帮助抵抗组织的功劳没有提及,他本人被移交给战俘营里的纳粹法庭,结果依然以通敌叛变的罪名被党卫军俘虏枪毙。何以可能?如前所说,盟军收编德军俘虏,以防东线事变。为此,盟军承认前纳粹有关惩罚通敌和叛逃的军事法律,允许德国俘虏成立法庭,发给他们德国步枪执行枪决。这是伟大战争里的又一个神话。同时,这又给“忠奸(中间)”地区提供了又一层模糊。殊不知,就连向德国投降并与其合作的法国维希政府,前后逮捕了2000名叛徒,罪名是他们向德国提供情报(Simon Kitson)。
同样是讲潜伏卧底的电影,《黑本》里的爱丽丝和《色戒》里的王佳芝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她们都在黑白两道之间漂流,她们的骄奢生活都招人嫉恨,她们的内心冷暖、人生况味都鲜有人知。又有谁想知?当爱丽丝和王佳芝走近各自的刺探和行刺目标,她们都发现自己坠入情网而不能自拔。她们具备同样的神秘,但有着不同的美。她们同是打进敌人内部,但担任不同的使命、有着不同的结局。另外,对于《黑本》,“好德国人”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或解脱德国人的变节。对于《色戒》,“坏蛋”的形象不允许有好人的举止(根据国人的一些评论)。在西方,说一个人好比较容易;在中国,说一个人坏非常简单。
最后,荷兰和中国都是被侵略国家。面对受辱的过去,两国的反思态度不尽相同。当一些中国人苛刻《色戒》未臻革命理想,他们是把剧中人拔高到她所不是和不能及的超验境界。作为全体沦陷的历史承担者,荷兰人深知占领区的遭际,因而能够做的客观冷静。他们把《黑本》送交奥斯卡以竞争2007年最佳外语片。虽没被提名,荷兰人却为揭自己疮疤的《黑本》感到骄傲。该片于2006年制作,迄今为止,该费用和票房都为荷兰之最。一句话,审视战争的电影已经越来越脱离爱国式的歌颂和教育,它们的精神色调变得越来越灰,敌我变得越来越难解难分。对这类影片的欣赏有赖于史学的解禁和政治的淡化。否则,我们的观众只能按先入为主去照图索骥,而没有能力和素养去归纳群马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