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二）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二）
王怡


殉道与护教：中国自由史的篇章
　　
　　最讽刺的是，一个号称独立自主，“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二千年教会史上罕见的彻底依附于政府、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政府和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教会组织。用吴维尊的话说，“这个‘自’，实质上是中国党和政府对神在中国教会的绝对领导权，或绝对主权”。但对基督徒来说，这已不是基督的教会，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一些公开反对三自，捍卫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独立教会和本色化的教会。而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当局消灭他们。
　　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加入三自，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基督教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极权者来到的时候，却都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但另一方面，到1957年以后，在中国扎根 2000余年的儒家传统和士大夫精神又如何呢？难得发现一个顾准，发现一个遇罗克，王元化先生说，“我们知识分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一位朋友曾当面毫不留情的说，就算顾准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
　　这话太尖锐，也太刻薄。但共产党的确让知识分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而当时全国三分之二的新教徒，他们心中的上帝也没能扶持他们，他们轻易也跌倒了。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全国性背道，无数次偏离他们的上帝。但就如圣经中所说，即使在全国性的背道中，上帝也总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断绝。总有“七千人”不会向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自由史上最令人震惊的篇章，就是在“三自运动”中，上帝也在他黄皮肤的子民中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 “三自运动”一开始，就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家庭聚会，拒绝思想改造。开创了1949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也在中国史上第一次拓展出以非暴力方式，为着信仰抗拒专制的、一个活着的传统。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是消极的不服从，保持秘密聚会。但也有的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信仰辩护的人，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史上被称为“护教士”。在1957年，1966年，和19_89年，知识分子们在政治逼迫中从来没有诞生过他们的“护教士”。但在50年代，中国基督教中出现了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中国基督教“护教士”的，是北京独立教会的领袖王明道。他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这一年底发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他告诫吴耀宗们说，
　　“你们不如爽爽快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们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反对与他们同工。宣称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政府，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根基。
　　这两篇文章，不但是中国基督徒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典文本，同样也应被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来。事实上，在1949年后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坚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称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圣经权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当国家的权威变得严厉和残暴时，他们心中就再也没有比国家更高的权威和信念。本着圣经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谁，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一遇上共产党，就连自己也不信了。
　　对上帝的信仰，成为这一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勇气的来源。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和重新站立的源头。王明道发表《我们》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马站教会的著名传道人林献羔。甚至一位上海的女信徒，因“为王明道祷告”，以反革命罪被处管制20余年。另一位信徒替厦门的信徒买王明道的书，也被归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被判18年劳改。而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月的折磨之后，最终支撑不住，于1956年9 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获得释放。
　　只要写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过关。在反右、文革及历次运动中，无数知识分子都曾这么做，人们也都体谅他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也一样软弱。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为此忏悔，也不认为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罪。如巴金一生，从未悔恨过自己的谎言和罪过，未说过关于文革灾难的一句真话。却以倡导说真话之名，至今赢得社会的尊敬。至于朱学勤先生忍不住说，巴老，你讲了那么久“说真话”，你就好歹说一两句真话吧。老作家邵燕祥先生前年出版《找灵魂》一书，将他历次运动的检讨书一一公开，表示悔意。这是一种真正值得尊敬的对失丧灵魂的寻找。而当年王明道出狱后，认为自己如彼得一样背主，自觉已在人前否认基督。经过一年多的休息和精神的恢复，他在一个早晨，和老伴手牵着手，走进北京市公安局。对每一个睁大眼睛的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立场，我否认我的签名。王明道再次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那一个清晨，那一对牵着手的老夫妻，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苦难的回答。也是当我想起1949年后这个国家的一切苦难时，心中微小但是坚定的温暖。这样的人物，从1950年到1958年，直到1979年，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从传道人到平信徒，从城市到乡村，就如星星一样闪耀，于数十年政治苦难中开创出家庭教会的传统。护教士的声音，和殉道者的血，从十字架一直流到中国家庭教会数千万信徒的身上。
　　
　　与此同时，“三自运动”的政治狂飙也刮到了天主教会。天主教神父们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很小，他们的护教和殉道甚至比大部分新教徒来得更加坚决，毫不动摇。并得到罗马教庭的大力支持。教廷公使黎培理在致中国各主教的信中，反对三自运动。1951年9月5日，他被驱逐出境。1952年和1954年，教宗发出两份通谕，《劝勉中国被难教胞》和《致中国人民书》，批评三自运动是要“建立一个不再是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教会，它否认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教宗激励中国的天主教徒保持信仰的坚忍和忠诚。无数与王明道类似的中国神父，如张伯达、周济世、龚品梅、邓以明等，成为可称颂的真理的仆人和信仰的捍卫者。张伯达神父在压力下公开发表讲话，声称“天主教会在中国所作的一切，没有一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益处，因此我绝不能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他随后被捕，三个月后在看守所被折磨致死。在重庆，一位年轻的神父董世祉，在一群高呼爱国口号的天主教徒面前，发表了一段尽管流传不广，但却堪与尼莫拉牧师前后辉映的动人演讲，
　　“今天，他们要我们攻击教宗在中国的代表——黎培理公使。明天，他们就会要我们攻击教宗——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后天，他们难道就不会要我们攻击我们的上主，至高的神——耶稣基督本身吗？”
　　
　　许多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都对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难以理解，或心存怀疑，担心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有相似的排他性。1949年以后，中国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群一样，都活在专制主义的苦难当中。但基督的教会在一样的苦难中，和普遍性的跌倒中，仍然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殉道与护教的传统，活出了一个尽管微弱但是坚决的良心自由的传统。到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群体，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脊梁，遑论保守一个传统。而中国的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和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一道受难的见证人。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用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却出人意料的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到拉地扔出监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
　　从50年代开始，吴维尊写出一封封“主内书信”，在家庭教会内流传。1987年5月28日，他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 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这也许是1949年后中国自由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文本，超过那个时代10万知识分子所写文字的总和：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_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 “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他将一种绝对的信仰和良心自由，及一种绝对的对于掌权者的顺服，以一种极其尖锐、决绝但却非暴力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直到他死。至少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右派可以说，你之所以没有屈服，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我想也没有一个民主斗士或自由主义者可以说，基督徒右派吴维尊为中国人留下的，不构成自由概念的一部分。

控诉运动：反右和文革的操练
　　
　　50年代初期，“三自运动”将镇反中的控诉会、批斗会引入教会，成为以后在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对付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改造的操练。
　　尽管周恩来的三次胁迫，要求基督教要展开自我批评，清除教会中的帝国主义走狗。但吴耀宗等现代派（自由派）领袖，在教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掀起一场大批判运动。“三自革新运动”亟需政府的直接推动。于是周恩来授意由郭沫若（时任副总理）出场，在1950年12月29日，在政务院作《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政务院随即制定了相关条例。郭沫若在报告中称，“接受美国津贴之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并对周恩来一手策划和授意的三自运动，欲盖弥彰的声称，“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十几天后，吴耀宗率26位基督教领袖发表宣言，拥护政务院的方针，欢迎政府进驻教会。于是当局开始直接插手教会，短短两个月内，全国19所基督教大专院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被政府接收。150年的基督教会，从此被赶出主流社会。《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宣布“教会学校”这个名词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1951年4月16日，由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宗教事务局前身）在北京召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基督教各宗派、团体代表，包括与美国差会并无任何关系的独立教派领袖，如聚会处的倪柝声，山东“耶稣家庭”的敬奠瀛等，共154人，均在政治压力下出席政务院的会议。受邀请的教会领袖中，只有王明道一人，给政务院回信，声称“敝会堂从创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国津贴”，因此恕不参加。
　　吴耀宗在这次会上，对8个月以来的三自革新运动向政务院作了汇报，表示三自宣言的签名者已达全国基督徒的百分之十八。教会的讲台已开始宣讲爱国爱教的道理，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教会已悬挂了国旗和领袖画像，并组织信徒上街，参加反帝爱国的游_行。然后他说，当然运动开展得还不够深入，很多人的签名“仅是为了敷衍”。
　　而陆定一代表政务院作主要讲话，传达出中共更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他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肃清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影响。他提出三个强硬的要求，第一，基督徒必须向他们中间的“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分子”展开一场斗争，第二，基督徒必须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三，三自宣言的签名还要继续扩大。
　　在当局胁迫和“不信派”领袖的组织下，这154人在会上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表示要“最后的、彻底的、永远地、全部地切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三自”。沙百里神父评论说，这意味着对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的彻底否认，从此教会的信仰“在民族主义理想的周围汇集起来”，而不再与“足够的基督教的基本要义”相关。《宣言》进一步提出，教会要“协助政府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败类”，并在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中“积极展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控诉运动”。
　　从此，一场二千年基督教会史上罕见的卖主卖友的检举和控诉运动，在中国基督教内轰轰烈烈的展开。
　　
　　为了让基督徒学习如何控诉自己的弟兄，会议特别举行了两天的“控诉大会”。18位与会代表粉墨登场，从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起，从西方传教士一直控诉到自己本土的弟兄。在此，将这些在中共面前控诉弟兄的部分基督徒列举如下：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
　　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邵镜三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施如璋
　　（以上三人控诉美南长老会宣教士毕范宇）
　　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控诉前任总干事骆爱华）
　　中华卫理公会的江长川（控诉其同工陈文渊）
　　青年会全国协进会副总干事江文汉（控诉前任总干事梁小切）
　　中华圣公会主教团主席陈见真（控诉该会云南主教朱友渔）
　　
　　此外，陈崇桂带头作《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发言，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骂起。但身为神学院院长，竟漏洞百出，胡编乱造。譬如说马礼逊起草了南京条约，但马礼逊在此之前8年就已去世，事实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在中英谈判中担任过翻译。最触目惊心的，则是青岛基督教联合会的书记，可惜只知他姓王。他控诉当时已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的青岛传道人顾仁恩。并声嘶力竭的问下面154位基督教领袖：“这样的人, 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人便喊:“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台下响起一片‘该杀、该杀’的怒吼”。
　　一个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就这样诞生了。在大汗淋漓的控诉大会后，产生了一个假基督教会的领导机构，“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为主席。他在后来成为三自机关刊物的《天风》上发表感想，说“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 在政府领导之下, 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代表们回去各地，传达大会的精神。三自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普遍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之控诉运动”的决议。其中号召基督徒们“可以先在每个教堂内举行控诉会，然后举行全城教会的控诉大会”。并告诫各地教会要开会控诉会，就要“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指导与协助”。筹委会说，要“注意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才能开好控诉会，并要把控诉词记录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
　　王明道坚决反对控诉会，认为与圣经“不可论断人”的教训有违。他说，对有罪的弟兄，只能按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进行，而不是通过控诉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但吴耀宗反驳说，“控诉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他解释《马太福音》第廿三章，说“这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筹备会成立短短两个月，全国已有63处举行了控诉大会，到了年底，123个城市的教会举行规模较大的控诉会228次。因为王明道的影响力，北京的控诉大会效果不好。于是“三自”选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诉大会，竟有基督徒一万余人参加。吴耀宗在会上带头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 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它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 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 走遍全中国, 伪装传扬福音, 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
　　吴耀宗接着控诉“美帝国主义在基督教教会与团体中豢养的一批所谓教会领袖”。点了十余名本土传道人的名字。控诉大会结束前，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为了消除部分信徒的心理障碍，一些牧师甚至站出来分享控诉中的“属灵快乐”，如崔宪详在大会上详细描述自己在控诉的前一夜如何因内心挣扎不能入睡，但经过“思想斗争的痛苦”，他最后得到了“事后的快乐”。崔宪详表示，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号召他领导的中华基督教会2，000余所教堂的负责人，推行这样的爱国控诉大会。当选为三自筹委会秘书长的刘良模，甚至无耻的宣称，控诉之后“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筹委会还将控诉运动的成绩，列为一个教会或团体建立三自分会的条件。甚至一个教会必须控诉最少4名会友，才能向政府申请免征房地产税。然而，就和后来的历次运动一样，一旦人心中的撒旦被释放出来，就连三自筹委会这个魔鬼代言人也无法控制控诉的浪潮。既连主都卖了，卖弟兄还有什么障碍。一些基督徒在一种绝望、恐惧和阴暗的复杂心理下，以撒旦的方式对付撒旦，开始把控诉的烈火烧向一部分支持三自的教会领袖。1951年9月，信徒翟美德在《天风》上发表《我控诉帝国主义走狗杨绍唐》，杨绍唐是筹委会的常委，后任三自会副秘书长。同月南京聚会处举行控诉会，控诉领袖倪柝声的美帝阴谋活动。接着，神学家赵紫宸被控诉有亲美思想，被撤销院长职务。如果说这些被动依附的三自运动的边缘人物被打倒，筹委会仍然乐见其成。但同年7月，三自的副主席陈崇桂在重庆神学院的控诉大会上，意外地受到控诉，控诉者几乎全是他的学生。这一幕使三自的教会领袖人人自危，于是一些人为避风险，站出来自我检讨。如贾玉铭主动揭露自己无意中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就连真耶稣教会的领袖魏以撒，和美国差会没有任何关联，也在《天风》上发表《我的检讨》一文，自污其面。
　　与此同时，“三自筹委会”也成为对文化界进行思想改造的试验田。从1951年11月开始，他们在教会中推行思想改造的政治学习，举行第一届基督教政治学习班。他们的经验被全国政协采纳，后者在第二年初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但教会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早期推广不力，仅在北京，就有11个独立教派的代表公开拒绝参加学习班，我在此写下他们的名字：
　　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一年后，华东局宗教事务处的处长在一次全国性基督教会议上批评“很多人学习不认真，参加秘密聚会的人越来越多”。1953年5月，筹委会要求任何教会都不得请王明道、王镇、袁相忱等人去讲道，意图迫使这11位教会领袖就范。从1953年8月起，除这11个基要派团体外，其他教会的所有牧师、传道人都必须参加教牧人员学习班。
　　到1952年底，控诉运动已进入尾声。至此中国基督教几乎尽数投入三自的势力范围，剩下一小批持守真道的基督徒，转入地下的秘密聚会。这一场三自运动，偏偏从现代派的新教徒开始，随后推行到中国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甚至连佛教和道教也受到牵连。共产党以新教为突破口，在短短三五年间，成功地在每一种宗教中都建立起大一统的傀儡机构。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不承认，1949年后的中国新教徒是罪孽深重的。中国基督徒所信仰的那一位上帝，从此将他的咒诅临到了这个黄皮肤的族群。叫大厦倾覆，天地为之昏暗。中国人这50年的政治灾难，不但是因为共产党史无前例的倒行逆施而受到诅咒，也因为他们中间的基督徒普遍性地背主，而使他们的同胞受到诅咒。一方面，一部分持守信仰的基要派基督徒，选择了与这个国家一同受难，并以自己在一个残忍时代的信仰与良心自由，为中国带来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广大的基督徒或受新思潮的冲击，或为躲避苦难而选择了背弃信仰，这一选择使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更大的诅咒和苦难。他们不但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而且将他们的基督徒弟兄、他们的天主教弟兄，甚至也将他们的全体同胞一起出卖了。
　　倒头来看，像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甘心委身于自己的族群，委身于那个时代。他们知道在一个黑暗的世代“爱自己的邻人”，在那个世代为信仰作美好的见证，只有一条路。就是在苦难来临时并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默然不语。今天的中国教会要争取自己的信仰自由，并希望得到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基督徒第一要做的，就是为教会在1950年后整体性地背主并依附共产党而忏悔，在上帝和中国人的面前认教会的罪。
　　但今天家庭教会的福音派基督徒，仍有一种狭隘的眼光，就是仅仅在基督教的内部强调与“三自”的对立，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历史的超越性，那么教会就不单是一个受害者。基督徒就必须把眼光放到教会的背主与国家命运之关系上看，把自己在1950年后所受的逼迫，和整个民族这50年来在镇反、反右、文革、民主墙、64屠杀中所受的苦难连在一起来看。在1950年，共产党选择了首先拿基督教（新教）来开刀，使教会幸运地站在了一个为他的同胞受苦挡灾的位置上，但教会却从这个位置上跌倒，在共产党对文化群体的第一波迫害前彻底丧失了“光和盐”的位分。接着，一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就临到了整个国家。今天一个基督徒如看见这一点，就应为此而忏悔，替自己的弟兄认罪。如果没有“三自运动”中数十万基督徒的集体背主，如果在 1950年，教会中有一万个王明道、一万个吴维尊，那么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还可不可能发生？
　　尽管家庭教会活出了一个殉道和护教的传统，但“三自”从新教而起，及教会的普遍性背主，依然是每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耻辱。同样也是曾为这个民族带来诅咒的一部分。而以这个眼光来看教会与“三自”的关系，一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第一要做的，就是来到上帝和中国人的面前，替三自会的信徒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