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龚小夏.刘晓波.王丹: 八九抗议运动并非民主运动 ZT

戴晴.龚小夏.刘晓波.王丹: 八九抗议运动并非民主运动


自由中国论坛 » 史海钩沉 » 六四专栏 »

八九民运组织结构研究

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连载

封从德（法国）

　　一、北大筹委会的特点
　　
　　“北大筹委会”成立于1989年4月19日，是学运中第一个自治组织，全称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组织产生于一次二千多同学的聚会，由此可以体现其民主性与开放性。她并不排斥官方学生会，实际上在成立之前，同学们还呼吁学生会的干部挺身而出领导学运。其名称自限为“筹备委员会”，且当众宣布筹委会成员不得参与未来的自治学生会的竞选。因此，北大筹委会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要限制个人私利、发展民主机制以保障其开放性。北大筹委会的特点，相对而言，也许可以说是“中庸”，即在“民主”与“集权”之间逐步调适。她有偏向于民主性、开放性与延续性的一面，这种取向的代价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运动中后期因为其民主机制的完善而有长足改进。

　　在学运初期，筹委会的来源有四：

　　1、自发的无派别同学，如丁小平、熊焱、常劲、郭海峰、柴玲、赵体国和我等人；
　　2、“民主沙龙”王丹、杨涛等人；
　　3、沈彤及其“奥林匹亚学院”成员；
　　4、原学生会成员，如李进进、张智勇等人。

　　其中自发者居多，运动期间始终如此。

　　这四类成分大体涵盖了北大学生的各个层面，也显示出筹委会的开放性。但筹委会最初九位成员中没有三、四类同学；“民主沙龙”虽占了三人，却不是前几任的召集人（杨涛做主席是在五月份）。

因此，即便四月十九日晚“民主沙龙”推动的这个“成立大会”，也不是“民主沙龙”的那批同学能够操控得了的。

随着三、四类同学的加入，“民主沙龙”的成员差点脱离筹委会，王丹由于老不来开会还差点被除名。

但限制个人私利、发展民主机制确实在客观上抑制了学运内部的派别之争，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龙”与沈彤等人的“奥林匹亚”之间，虽摩擦不断，终究并未爆发内讧，也未形成一派独大的情势。

　　民主机制的存在和强调，保证了筹委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可以作出正确的抉择，如议决“四二七”出校游行。

当时，在北大筹委会常委内部进行表决时，五常委中是三比二反对出校，结果在我和一些同学的坚持下，各系筹委根据民主程序联名召开扩大会议，否决了常委会的决议。

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知道，北大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对其他已作好准备但还在观望的学校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而正是由于各校的汇合，使“四二七大游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壮观局面。这一过程加强了我对民主机制的信念，对我后来的行为也有极大的影响。

　　但是，对民主机制的强调也有副作用，尤其是运动初期，影响了北大筹委会的运作效率。这表现在召集人从4月19日夜到25日，六天换了三届。尤其是4月24日全校学生大会，由于民主程序尚未确立，部份同学操之过急，结果没能完成学生自治会的直选，致使北大丧失了一次“校园民主建设”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学运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然而，权衡利弊，我还是认为，加紧建立民主机制是保障组织长期效益的关键。北大筹委会到了运动中后期异常稳定，有相当大的权力延续性，内部也不再有大动荡，效率越来越高，成为运动实质上的中坚，无论是“北高联”还是广场指挥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绝食前，北大的校园民主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得到校方的认同。5月3日，我曾以北高联主席和北大筹委会常委的身份与丁石孙校长及教务长等人会晤，丁校长完全赞同“校园民主”的设想，可惜后来被绝食所打断。

　　北大筹委会和后面要介绍的一些组织，足以反驳后来有许多否定八九民运的民主性质的评议。

　　这些否定性评议中，最为怪诞的是一些曾经的参加者和支持者的言论，如

　　“天安门事件并非民主运动，而是中国在实现社会转型时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戴晴）、

　　“八九年的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但很难称之为民主运动” 、只能称作“泄愤运动”（龚小夏） 、

　　或

“八九抗议运动”、“它绝不是伟大的民主运动，而是奴隶们的反抗运动”（刘晓波），

　　等等。

　　这样的言论并非仅仅由于误会，还得到更为直接的当事人提供的说法的支撑，

　　如作为北大筹委会骨干的王丹在影片《天安门》中指称的：“北大筹委会的常委并没有经过程序化的选举过程。筹委会曾经几次作出努力, 就是希望能够用真正民主的方法选出自己的领导, 但后来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