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中国股市是慢牛，救市是个伪命题

他是学者，也是政治家，他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包括住房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商业银行改革以及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等等，他坚信治学是从政的基础，在他看来，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为了振兴中华。
16岁时他怀揣爱国情怀独自离开香港，来到内地。八十年代初，他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学成后归国，还是无党派人士的他1994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走上从政道路。1996年他担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起历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今年，他卸下民建中央主席职务，也告别了任职10年的全国人大的政治舞台，他说，在民建从政的11年是最辉煌的11年，他没有偷懒，实践了报国的诺言。
他就是成思危。
成思危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10年前，他领导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成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面对“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美誉，他说自己只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成思危敢言，他的一句话可以牵动股市神经。在迪拜召开的英国《金融时报》中国-中东峰会上他发表中国股市的泡沫正在形成的观点，他讲很多人自认为是赢家可能最终是输家，这些话后，股市下跌7％，他也遭到很多人质疑。面对这一切，他笑言自己的名字叫思危，就是要居安思危，“在热的时候泼冷水，在冷的时候升升温，所以老是挨骂。”
4月21日和24日，成思危分别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发表有关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的演讲，他笑称自己的观点是“老人言”，但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成为媒体追逐和关注的焦点。讲学之馀，他在下榻宾馆就当下经济热点问题接受了经济导报专访。
救市没用市场有规律
记者：中国股市从6000多点降到3000点下跌一半，您认为这种大幅下跌原因何在？中国股市为什麽没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成思危：6000点是不正常的，没有大起就不会有大落，暴涨之后必有暴跌，这是客观规律。2006年4月14日股指上证指数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2242点，之后一路飙升到6100点，增加了三倍，但是中国经济没有增长三倍，上市公司的绩效也没有增加三倍，这种暴涨没有基础。
虽然现在只有3000点，我还认为是慢牛市，因为一年之内股值已经升了1000点，当然是慢牛。国际一般的定义，长期偏离正常股市20％就是熊市，中国还没达到这个标准。
记：您说过救市措施没用，但现在印花税已经调低，您怎麽看现在政府的措施，是不是真的想救市？救市是不是真的没用呢？
成：我认为救市是一个伪命题，市场有自己的规律，政府可以利用政策手段来调节，我不反对这些做法。我们所谓的政策措施比如减印花税等措施可能短期有效，长期不会有很大效果。政府拿钱来买股票的做法，除非特别必要才采用，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做。
试水人民币自由兑换
记：四天之内政府有两次救市措施，是不是证明内地股市已经见底，泡沫已经不严重？如何理解中央两度紧急救市？为何在此时机还不开通港股直通车？
成：我认为这不能说成是一种救市，只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第一，我不赞成用上证指数来看股市，因为上证指数已经严重失真，首先它是按照总市值算的，但中国总市值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不等於可流通市值，这样大蓝筹股在股指中的权重就很大，比如中石油一家最高的时候占权重的24％，这是什麽概念呢？就是4000点左右的时候中石油占10％，上证指数就要掉100点，所以不合理。再一个它是把上海所有的股票都加权，我们达到国际标准的上市公司只有30％，有70％收益不是很好，将它们全部加到一起，就失去股指本身的代表性。道琼斯，纳斯达克指数都不是这样做的，它们都是选成份股，成份股代表股市的未来。所以我的看法是要看个股，个股好迟早会升。
3000点有没有泡沫？我认为好的股没有了，但有的股可能还有，这很难讲。直通车的问题，政府已经宣告了肯定要做，但什麽时候做就取决於最高层的决策，直通车某种意义上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试水，所以要很慎重，我觉得不应单看股市因素，要看整个条件是不是成熟。
记：您觉得什麽时候具备成熟的条件可以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
成：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研究这个问题，2000年在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与解释》一书中提到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当美元强势的时候，盯住美元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但不能长期采取这种办法，第二步就变成盯住一篮子货币，第三步就是人民币全部自由兑换，如果最后人民币不能成为世界自由兑换的货币，经济全球化都是有困难的。
所以2007年我们宣布人民币盯住美元变成参考一篮子，参考和盯住不同，参考透明度低，灵活性高，盯住灵活性低，透明度高。我们已经走出第二步。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最终的目标肯定没问题，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走。其实1996年经常账户下，我们已经开放自由兑换，基本帐户下还没完全开放，根据IMF的标准，有43分项目在基本帐户下，其中一半我们已经比较放开，其他一半可能要逐步放开，所以蒙代尔认为最后的时机是2008年。
我不怀疑这是个好时机，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我们的管理能力能不能做到，我的观点是只有管得住才能放的开，否则就很危险。第二要确定时机，所谓时机就是美元、日元、欧元相对的强弱，我们要在最有利时机放开，所以未必是2008年，但我认为资本账户逐步放开，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不会太久。
中国金融业尚不发达
记：您觉得现今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改革中存在哪些问题？最近有些学者对金融和经济安全问题提出一些观点和质疑，您有何看法？
成：我去年出了一本书《成思危论金融改革》，基本已经包括我所有的观点。中国发展处於工业化中期的阶段，工业化中期的特徵之一就是产业资本做主导。像沃尔玛这样大的超市，是靠产业资本主导，产品摆在那里不能收钱，要卖出去才能收钱，它会收入场费。到工业化后期是商业资本主导，后工业化时期是工业资本主导。
中国现在是产业资本主导时期，所以金融系统就不够发达，比较脆弱，这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你看我们基本没有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我们的金融产品现在也很少，金融衍生产品基本没有，股指期货还没推出，这就是我们金融系统不够发达的第二个表现。
金融系统不够发达的第三个表现是现在中国银行主要的业务是存储业务，对发达国家来讲，银行的零售业务只占到其50％或者以下，我们的银行占到70~80％，表明我们金融系统还不够发达。
金融安全是最重要的国家安全，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不能够靠关门的办法，不让别人进来不一定能保障安全，反而不能学到别人的经验，不能了解游戏规则。我们在期货方面吃了很多亏，就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人才。所以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但是要把握好度，开放到什麽程度，通过适当开放，交流合作，积累经验，不能靠关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人民币升值未缓通胀
记：人民币升值会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币升值能否遏制中国通胀？
成：人民币升值有内在的原因，主要是美国的弱美元政策造成的，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对欧元在贬值。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没有一个固定的衡量标准。各国之间汇率本身是一种金融防护，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要求我们贬值，他们是从他们的利益来考虑。所以人民币不能一直保持升值，我觉得弱势美元政策对美元来讲未必有利，美国是一个进口大国，美元贬值，进口要用更多的钱。对其他国家也有影响，欧洲都受到很大的影响，1欧元从过去换0.8美元到现在换1.6美元，已经升了一倍，对欧洲的出口肯定会有影响。对美国人本身，不论是购买进口产品还是出国旅游的开支都大了。
现在人民币是升值的，但是长期肯定会有变化的，就像股市有起有落一样，人民币不会一直升值，也有可能回落。升值未必会解决通胀问题，人民币已经升值不少，但是通胀问题仍没缓解，为什麽呢，因为需求很强，国内的物价就会高。我们进口的消费品占进口的比重很少，进口主要是材料、机器设备等物品，所以对遏制通胀的作用不大。
记：国内现在通胀比较严重，由於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香港很多中小企业都遇到困境，您认为有什麽措施可以帮助他们？
成：遏制通胀是今年重要的任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双防一紧”的措施，就是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完成今年将通胀控制在4.8％左右有点困难，但我相信这些措施慢慢会发挥作用。
至於成本太高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现象，国家经济发展，工人的工资就要提高。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可能就挺不住了，有的会转移到西部或者东南亚这些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对企业本身来讲，我认为主要问题是企业主和职工要一起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的效益，只有共建才能共用。
中国产业升级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者倒闭或者转移，不能只靠廉价劳动力来发展，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都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要慎重对待这件事，不管是关门还是转移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这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但大趋势肯定是中国不可能长期搞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业来发展。
香港优势：国际化专才
记：台湾是对大陆投资的重点地区，投资包括金融、服务业等，这些也都是香港的重点产业，那会不会令香港的地位有所变化？
成：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地位是多年形成的，这个地位我认为不会动摇。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有国际化的专业人才，专业人才有四个特点，第一是具有全球眼光，第二有精湛的专业知识，第三具有很强的国际沟通能力，第四就是有好的专业道德操守，香港就是靠这些人才，才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的自由度在世界上是很高的，这些优势没有丧失，所以我一直讲这个观点，大家不应只看内地这张饼，应该将这张饼做大，我们可不可以利用大家相互优势互补，去赚外国人的钱，打入国际市场，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我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应该在国际竞争上做得更好。香港国际化人才加内地丰富的资源，强大的经济能力，广阔的市场，这些应该是很有竞争力的。
所以我不担心台湾的问题，台湾2000多万人，香港700万人，同13亿比，都是很小的数字，香港与内地配合好，发展一定没问题。